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全书虽说只有31000多字，却是包含着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植物（包括生态习性、医疗攻效）、矿产（包括产地、色泽、性状等）、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我国上古史的重要文献。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神话史、民族史、医学史的学者，探祖寻源都要研究《山海经》这一部书。
现在流传着的《山海经》是汉哀帝刘欣建平六年（前6）刘秀（即刘歆）承袭父业任“秘书”之职，校阅宫廷珍藏的秘籍时发现的。刘秀对此书评价甚高，并将“山海经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上呈奏朝廷。此后才有抄本流传于世，共十八卷，分《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和《大荒经》五卷。
作者和时代
《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历史上早有不同的说法。确定其成书时代，对于认清它在中国古代历史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现在通行的说法，认为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时之作。对其成书于何时，有以下几种主要说法：
第一种，自西汉刘秀（歆）以来的正统说法，认为此书是大禹、伯益所记，而且：
“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人民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分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都承继此说。著名的东汉学者王充也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间作《山海经》。”都同意《山海经》为禹、益作著。
第二种，近几十年来，《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引起热烈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出现最早，主要论证了《山经》成书年代比《禹贡》还早，说：“若《禹贡》出于战国之季，则《山经》之作，其在战国之初，或春秋之末。”举出如下证据：
其一，“《山经》作者确认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胥居一大洲之上。”“古人屡称四海者以此，知实为古之地理概念。《禹贡》作者则已知惟东方有海，故青、徐、扬各州各以海表州。其结尾全曰：“东渐于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学识之大进步，突破了古代之幻想者也。”
其二，“《山经》流沙之名，原不专属于某方”，“此种观念，即承认四方有海而来。盖海滨皆有沙洲，所谓流沙者，即沙洲之异名耳。”而“《禹贡》作者，已打破此旧观念，遂以流沙之名，专归于沙漠，而属西方。”可见《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要比《山经》作者准确和进步。
其三，“《禹贡》之南界为衡阳，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为岱、荆、衡、华。衡山之地位如此重要。《山经》作者对东方的认识是极为模糊，而犹知有泰山。又西山以华山为首，中次八经以荆山为首，与《禹贡》之分雍、梁，荆别豫荆者，其观念甚相似。独衡山既不见于南山经，又不见于中次十二经，何也？予因以知《禹贡》南之衡山，盖楚杯南境之结果，当作《山经》时，河汉间山犹未尝闻其名也。”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顾颉刚先生认为《山经》早于《禹贡》。但顾先生最后说：“古人著书，恒不出于一手，成于一时。《山经》定形之期，或未必远早于《禹贡》。至其胚胎之期，则断之高于数百年也。”
第三种，以王成组先生为代表，认为《五藏山经》是战国后期作品，成书比《禹贡》要晚，是《禹贡》几种地理概念的发展。提出的理由为：
其一，《山经》此种“专题的长篇著作，显然是战国时代兵家、农家、医家等各部门先后编著专著，争鸣成风的条件下的产物。”
其二，“对诸多矿产的关心，显然是继青铜文化之后，铁器开始盛行时代的作品，铜铁在各种金属中产地比较多，而出铁之山更多于出铜之山，相当符合战国后期采矿业发展的倾向”。
其三，“大量的山名水名，山名之多仍然比较《管子·地数》篇提到的出铜之山还少一点。《五藏山经》的山数总计，只有《地数》篇出铁之山的八分之一。”
其四，怪物、怪人是作者想象臆造。产生的时代“正是战国后期的方士在大力宣扬神仙怪异和长生之药。”
其五，地理思想上“《五藏山经》显然受到《禹贡》的影响，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有关河流发源地的新资料。”如，山列远较《禹贡》为详细，且有方向里程，并将《禹贡》大小水道发源地具体化等等。
在以上三种看法中，现在一般很少有人坚持《山经》出于唐虞之际的第一种看法了。我们认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种看法，比较客观，《山经》对长江及长江以南的地方，地理概念就十分模糊了。对长江也只朦胧认识，而《禹贡》对扬州、荆州、梁州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地理概念比《山经》确切。
