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慧眼识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用人艺术上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识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对于一个人的全面认识，首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次还需要认识主体能够从一种客观、辩证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认识。应该说，没有谁能够随意就认为自己对某人的认识已经十分全面或已了如指掌。识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需要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去证实自己对某人的认识。所以，识人与任人是密不可分的：识人是任人的前提和基础，不可能在事先没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就对某人委以重任或进行培养，应该边认识边任用，在任用中逐渐加深认识，在认识加强后逐步加以重用。
但不论是在一种怎样的条件下识人、任人，都必须根据环境、条件，从实际出发，在把握一定原则和前提的情况下去识人。否则，只会造成思维僵化，流于形式，延误时机，甚至造成他人的误解而适得其反。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对袁文才和王佐所领导的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造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把握一定的原则性基础之上，大胆识人，充分信任而皆大欢喜的典型事例。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革命军队逐步向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山区发展。在经过“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要进入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人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又成了起义部队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袁文才和王佐是井冈山一带两位绿林式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客家人。袁文才祖籍广东梅州，1898年出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父母希望其能读书识字而不被人欺压，他有了几次读书的经历之后，终因父亲的逝世而放弃了学业，后又受土豪劣绅霸妻之辱，于1923年愤然参加“劫富济贫”的“马刀队”。之后当上了“马刀队”的参谋长，经常带领该队袭击反动县政府和大豪劣绅，甚至在1924年夏，还率部攻下了宁冈新城，一度占领了反动的县政府衙门。
王佐的祖籍在福建汀州，1898年生于江西省遂川县管辖的茨坪村。长大后，王佐加入了当地的“绿林好汉”组织，随后又自立门户，以“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替穷苦百姓打抱不平”为宗旨，队伍不断壮大。当地的豪绅武装曾对其进行“清剿”，几次失败之后，改变了策略，用银洋收买了王佐的“军师”尹湘南，企图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杀害王佐。此次，不但豪绅武装和尹湘南没有得逞，反而促进了王佐与袁文才的相识和配合。最终除掉了尹湘南，狠狠地打击了绿林武装内部的敌对势力，并使袁文才与王佐两支武装力量在茅坪与茨坪之间，遥相呼应，彼此配合，采取打仗与打圈相结合的战术，有力地抗击了官府的侵犯，牢牢地控制着井冈山这块地盘。
起义部队如何看待这两支武装呢？有人认为这两支武装纯属乡勇、土匪之流，缺乏革命精神，甚至有可能自恃占据有利地形而趁起义部队不备而袭之。因此，既然没有多大用处，不如将其消灭，以防后患。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可以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并对这两支武装进行了认真分析。首先，从阶级本质上看：这两支武装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政治上受迫害，在经济上受剥削，对土豪劣绅有着强烈的仇恨。他们和反动统治阶级有深刻的阶级矛盾。其次，从思想认识上分析，他们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共产党有认识。况且，在1926年冬和1927年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这两支武装都已改为宁冈和遂川的农民自卫军。即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边界各县工农武装全遭破坏的严重情况下，他俩所率领的农民武装依然各自保存着60支枪，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从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们的本质是好的。最后，他们也存在一定的优势。他们在井冈山地区土生土长，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好，争取他们对建立根据地和今后开展游击战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为，由于缺乏党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在他们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绿林习气，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两个人的认识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到达茅坪后，为了消除袁文才的顾虑，就向他解释道：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们工农革命军到这里，不是来干涉你们的活动，抢夺你们的地盘，而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还向袁文才赠送了100多支枪。袁文才被毛泽东的真诚感动，也立即慷慨解囊，资助革命军近千元银洋，以示诚意和感谢。在得知袁文才与毛泽东的这次相识交往之后，王佐也放下了戒备，主动迎接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双方为了表示诚意，也互赠了枪支和稻谷。
在毛泽东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作用下，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思想素质和军事素养都有了显著提高。1928年初，前委将这两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下辖2个营，袁文才任团长兼1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2营营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朱、毛会师后，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在这以后，他们的工作更加出色，在七溪岭和黄洋界保卫战中，表现英勇，战功显著。随着边界斗争的发展，他俩所率领的队伍也逐步成长。正如何长工所说：在这支队伍里“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一天天增多，更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许多旧习气、旧作风也慢慢改变了。加上边区的发展，土客籍广大群众拥护党、拥护革命，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战士。士兵的进步，推动了袁文才、王佐的进步；他们两个人以及许多下层干部的进步，也影响了部队。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内部到外部，许许多多因素，促使着这支部队迅速改变面貌。从落后变先进”。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迅速调整战略重点，决定转移到湘赣边界，一来那里国民党势力尚未完全触及，同时，共产党可利用当地的群众优势而得以继续壮大自身实力，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袁文才和王佐的绿林武装而言，虽然枪支、人数不多，但争取这批人与不争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心中深知这一点。况且从阶级本质、思想认识和这支队伍所具备的自身优势来看，对袁文才与王佐只要能够从真诚相待、以理服人、相互受益的角度做工作，绿林武装可以转变为工农革命军。而从袁文才与王佐的角度来看，俩人组建农民武装的目的无非两点：一来打击土豪劣绅，二来保护自己免受官府压迫。因此面对共产党的工农部队，俩人在消除怕被“吃掉”的顾虑之后，便一心跟党走，并未有半点企图分裂扩张的想法。由此看出，袁文才和王佐实际上是欢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
毛泽东对袁文才和王佐的认识在当时的条件下，紧紧地抓住他们“本质是好的”、“是不可忽视的”这一基本点，大胆信任，真诚相待，最终换来了对两人的成功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