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将苑·假权》中说道：“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意思是说，军队的将帅如果不能得到君王授予他的赏罚之权，就如同把猿猱的手捆绑起来，却要它敏捷地翻腾，把离娄（古代传说中一个眼睛极好的人）的眼睛遮起来，却要让他去分辨青黄颜色，这是做不到的。诸葛亮用“束猿猱之手”与“胶离娄之目”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授权对于用人的重要意义。******在用人上，也十分强调要注意对下级的充分尊重和信任，不但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要明确他们的职、责、权，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曾指出：“指导他们，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侵略军就将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面对外来的军事威胁，****中央、******毅然决定派兵赴朝作战，并派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军作战。在战争期间，******时刻关注着朝鲜前线我军作战的情况，并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了大量有关作战方针和战术安排上的电报，但远在北京的******并非是对朝鲜战场实行完全意义上的遥控指挥，而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在总的作战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作战的指导思想，并总在电报最后写上了“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彭德怀以充分的指挥自主权。
彭德怀上任，就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情况后，立即要求将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队进朝鲜境内后，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又电请增派两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过鸭绿江，对战争初期制止敌人的高速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德怀采取适合当时作战情况的作战方针，指挥志愿军沉重地打击敌人。当战线推进三八线之后，他考虑到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断然下令停止追击，执行******制定的持久的阵地防御战策略，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前。彭德怀的这些战略措施，受到了******的赞扬。
******不论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思想政治工作中都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他的这一思想精华在领导决策和用人放权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领导和用人中讲究实事求也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首先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指导开展工作，在“出主意”与“用干部”两方面都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作为确定其工作原则和方向的依据，既不讲教条主义，也不讲盲目跟从。具体到用人这一点上，******能做到大胆信任、明责授权，放手使用就说明他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要求来办事的，干部的权力总是与职责相统一，同时，干部的权力也总是与干部的实际工作相联系，以实际存在的情况为权力使用的前提，放手放权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同时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放好权、用好权。
刘伯承和******在战争中，依照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案，实行战略部署，打了许多漂亮仗，取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中，当他们的方案与中央军委和******的意见不一致时，中央军委和******总能够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根据战况的发展，依据事实，确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思路。
据叶雨濛回忆，1949年11月1日，刘伯承、******向第二野战军发布攻取大西南的命令后，到11月中旬，杨勇、苏振华率领的五兵团已解放贵阳、遵义，继续向宜宾、泸州进发；以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的三兵团一部已占领彭水，准备渡乌江，一部已占领南川城，形成对敌宋希濂兵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的围歼之势。鉴于这种有利态势，刘邓命令各部加速推进、攻占重庆，配合北路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兵团于成都地区。
而这时刘邓却收到了******要求二野向重庆缓进的电报，电文上说：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虽然，******在电文中强调使用了“是否”一词，但******这种战略计划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即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队，“而后聚歼之”，既拿下重庆，又能给敌军重创。这种战略意图是与刘邓最初的想法有矛盾的，因为刘邓更侧重于先借有利形势，一举攻下重庆，然后再配合贺龙率领的18兵团以围歼胡宗南兵团。
是急进还是缓进？刘邓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在怎样的方案指导下将更有利于我军整体上的战略发展和战略进程。
刘邓认为，从军事上讲，我二野不日内将歼罗文广兵团于南川，敌孙震部兵力又单薄，如罗文广守不住南岸綦江，孙震又守不住涪陵至万县的长江防线，那么，******有可能改变其增兵重庆的计划。况且，胡宗南部从汉中车运至重庆，根本来不及。******似不至于将主力调置于此绝地。
在谈到立即攻占重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时，******果断地说，重庆应尽快夺取，南川罗广文兵团一旦被我拿下，占领重庆就如探囊取物。况且，我们在军事上占领西南的同时，应着眼经营西南。重庆是西南重镇，工业发达，早日解放重庆，不给******以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以便拿下重庆，而后依托重庆供大军经营全川。
综合以上考虑，刘邓向中央及******复电，分析了二野目前的现状及战争未来发展的走向，提出尽快渡江，攻占重庆。第二天，即11月28日晚8时，******回电同意刘邓的意见，并请刘邓“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随即，二野迅速行动，很快便控制了重庆外围长江南岸地区。30日，重庆被我军攻占，******乘飞机仓皇逃离。
******在撤离重庆前，曾命令组织爆破专家和技术大队，用飞机空运来大批炸药，准备对重庆的重工业设施实行毁灭性大破坏。结果，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重庆，使******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上得以完好保存。
刘邓没有一味地、机械地服从中央军委和******对攻占重庆的战术安排，而是从当时战局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考虑到敌我双方的战斗条件的情况下，权衡两个方案的利弊之后，确定了迅速攻占重庆的作战方案，其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一决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决策的成功实施正如******所说的“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进退维时，军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将出。”在领导决策的关键时刻，如能放好权，用好权，必将使事态的发展日趋有利。
张郃原是袁绍手下的战将，在官渡之战中，为逃避谗言迫害，临阵投奔了曹操，被曹操拜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随攻邺州，击袁潭、征东莱、破马超、围安定，屡建奇功，深得曹操器重。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张郃随曹操入汉中征张鲁，张鲁投降后，与夏侯渊一起守汉中，张鲁降曹，对刘备十分不利，刘备率精兵争汉中，激战中夏侯渊丧命。“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危急中，夏侯渊的司马郭淮站出来说：“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
此时，曹操远在长安，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采取了两条紧急措施：一是速派人去前线，“假郃节”（授予张郃以杀犯军令将士的全权），庄重地承认了诸将对张郃的推戴。张郃“勤兵安阵，诸将背受郃节变，众心乃定。”二是“遂至汉中”，亲自去安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正在张郃进退两难之际，曹操到了前线，下了退兵令，全军顺利撤回。就这件事，曹操有三点可以称道：一是授权果断；二是授权适度（只限于斩杀违令将士，稳定局势）；三是收回及时（曹操去前线，由其亲自指挥大军）。这三点，掌握得从容不迫，有板有眼，一场大乱的危险转眼之间排除了。
如果说曹操授权考虑的核心是就一任务给谁授权，******则是着重在对人授权的过程中帮助、指导其工作。之所以******让彭德怀及刘邓大军在战略决策上“依情况发展酌定之”“按情况酌办”，就是因为******认为要“放手让他们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只有给部下以充分的自主权和宽松的工作环境，部下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从这一点上看，******既吸收了曹操明责授权的长处，也在实际运用中得到了创新和升华。
明责授权的作用不仅在于一场战争或某一事件的成败之上，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使干部放手工作，将使他们能“敢于负责”，并“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正如我们常常说到的“小智者论事，大智者论人”。评价一位领导者是否有高超的领导才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在进行领导活动中是否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如果说“拿得起”是对领导在个人领导素养方面具有超凡的胆略与气魄的话，那么“放得下”则更多地是需要一位领导者在同样具备有战略的眼光和宽阔的胸襟外，还需要有在进行领导活动时的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用人艺术。因此，“拿得起”就是要求一名领导者有雄心壮志，有眼光，有个人魅力，敢于承担责任，对事业意志坚定、不屈不挠。“放得下”则要求领导者在用人过程中敢于信任手下干部，敢于放权、授权、交权。要能同时做到“拿得起、放得下”的确是一件难事，它是对一名领导者领导素养和才能的综合反映。而******正是这样具有全面领导艺术才能的领导者中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