《山经》虽记载了五列山，但其中较详尽且较准确的仅是北山经、西山经与中山经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大约是今日的黄土高原、汾渭谷地、河南境内黄河下游一带。而南山经记载模糊，东山经难于确考，西山经西部神话明显增加。可见《山经》作者的地理观念中，比较清楚的仅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禹贡》则不同，其描述的地理区域范围显然比《山经》为广，所用的地理概念准确，语言明晰。《山经》则较《禹贡》地理概念原始，成书在前可能性大。此书又不出于一人之手，非一时之作，使其成书年代增加了复杂性。袁行霈先生研究认为“如果肯定《禹贡》是战国末年的作品，那么，《山经》必完成于战国中期以前。这是它的下限”。又说“大致可以肯定《山经》是战国初期或中期的作品。”
《海经》部分，现在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的人所作，而《大荒经》补进《山海经》中则更晚。它很可能是汉哀帝时期被刘秀将三十二篇删为十八篇中删除来的材料，到东晋郭璞时又重新整理纳入其中。
《山海经》的性质
由于《山海经》成书时代古远，书中又记载了很多内容，有些内容不易被后世读者理解，后世研究者对此书的性质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认为《山海经》是巫书，书中的内容仅有神话性质。历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的内容，“恢怪不经”、“离奇怪诞”，是神话，是臆造。西汉司马迁最早提出来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数术略·刑法家”，实际认为它是巫书。最早注释《山海经》的郭璞也说过：“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垮，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有：“精卫御微术，将以填沧海”之句，及“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之句，都是把《山海经》看做是神话故事书。到了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四部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录提要》的纪昀（晓岚）说《山海经》，“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闻一多、沈雁冰等人也把《山海经》看做是神话书。新近袁柯先生撰文也说：“《山海经》自身的内容，有力地证明了它是古代的一部巫觋之书。”
其二，认为《山海经》是“圣贤遗事”，是科学书，是可信的地理书、博物书。西汉刘秀校《山海经》，上表呈朝廷时说此书“可以考桢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谣俗……博物君子不可惑焉”，又说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简直将之当成真实的地理博物记载了。晋代郭璞继刘秀之后，也十分推崇这部书，认为它是可信的地理记载。他批评不信此书记载的人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此后的目录书，大多把它列为“史部地理类”，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都将之列为史部。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证》、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任元德《山海经为地理书说》、高去寻《山海经新评价》和孙青元《山海经时代的社会性质初探》等都认为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地理书。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说《山海经》“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关于古人是怎么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天然物质的知识。”他还将《山海经》中的怪物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怪物进行了比较，认为这可以探索人类文化起源的渊源，提供有用的材料。而近年以来，又有学者提出，“海经”中有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与美洲的自然环境、山系、动植物相仿佛，对《山海经》中一向被认为只有神话意义的部分，提出了新看法。
其三，认为此书既是神话书、巫书，又是科学书。顾颉刚先生认为：《山海经》是“合着记载和想象的一部地理书。”袁柯先生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袁行霈先生认为：人类早期的文化工作者就是巫与觋。人类早期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神话之中包涵着真实，在真实之中包涵着神话，因此《山海经》是科学书同时也是巫书和神话书。其论据是：
阶级一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最初的分工，掌握文化的人便是巫。巫在社会上相当于文化人，地位很高。《国语·楚语》上说：“古者，民神不杂……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觋是那时的文化阶层，他们是沟通上天和人间的“使臣”。最初的占卜、历数、医药、祭祀都由巫来管理。“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那时，“巫、祝、卜、史”本是一体，为了祭祀，巫祝必须熟知山川名号，了解各山之神以及各地的物产、特产。他们参与国家的庆典、祭祀、决策活动，必须有广博的地理、博物知识。古代祭祀活动，规模十分庞大，祭品包括殊方珍异，由巫管理。总之，古代巫的社会地位重要，他们人数很多，分工较细、分别通晓神话、祭祀、占卜、舞雩、地理、博物、医药等多种学问，而《山海经》为巫觋根据远古传说记录下来的一部巫觋之书，为他们施行巫术时参考，同时也记录下了古代许多真切的知识。
