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性格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形成家族外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血缘社会，在经济生活中，家族制企业非常盛行。这种血缘制进一步外化，就是乡谊，直至导致传统商帮的形成。
宗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居一地的父系组织。这里所指的宗族亲缘组织，也就是以血缘关系结成的组织。因为家族与家族，宗族与宗族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作为血缘关系的组织，只能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宗族。当然家族或宗族之间也会有人通婚，从而建立家族或宗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但这不能说明所有的家族或宗族之间都必然存在血缘关系。从商人的发展看，血缘、家族以至宗族都有不可缺少的作用，许多商号的经营都具有家族性。然而，一个家族或宗族，即使他的全部成员都经商，似乎也不能称其为商帮。到目前为止，大概也还没有发现一个家族或宗族组成某某商帮。某些大商帮多以宗族血缘结帮经营，是指商帮内部有几个家族或宗族，而不只有一个家族或宗族，不论什么商帮也还会包括不是以宗族亲缘组织形式经商的人，如：一个宗族中的商人与同业的其他宗族的商人结成帮。
比如徽商，就是地缘为凝聚，以会馆为纽带，成群结帮，自成网络的传统商帮。
中国传统商帮大多是以地缘为纽带形成的。子继父，兄带弟，乡带亲，亲带朋，于是形成凝聚力，成群成众成帮。
徽商就是如此，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网络结构。实际上地缘为血缘的外化。比如休宁商人金坤，遇到同乡上门，就倾囊济之，并教会其如何经商。又如婺源商人汪远元，带着银两到赣州，给旧居孔某接济。凡此事例，皆因地缘纽带作用力所致。
一般而言，徽商地缘纽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同府，二为同县，三为同乡。层次越高，凝聚力就越强。因为中国传统商帮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的存在，使同府同县发挥的作用更大。
会馆是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帮联系乡谊、形成网络有效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晋帮，另一个就是徽帮。徽商会馆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明清时期不仅全国主要商业大都市，如北京、临清、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南昌、泉州、广州等，无一遗漏，即便在偏僻小镇，徽商亦建立会馆。徽州会馆既为所在地同邑坐商和途经同邑行商服务，也为外出徽州人提供食宿方便甚或资助，比如赴京赶考的举子们在会馆里就可以得到资助。会馆非常有利于当地徽商开展商务活动和整个商帮势力的向外扩张，且极大地提高了徽州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多次不无自豪地自称“我们徽州人”。
对于徽商来说，地缘因素更大一些。徽州文化非常成型，域治范围也非常明确，地域也较小，不像一些大区域商帮，面积大，文化不成型。所以徽商构筑紧密型商帮网络的阻力更小，技术上可操作性更强；正因为文化成型，地理更为封闭，文化、语言同一性更为突出，相互之间的认同基本上不存在障碍；更主要的是徽州文化底蕴更为深厚，“成帮”的目的更为明确，网络布点更具前瞻性，商帮发展的空间也就更大。也正因为如此，徽商因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凝聚力更大一些，徽帮较其他地域性商帮影响也更为强大一些。
有一个日本人在研究了徽商以后说，地域关系，实质上只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扩大，是一个个宗族血缘群体通过联姻纽带的交叉和联结。也正因为商帮里凝固了血缘纽带，所以比起其他商帮网络来，徽商网络的基础更为坚实，对商帮拓展所发挥出的作用更大。构成徽商资本来源的七种资本，大多与宗族势力有关，徽人经商不是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行为，他们以乡党族人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移民有一定的方向。像滚雪球一样，客居他乡的徽州人越聚越多。
在晋商中，专门有一个名词就是“相与”，这个“相与”就是山西同乡的意思。当时看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时候对“相与”还有些弄不明白。
现在温州商人、福建商人在各地都已结帮成业，成立了很多的商会。比如，在服装批发市场，以温州人居多，在建材批发市场以福建人居多。河南人垄断了北京70%的拆迁市场。这些都是地缘优势。
正由于中国企业性格中的血缘特质，导致中国家族企业的异常发达。搜索一下“家族企业”，Google网站上居然有188万条信息！家族企业在当前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企业类型。在中国的商人中，已经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商场父子兵。比如万向集团鲁冠球、鲁伟鼎父子；哈磁集团郭立文父子三人；横店集团的徐文荣、徐永安父子；苏泊尔苏增福、苏显泽父子；方太集团的茅理翔、茅忠群父子；以及希望集团刘永好、刘畅父女，这些都是血缘关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