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复旦公学就读时，罗家伦十八岁左右年纪，就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但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梁启超，后来操觚染翰，他走得顺风顺水的也是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路子。罗家伦学业优异，行有余力，还担任《复旦杂志》编辑，撰写了一些直抒胸臆的华章，显示出“少年中国之少年”的雄风胜概和文采风流。请看看这段行文：“若欲以20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你不妨拈出其中的三个副词来琢磨，“必须”“切莫”“一定”，全都语气斩截，不留任何回旋余地，这既说明作者自信弥满，也说明他少不更事，对前路的艰难险阻缺乏预见，此时此刻的乐观只不过是个氢气球，虚悬在半空而已。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意义上读书人的光明前途，其实是暗道，甚至是不归路。古往今来，由于做官而弄坏本质的人不在少数。
190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进德会”，首倡“不为官”“不置私产”。七年后，张静江、张继、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乘民国新肇之东风，在上海尝试成立“进德会”，确定“一切从我做起，致力改变社会”的宗旨。“进德会”的“当然进德”（必须遵循之条例）三条是：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自然进德”（非强制约律）五条是：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会员分为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做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1918年5月28日，北京大学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中的戒律依循旧规。在乌烟瘴气的社会里，知识精英修正私德，砥砺情操，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道德完美主义很难落实和变现。在进德会成员中，小赌怡情的并非个别，吃花酒的也显有其人。陈独秀不谨细行，常作狭邪游，甚至闹出大动静，由于争风吃醋去八大胡同挥拳打场，抓伤妓女的敏感部位，招致京城媒体的围攻。不做官就更难了，连会长蔡元培也未能免俗，他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北大进德会成立伊始，就吸纳了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为会员，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共有四百多人，学生不足两千人，进德会的规模不可谓不大。
罗家伦是北大进德会甲等会员，只须持守“不赌，不嫖，不娶妾”的戒律，做官本是无妨的，不算违规作业。然而他在官场进进出出，所言所行颇遭诟病，成为左派文学青年攻击的靶子，被斥骂为“无耻的政客”，这真是他的不幸。
1946年6月17日，王元化在上海《联合晚报》副刊上发表短文《礼义廉》，射出了一枚颇具威力的“开花弹”：“曾任某大学校长的罗某，五四时代之健将也。‘革命已经成功’，但‘同志仍须努力’，遂混迹官场，步步高升。二次大战前，罗某吹捧希特勒，将《我的奋斗》一书，列为青年必读书之一。抗战后罗某又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分子’。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多讥其丑，遂戏赠打油诗一首：‘一生做帮闲，两手只要钱，三擅吹拍骗，四讲礼义廉’。”以“礼义廉”为文章题目，王元化意在嘲骂罗家伦无耻，这是很严重的道德控罪。当时，王元化二十六岁，左派青年的性格偏激自然是难免的，但他的文章代表了许多青年学生对罗家伦从政的失望和反感，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在北大进德会的章程中，对于“不做官吏”有一个解释：“凡受政府任命而从事于行政司法者为官吏。但本其学艺而从事于教育学术实业者，不在此限。”照此解释来看，即使罗家伦是乙等会员，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应不算做官，至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教育处处长、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首任新疆省监察使、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和国史馆馆长，就该算做官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还做过两年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这个职务更难脱做官的嫌疑。抗战期间，罗家伦与傅斯年结伴去四川江津，探望陈独秀，他们想资助穷困潦倒的恩师，却没有看到好脸色，白白挨了一顿臭骂，只好落荒而逃。罗家伦挨骂的缘由就是像他这样一个有名有数的五四健将竟堕落为国民党的“臭官僚”。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多年的好友。在北大就学时，他们一同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罗家伦到欧洲游学时，两人又常在一起探究东西方学术的门道。他们走的均是文史路径，天赋很高，但傅斯年做学问比罗家伦更扎实，且为人胆气更豪，20世纪40年代，他接连喝退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傅斯年也能够保持士人的风骨，刚直敢言，不亢不卑，他从不涉迹官场（依照北大进德会的章程，他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大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不算做官），尤其难能可贵。罗家伦与蒋介石结缘甚早，北伐时做过后者的政治秘书，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倚重非比寻常，但他的仕途发展却略显平淡，主要是性格使然。罗家伦做人做事过于高调，城府不深，从不隐藏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意无意间就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谁都清楚他是蒋石夹袋中的亲信角色，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官场，那些精刮的“摸鱼高手”自然而然将他视为劲敌，他要跻身政界要津，难度反而有增无减。
聪明人做大事未必能够成功，做大使则可能深孚众望。罗家伦的智商够高，他出任过国民政府首任（也是唯一的一任）驻印度大使，得到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很高的礼遇。印度政要、国会议员踵门求见，向他请教如何制定新宪法，印度国旗上的核心图案居然也是由他一语定夺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孤例。当年，印度国旗上的核心图案欲采用甘地纺织土布的纺纱机。罗家伦参详之后建议去掉织机上的木头架子，只保留那只圆轮（恰好神似阿育王的法轮），表示生生不息。这个秉承简约主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优选方案经罗家伦提出后，印度政府很快就欣然采纳了。然而感情归感情，政治归政治，1949年底，印度与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罗家伦黯然卸任。
罗家伦退处台湾岛，仍未消停，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张汉字简化，立刻招来一身腥一身蚁。廖维藩与一百余名“立委”联名，控告罗家伦是国民党的不良分子，“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类似匪谍行为”。罗家伦帮忙没帮到位，反倒帮出满背脊的冷汗来。后来他手握国民党党史、中华民国国史的诠释大权，又弄出不少纰漏，遭到吴相湘等史学家的诘问和批评。花甲之后，罗家伦的智力衰退较快，这是他力不从心的主要原因。
功名自有定数，强争不来，强取不到。罗家伦混迹官场，一直未能跻身于核心的党政部门，功绩仍属教育为多，虽然他在大学任校长的时间充其量不足十三年，但他主持的改革卓有成效，惠及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抗战时期，罗家伦赋诗“一寸血肉，一寸山河”，他的系列演讲和他的著作都及时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这个成绩是不应抹杀的。当国民党政权“漏船载酒泛中流”，无可挽救地沉沦时，他在政治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已微不足道。总而言之，罗家伦的人生不如好友傅斯年那样波澜壮阔，他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五十岁后即泯然众人矣。嘲笑罗家伦的多为海峡两岸的名手，他屡遭责难而从不反唇相讥，居然唾面自干，这样能容能忍的君子风度自是极不寻常。至于蒋介石为他题写的挽词“学渊绩懋[mào]”，究竟应该打几折？就肯定各有各的算法和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