《山海经》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
《山海经》记录了许多朴素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动植物、矿物种类及其分布等知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可以根据其中的记录，探讨当时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今简要归纳如下：
其一，《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东南至会稽，西南至邛崃，西北至青海、新疆的天山，东至泰山，北边似乎越过河套到内蒙古高原或西伯利亚，中心区域大体包括越、楚、蜀、秦、郑、晋、燕、齐等国疆域。《海内经》主要记海中和沿海边远地区；《海外经》记四海之外的国家和地域。
《五藏山经》示意图（据王成组）其二，《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五藏”意为“五列”或“五域”，是分山列和区域来叙述当时所认识的全国山脉的。在作者心目中，以位于今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为世界中心。对这区域的山脉叙述最详细，分为十二次山经来写。四周是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和北山经。也分别分为若干个次山经来写，最少有三个次山经。在作者心目中，它们共同构成大陆，大陆的四周被海水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是荒远之地，就构成了世界。每一次山经的叙述大致也有一定的规律，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水生动物、矿产等项是基本的。大量的古代山名、河名对今天历史地理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其三，《山海经》中已有“四极”的观念。“四极”又称为“四隅”、“四陬”，在作者心目中，世界是有极限的，可以测量的。《五藏山经》既不称州名，也不称国名，似乎没有政治地理观念，而只讲自然山川，这证明它保有较原始的地理认识。
其四，《五藏山经》的末尾说：大凡“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实际上，列出名称的山只有460座，水名记载了260余条。国内一些学者，如侯仁之、谭其骧、王成组等把山经所提到的一些山名和水系绘制成地图，与今天的山、水分布图相对照。《山海经》作者熟悉的中山经和西山经，描写详细，也较准确。南山经他们不熟悉，描写粗略，臆想的成分也加多。如中山经记述了208座山和84条河，北山经记述有88座山和79条河。西山经记述了78座山和56条河，这都是较为熟悉的地方。而东山经和南山经作者不熟悉，记载的山河较少。
其五，《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大约140多种植物的名称，并进行了一些植物形态的描述。其中木本、草本植物名称各记录都约70余种。以中山经中的植物种类记录最多，约180多种次，其次是西山经，约150多种次。北山经约记录了30多种次，东山经和南山经植物记载较少。这140多种植物中，有一部分可以和今天的植物对照出来。如：木本植物中的松、柏、桑、漆、榕、竹、樗、桢等。草本植物中的菅、杜衡、芍、门冬、少辛（细辛）等。果树中的桃、梨、李、杏、梅等。另外《五藏山经》还对植物中的根、茎、枝、叶、花、果等形态描述。这反映了当时植物学的知识已相当丰富。有一些植物还记录了药用功效。如“萆荔食之可以医心痛”；“枬食之医疥”；“彫棠食之医聋”等等。这样的药用植物记载约有50处。这在植物地理及中药史上有一定意义。
其六，《五藏山经》中出现了200余次动物名称，分别记录了112种不同的动物。这部分内容，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名称，今天看来是稀奇古怪的，动物的形态描述也难于令人置信。而且往往见到这些动物时，记录说会“天下大穰”或“天下大兵”“天下大水”等等。有人认为这些动物描述，科学意义不大，神话成分居多。但若剔去那些荒诞的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动物。它们不外乎是猿猴类（灵长类）、偶蹄类、狐犬类、虎豹类、鼠类、飞禽类等动物。似牛的动物有18种，出现40余次。似鹿的动物有10种，出现31次，似虎豹的动物有11种，出现27次，似狐犬的动物有20种，出现20次，似羊的动物9种，出现20次。出现较多的有麋、虎、豹、牛、鹿、羚羊、犀、兕、象、马等。现在犀在中国已绝迹了。象当时分布在中山、南山和西山区域，今天分布区已大大缩小。当时气候较今天暖湿。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山经里出现过两次。东次二经提到犰狳，是否与南美洲的犰狳相似，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此外记载的动物还包括鱼类、蛇类、腹足类、两栖类等。这些动物及其分布区的记载，实际上也是珍贵的科学资料。
其七，《五藏山经》中有大量的矿物记载。玉出现有154次。非金属有垩、雄黄、文石、赭等十多种。金属有金、铁、银、赤金、赤铜、锡、赤锡等十数种，产地记录有170多处。这是珍贵的矿产地理资料。
其八，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记载与描述。例如关于华山的险峻，《山海经经》记录为：
“太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山海经·西山行》）
如此果断地抓着华山最重要的特征，形象地反映出华山的地理面貌。
又如关于河流季节变化，对教水记述入下：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永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山海经·北次三经》
