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从相识到共事长达半个世纪。两人都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们也是国际知名的杰出的领袖人物。两人在近50年的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中，精诚合作，同甘共苦，以诚相待，关心体贴对方。两人友谊深厚，在共产党内树立了人际交往的典范。
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共同合作的实现。******与******都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后，在军校担任政治教育的******于11月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其时，******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事务。在广州，******与******相识。1925年底，******和******、吴玉章等人一起，为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做筹备工作。他们共商要利用这次大会对国民党****予以打击，扩大****的势力。但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致使这次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国民党“二大”以后，******加紧与****勾结，策划排共，反共的阴谋，1926年3月20日，******以“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暴动”等谣言为幌子，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党员李之龙和第一军中的数十名****党员。******与******闻讯后，两人一起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党员李富春家中商讨对策，他们都主张一定要以革命的行动来反击******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行径。两人还向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建议，把第一军中被迫退出来的****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部队，但他们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陈独秀所接受。
1926年5月，******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为了丰富学员的课程内容，曾邀请******来讲习所讲课。******所作的《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演讲，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在广州工作期间，******与******团结协作，互相支持。他们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见解与主张，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革命情谊也随之增强。******就曾夸奖******在从事农民运动方面所做出的艰辛努力，他说：“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路海江等：《******和他同时代的人》，第190页。）
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此后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而******在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各地抵达上海，留在中央机关工作。在****“六大”，毛、周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被选为常委委员。1928年10月他从苏联回国，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其时，作为******的上级领导的******并未因地位的转换而淡泊与******的交往情谊。相反，两人的合作更紧密了。
六大前后，正值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正是在患难之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对******所开展的斗争以有力支持。1929年2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央，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提出要调朱德、******去学习。对此指示，******予以了抵制，他在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中明确指出这一主张是不正确的。3月，******在起草的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绍了******在三湾改编中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经验，以供贺龙参考。6月，在给贺龙的信中，又向贺龙介绍了******提出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9月，在陈毅起草的《关于****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上，******特地加了编者按，热情称赞朱德、******在******等所创造的建党、建军的经验，认为他们创造的革命经验，在中国都是“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还要求各地红军、各地党组织学习******的经验。
从1930年8月******从莫斯科返回上海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由于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与******坚持抵制，从而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特别是******受到的打击更大。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撤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职务，指责毛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要毛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次会上，临时中央局决定由******接替******负战争领导的责任。******对此处理意见颇不赞成。他认为会议“对毛的批评过分”，不同意******离开前方。******极力挽留******留在前方负指挥战争责任。尽管临时中央局未采纳******的意见，但他设法保护******，在斗争实践中尊重******的意见。宁都会议后，当******“奉命”离开宁都时，******骑马为******送行，并向******表示，希望他尽快回到红军来。******还自称是“代理政委”，真心期待******能官复原职。
红军长征开始后，******与******的交往更多、更知心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身为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的******挺身而出，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另一方面则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坚决赞成******出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对于******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恩来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中央组成了由******、******、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代表党中央全权指挥军事。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因此，在三人小组内，******成了核心人物，******则成为了******正确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与执行者。遵义会议后，******与******建立了新的，而且是更加牢固的合作关系与朋友关系，两人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共同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地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因积劳成疾，患肝脓疡，连日发高烧，不能进食。******十分关心他的病情，时时探望，并派人为他找医生治疗，千方百计想使******能尽快痊愈。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协助******开展各项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受中央与******的委托，帮助和平解决了事变。抗战爆发后，他又根据中央和******的指示，到武汉、重庆等地开展统战工作与领导白区党的工作。******在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绩，得到了中央与******的充分肯定。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与******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他们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组成了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往后的岁月中，******与******的战友情意更深了，两人的心贴得更紧了。
在******赴重庆谈判的40多天中，在重庆的******对******的关照可谓是无微不至。******考虑到保护******的安全不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更是作为党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来完成。他亲自检查飞机上******的座位与安全带，到重庆后又亲自检查******的住处。******反复叮嘱警卫人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的安全。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形影不离，每当******外出，他都同车陪同。在******的住所，他甚至连床上、床下、枕头都亲自细心检查，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再让******进去坐。在宴会上，当人们争先恐后向******敬酒时，******都一一接过酒来，替******喝完。的确，******对******的真诚情意，感动不已。
建国以后，******与******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共同为国家的建设与人民的幸福而操劳，两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中更加深了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两人的关系更融洽了。
在“****”的****年代，起初，******颇不能理解******发动“****”的意图，但他并未由此而破坏党内团结，而是表示要尽力赶上形势。1967年，江青等人重翻历史旧案，想借历史上莫须有的“伍豪事件”，打倒******。虽******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此问题上，态度是极其明确的，他对江青等人的诬陷******的做法予以了严肃批评，并就此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在“****”的****年代，******尽力维护******的领袖地位，在******的支持下，又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保护老干部，并努力抓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作。当******再次受到江青等人的排挤、打击，妄图乱中夺权时，病中的******仍支持******的工作。******曾批评******等人，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仍由总理主持安排。即使在这样特殊的****年代，两位老战友仍心心相通，互相表示了对对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与高度负责任的精神。
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与******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与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在斗争中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不能说两人相处的岁月中，没有产生过思想上的分歧，也不能说他们的职位高低没有发生过相互的转换，但不管情况如何，然而他们以诚相待、互相关照的战友情怀始终未变。对这一点，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也看到了。他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指出：“遵义会议还标志着******和******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