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交往 不泯其功
他们有的人曾是自己仰慕的名人，有的人曾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的人曾是自己的战友，而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和自己产生了思想上的深深裂痕。******与这些人的交往：真诚率直，不抹其功。
******和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领袖人物。两人都曾经连任过五届党的领袖，陈独秀从一大到五大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则从六大后期到十五大，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人物。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后期，陈独秀犯了****投降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在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犯错误之时，******一直与他有过真诚的交往，两人友情甚深。******对陈独秀的评价，总的来说，就是实事求是，不抹其功。
******受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热烈地追求真理，陈独秀成了******心目中崇拜人物。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新青年》以介绍西方新思想，抨击中国的封建主义为宗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了一场崭新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当他从老师杨昌济手中获得《新青年》后，他便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许多年后，他还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正是在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下，******开始了思想上的重要转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提出为了救国救民，必须培养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人才。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1918年4月，******和蔡元培在长沙建立了新民学会。他和会友们经常讨论国家与世界局势，努力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与方法。
1918年8月，为筹组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了北京，经杨昌济的引荐，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在馆内当管理员。经李大钊介绍，******认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独秀知识渊博，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分析透彻，见解深刻，******十分佩服。
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陈独秀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此外，他还亲自写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和《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等文章，揭露和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传单，遭到警察逮捕而入狱。当******获悉陈入狱的消息后，他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他撰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评价陈独秀在当时所起的重要思想指导作用，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后，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独秀大倡民主与科学，******认为“陈君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热情赞颂陈独秀的勇敢斗争精神，******在文中写道：“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在各方的营救下获释，******闻此喜讯，高兴万分。对******等人的声援，陈独秀后来在与******的交谈中也是心存感激的。
******在陈独秀的思想影响下，更加热烈地追求新思想，并迅速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19年底，******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他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寻求各方支持。在北京，******再次与陈独秀相逢。两人进行了亲切交谈，******和陈独秀谈到了自己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特别是提到了在此刊物上连载的《民众大联合》长文。陈独秀听到此，忙称赞说，听胡适说起，此文写得甚好，“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交谈中，两人还商讨了工读互助的事。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3月，******与陈独秀等联合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申明其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等等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5月，******到上海，第三次去拜访陈独秀。******在交谈中提到了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陈独秀听后表示积极的支持。此外，他还同******谈了自己的建党设想。陈独秀又向******谈了自己刚刚读毕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的感受，这些话使******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临别时，******与陈独秀谈到了准备回湖南办一家文化书社，宣传、介绍新思想，陈独秀立即表示给予帮助。随后，陈独秀到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的担保。******亲自拿着陈的保单到亚东图书馆联系，不久，就回长沙办起了文化书社。
1920年夏天，******由沪回到长沙，其时，他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还提到陈独秀的谈话对他思想上的深刻影响，他说：“陈独秀说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以它为核心小组，联络并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亲自给******写信，嘱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并寄了一些进步报刊给******。1920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陈独秀又给******寄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情况。******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和寄来的团章后，马上在湖南建立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
对陈独秀为建党所作出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他在1945年写的《“七大”工作方针》中说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期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当时，陈独秀对******组建的湖南党组织的工作也是非常支持的。1921年秋天，******曾托到上海的屈子健一封信给陈独秀，要求陈独秀派一人来湘工作。陈独秀接信后，派张秋人来湖南工作，并又托屈子键带回给******的复信。
1921年冬，陈独秀在签发的《中央局通告》中，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发展党、团员30多人，以便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等人接到通告后，积极活动，很快发展了40多名党员，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在此基础上，1922年5月，******等人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二大”召开时，全国有120多名党员，湖南占了近三分之一。而且，湖南的工人运动在******的发动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党的工作做得好。由于陈独秀十分赞赏******的才华与能力，1923年5月，陈独秀调******去上海，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也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再次表扬了湖南党的工作和工运工作。他说：“在湖南几乎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显然，批评上海的同志当然包括批评自己；北京的同志涉及到李大钊这位老朋友，因此，陈独秀强调了客观原因：批评湖北实际上是批评张国焘，二七罢工的失败，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湖南，陈独秀对******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在****“三大”，陈独秀、******同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为秘书。“三大”的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与陈独秀此时已经一起承担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
在中央局工作的这段日子里，******尽心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两人交往密切，配合默契，友谊深笃。其时，他们根据“三大”决议，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改组成功后，从1924年4月至11月，陈独秀与******代表中央联名发表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宣言》、《****中央通告第十四号——声讨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逮捕许白昊等》、《****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江浙军阀战争问题》、《****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等文告，宣传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长达半年多的共事中，从陈独秀与******共同发表的通告来看，两人思想是相通的。彼此尚无意见分歧。
不过，随着革命的深入，******与陈独秀在思想上逐渐产生了隔膜，出现了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开始破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挑起事端。******提出要反击****的进攻，同时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心独立性，但陈独秀却不以为然，向****作妥协。1925年春，******因病请假离沪回湘养病。他深入到自己的家乡——韶山，与妻子杨开慧一道开展农民运动。通过与农民的接触，******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中国革命离开了农民的有力支持，就不可能胜利。而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和******不一致了。陈独秀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性的一面，说他们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甚至他附和国民党****的论调，斥责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通过到湖南湘潭等五县调查，说农民运动“好得很”，陈独秀拒绝在党报上刊载******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两人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陈独秀一味迁就国民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不易形成强大力量，应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在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认定中国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当然，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武装斗争的问题等等，******与陈独秀的思想分歧也越来越大。后来，陈独秀发展到在****“五大”公开地压制******的正确意见，最后，他犯了严重的****投降错误，******却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此，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会议上，******多次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投降错误。然而，陈独秀未能接受党的批评教育，最后走上了分裂党的活动。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及其同伙出党的决定。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至1937年8月才被释放。
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出版后，他闻知******的代表的共产党人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表示拥护，并通过李维汉找我党联系表示愿意在我党领导下工作。******获悉此消息后，他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一是他对陈独秀是有感情的，他尊重过去那段友好交往的历史。二是对陈独秀这样的人回来工作，也应坚持党的原则。******指出：****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三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路海江等：《******和他同时代的人》第277页）后来，陈独秀没有全部接受****的三个条件，加上王明等人从中作梗，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延安工作。
尽管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走向了背叛党的道路，但他对******的革命斗争 精神仍佩服不已。当他得知******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把工农革命军带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他赞赏这一行动，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
******一直都没忘记陈独秀对自己思想曾产生过的深刻影响，也一直没忘记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对陈独秀的评价历来是客观、公正的，他并不因陈独秀犯过严重错误就抹煞过去的功劳，也不因陈独秀犯过严错误就放弃对他的争取。1945年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肯定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是正确的。在****“七大”，******在作的《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陈独秀的功过是非。他说：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陈独秀与******，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前期领袖人物，一位则是后来的最高领导人。一位脱离了党的组织，从正确滑向了错误的深坑，一位在晚年也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政党，忠于人民。作为后者的******与陈独秀一生中的交往，可以说是坦诚的，也是诚心诚意的。他向尊敬自己的老师那样尊敬陈独秀，但当陈独秀犯了严重错误时，他也不留情面地批评过陈独秀的错误。当然，这种批评，完全出于对陈的爱护，是希望他正视、纠正错误，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