教水是一条注入黄河、冬干夏流的季节河。
“小咸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山海经·北山经》）
这些记载都是对自然界科学观察的结果，有一定的地理意义。
其九，末尾点出此书的意义，原文为：
“天地之东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穰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锻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山海经·中山经》）
《山海经》的意义在于从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从生产中获得的地理知识，也要应用于社会、国家的经济建设。总之，《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总结，仅将之归入异闻小说是不够的。
第《水经注》
《水经注》是我国6世纪初的一部以水系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国地理事物分布的著作。准确的方位和距离，表现了当时对地理位置记述的精确性。它在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的古籍——《水经》的基础上补充记述，使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文。此书实是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总结，流传到现代全书约有30余万字，内容相当丰富。1500多年来，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如林，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成书的时代
关于《水经注》的成书时代，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传统的观点认为《水经》为汉代桑钦撰，郭璞注。而《隋书·经籍志》录有：“《水经》三卷，郭璞注。”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记》说：“《水经》四十卷，汉桑钦撰，成帝（前32—7）时人。”
而现在研究证实，《水经》所举郡县，西汉、东汉兼而有之，甚至个别的郡县，还有曹魏时期的。据此，认为“《水经》是西汉编定的书”，这一说法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其二，近些年来，侯仁之教授等依清纪昀、戴震之说，提出：“大约在三国（221～279）时候，有人写成《水经》一书……到了公元5世纪，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补充记述河流水道……注文二十倍于原文。”陈桥驿教授也说：“《水经注》是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撰述的一部地理著作。从书名来看，它仅仅是《水经》的一种注释，但这部完成于三国时代的《水经》，内容非常简短……”。
其三，而王成组教授另有新见，他认为“从《水经注》的内在特征来衡量，《经》与《注》可能是郦氏“家之言。”理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序”中只说：“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闻。”据此解释，认为“全书的经、注同出于他一人之手。”为此“提出经、注全是郦氏一手编成的主张”。
本书基本上同意侯仁之、陈桥驿教授的观点。应该说，《水经》一书原出于汉代桑钦之手，后来到了东晋时代又由郭璞（276～324）补注校订，补的注文较少，所以东、西汉及曹魏时期的地名在经文当中都出现了一些（王先谦校《水经注》说明，巴蜀书社）。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在前人《水经》基础上，详加注释，完成《水经注》一书。
郦道元简介
郦道元（465～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现在当地还有“道元村”，原建有纪念他的祠堂。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郦范随侍东宫，官至东平将军、青州刺史、永宁侯。郦范七十多岁死于孝文时期（471～500年间），由他承袭永宁侯爵位，从此走上仕途。
郦道元他自幼随父赴任，临抚东秦、道光海岱。旅居东齐，遍游淄水、巨洋水（今弥河）两岸山水，登临渤海之滨，以观沧海。又游淄水上游，伫立于瀑布飞流之下，涛声轰鸣，空谷传响。当他走上仕途之初，可能住在当时北魏繁华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里宫殿楼台相接，庙宇林立、建筑宏伟、极工尽巧。云岗、武州一带的石窟寺，因岩结构、富丽堂皇、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旅行生活大大增长了他的见识、开拓了他的心胸，也彻底改变了他“少无寻山之趣，长无问津之性”（郦道元《水经注叙》叙文，孙潜夫抄补）的性格。相反，他的行动表明其“搜渠访渎”的性趣是很浓的。
太和十七年（493）郦道元作为孝文帝侍从，随行出巡。到了并州（山西太原）、洛阳（河南洛阳）、邺城（河南安阳北，河北磁县）、蒲地（山西蒲州渡口）、朔州（山西朔县），北面一直沿着阴山到了沃野镇。
