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说明“君子之交”之含义：“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相盖；以之事国，则同心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虽然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之交”在道义、忠信、名节观上与我们所说的有本质的区别，但他指出了那种以利交友，有利则亲密无间，无利则白眼相见的“小人之交”是不可取的交友态度。的确，交朋友应该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以及信仰与节操。这种“君子之交”所结成的友谊，应是患难中的相依，是快乐时的共享，是困难时的相助。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一致，即使时时相伴也是面合心不合的。只有那种重理想、事业、节操上的交往，才真正是“君子之交”，这样的友情才能日久天长。
******与周世钊是昔日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读书时结交成朋友的。两人之间有63年的深厚情谊。在50、60年代周世钊几乎年年上京探望******，而******每次回湘调查，也常常抽闲接见周世钊。每次见面，他们话题甚广，国内大事，文化教育，群众生活，学术思想，都要涉及，尤其是两人诗赋唱和，你来我往。据统计，到1973年8月止，周世钊有五律31首，七律23首、词80首、七绝10余首，其中多数赠送给了******，仅1964年1月就赠送10首。******也常以诗词唱和，据现存的致周世钊信19封中，即附有诗词三首。******与周世钊的友情，算得上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他们的友谊有如管鲍之交，源远流长。
当年在一师求学，******与周世钊都是勤奋好学，谦虚诚实的学生。******有远大抱负，治学严谨，学识广博，注意积极储才；又重视体育锻炼，有非凡的胆识与才干，被师生称赞为“伟器”、“智囊”。周世钊则有炽热的学习精神，深厚的文学素养，为人敦厚诚恳，谦让有礼，亦深得师生器重与爱戴。由于毛、周二人表现出众，所以在1917年6月一师开展的“人物互选”活动中，按德智体三方面六个项目的得分，毛、周同登金榜，名列第一名、第二名。毛、周互敬互学，在一师学友会中，毛为总务兼教育部长，周为文学部长，在共同的活动中，毛、周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发展。
周世钊参加了******、蔡和森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在1921年初学会召开的新年大会上，围绕以什么思想、理论为指导来救国的问题，会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等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与劳农****的道路。而周世钊与其他几个会员主张教育救国，促进社会进化。周世钊信守诺言，往后几十年他躬行实践，从事小学、中学教育，培育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先后奔向延安与各解放区，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不少有用人才。
自1921年新年会议后，******、周世钊同怀救国目的，走着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从未中断。1922年周世钊在南京东南大学学习，******到上海参加****“二大”，未找到会址，就专程去南京看望周世钊，劝他休学，回湘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上井冈山后，周世钊一直在湘从事教育事业。后来******到延安与重庆时，还曾多次写信给******，以致问候。
1949年8月4日，湖南和平解放，由周世钊领衔，湖南第一师范校友及他本人分别发出急电（6日）和虞电（7日），向******致电庆贺。8月12日******复电周世钊及校友会：“省立第一师范周世钊先生，虞电敬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团结全体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9月28****又给******写了一封长信，10月15日毛在复信中称“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他还告诉老友：“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可见，******对周世钊从事教育工作寄予厚望。周世钊对******的勉励之言一直牢记于心。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现在解放了，几十年糊涂生活也结束了。今天我真正认识了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我开始爱我的学生，爱我的工作。”（《周世钊日记》未刊稿，1950年10月5日。）
的确，******对周世钊从事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对周世钊也很关心，不论从思想到生活，从工作到社会活动都予以密切关照，精心安排。他劝周世钊参加民主党派，协助共产党作好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重要。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党员不多，需要人去做工作。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参加民盟好”。督促周参加土地改革，下乡走走。“土地改革是空前绝后的革命运动，如有机会参加，不可错过”。1966年11月24日又致信：“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去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周世钊1950、1951、1967年上京期间，******还曾三次安排他去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考察教育、工业生产、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各地的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
周世钊对******这位老友也是非常关怀体贴的。他并不因******是共和国的领袖就不敢建言。建国后他见******工作太繁忙，对父老乡亲的来信几乎有信必复，有问必答。周世钊关心******的身体，说“你的工作太繁重了，应该多运动、多休息，一切无关决策的事可以不管。”像这类回信，不必亲笔回复，可要秘书代劳。当然，******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详细交代才能写，不如自己提笔写几句，节省时间些。”
对******长期熬夜，工作辛苦，有损健康之事，周世钊则多次向******建议，既面谈，又写信劝毛改变不良起居习惯，保重身体。******对老友的关怀、建议心存感激。1950年12月29日在致周的信中说：“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再当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六十多年的真诚交往，实属不易。毛、周的友谊，与日俱增，老而弥笃。******自****“九·一三”事件自我爆炸，自绝于党与国家后，患了一场大病，体质日渐衰弱，眼睛患白内障，严重到了双目失明之地步。1974年冬******来长沙休养，周世钊虽有机会去会见老友，畅叙友情，然也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
1976年4月周世钊病重住院。病危期间，****湖南省委办公厅及时向****中央办公厅和******汇报了病情。******在得知周世钊病危的消息后，在自己病重躺在病床的情况下，还委托****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医院选派两名医师乘专机飞往长沙的周世钊治病。可惜，就在北京医生抵达长沙的当天——4月20日早晨6时，周世钊就与世长辞了。在周世钊去世四个多月后，******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真是生来不同庚，仙逝同岁去。******与周世钊几十年的真诚交往，故事感人，友情深厚，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