之后，郦道元出任地方官，景明中（500～503）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为河南尹，曾又代理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武帝延昌四年（515）任东荆州刺史。孝明帝后又招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边郡（《北史·郦范传》）他长年因宦游，北至阴山、南到汉水、淮河，西到华山，东至山东半岛、渤海之滨。其中特别是黄河流域、海河水系、汉水一带的汾水、文水、晋水、洙水、泗水、淄水、武州川、桑干河、漯水等都保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所到之处，“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兽走过的足迹），访渎搜渠，缉而缀之。”“舟车所届”“访其民宰”，证古观今，研究地理环境的特征与变迁，为《水经注》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经注》中许多逼真的描述，非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郦道元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实地踏勘，方使《水经注》的记载弥足珍贵，“奇编奥记，往往散见”（明·朱谋玮《水经注笺序》）。
郦道元一生勤奋好学，清代刘继庄称他“博览群书，识周天壤。”他尤爱读《山海经》、《禹贡》、《华阳国志》等地理书籍，以及大量搜阅人物故实、山川风物、金石碑刻、地方图经等文献。广泛而丰富的文献搜集与深入实际的考察研究相结合使他获得了卓越的地理学素养。
在延昌至正光年间（约515～524）郦道元一度罢官家居，这时他可以有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水经注》可能在这一段时期成书。他还著有《本志》十三篇与《七聘》等书，可惜都已失传。
郦道元为官清正、志气刚毅，办事不畏权贵，被阴谋杀害于阴盘驿（今陕西临潼县东）。他死后不久，北魏政权内部叛乱兴起，终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他生在南北分裂的年代里，淮河以南的地方未能亲身考察，因而造成对南方水系记载的某些失误，这是值得惋惜的。最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北魏王朝的政治疆域之内，这也是值得称赞的。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清代刘继庄评价最为简括真切。他说：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亦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声价。但其书详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
近来，《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如下：
其一，《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大小河流及流域区的综合、全面的地理。不仅记述了河流水系的流源脉胳，而且从地理现状一直到历史事迹都择其典型特征作了记录。内容极为丰富，文笔绚烂，体例严谨。
其二，本书的目的“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郦道元在自序中说：
“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
因此才决心注《水经》。《水经注》是一部我国公元5世纪全面的、综合的地理著作。它“并非单纯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记述。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
其三，他认识到上古的地理已很渺茫，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变更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与人文地理的事物比较起来。河道、水系的变化相对稳定，所以才决定以水道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面、综合的地理事物。
其四，他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注文引用的书籍，多达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碑刻及民间采访的口碑谚语及传说。这些反映当时地理、社会面貌的珍贵资料，现在绝大部分都已亡佚，幸有郦注，才得保存吉光片羽。
其五，郦道元还在祖国北方亲自跋涉，探察山水风貌、寻访古迹、追溯流源。因此，《水经注》不少篇章描写逼真生动。使数千年后的读者对当时的地理景观，历历在目。所以《水经注》记录了15世纪之前的祖国综合的大量的地理信息，是研究历史地理、文学、社会发展所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其六，《水经注》是北魏前我国古代地理的总结。它一方面是郦道元个人求索真理、“访渎搜渠”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汉、魏、晋以来众多地方文献和地理著作和地理知识的集结性的成果。没有郦道元个人艰苦卓绝的访求与搜寻，不可能出现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另一方面，没有汉、魏、晋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地理知识与著作也不可能出现《水经注》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
总之，像《水经注》这样体制严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产生于公元5世纪，不但在我国是十分杰出的，就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