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商与抑商
中国文化里既有低看财富的传统，也有迷信财富的现实。在考察世界各国商业智慧与传统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像中国这样低看财富和商人的现象非常少见。像犹太民族，就有一块非常适合商业文化生长的沃土，不仅商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且有非常好的商业规则。
而中国商人成长的文化土壤则非常贫瘠，中国不仅是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国度，而且是一个缺乏商业规则的国度。商人长期作为被贬抑的对象而存在。有网络天才和中国首富之称的陈天桥深有感慨地说，他的家乡人把他现在看作是一个处级干部，而不是一个有着亿万财富的商人。
自古以来，中国有抑商的传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喜欢把“重农”和“抑商”放在一起，好像重农是为了抑商似的。实际上抑商就是抑商，与重农没有太大的干系。
先从秦汉之际的“贱商令”说起。汉初，有些商人趁战乱和灾荒的机会，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导致粮食紧缺，物价飞涨，出现了极大的社会混乱，米价高至一石万钱，马价高至一匹百金。这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感到商贾之祸。这位作为汉代开国者的汉高祖认为，灾难之源就在商人的逐利，他即帝位后就下了一道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做官府的属僚，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得”，把商人们当作苦役差使。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贱商令”，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贱商抑商的社会风气。
应该说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不论你崇也好，抑也好。个人财富的积累都是呈加号的。刘邦去世后，汉王朝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的局面。
然而，秦汉时期的贱商政策是两千年来中国轻商思想的基础。这导致了中国商人在一个酸碱度不平衡的土壤中成长。
到了汉武帝时，传统的轻商政策与贱商思想交汇，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牢固的抑商理论，这种理论借助儒家学说“重义轻利”的思想垄断优势，几乎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就为在两千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商人的存在与发展造成了很不理想的环境。
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这样看待财富的。天下财富均来源于生产，而贸易则是奇技淫巧。商人干的纯粹是贱买贵卖的勾当，是投机倒把之徒之所为。因而大力贬低商人的人格，好像天下万事万物，惟商人最恶。
00在中国文化中，“奸商”成了一个特指的专门术语，“投机倒把”和“为富不仁”是对“奸商”的注释。一些先贤后哲们唱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调子。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仁义礼智信的国度，给商人一个“奸”字，让商人们永远抬不起头来。须知，这个“奸”字在中国是很要人命的，为官奸则遗臭万年，为人奸则****不如，为商奸则****不上墙，永远上不了台面。历史上的汉奸有几个能平反昭雪的？大汉奸秦桧至今还跪在大忠臣岳飞的面前呢。
历史偏偏把这么一个损人的谥号罩在了商人的头上，任你铁打的腰杆，也休想直起来。何况说，还有“无商不奸”一条，干脆把普天下的商人一股脑儿地判了死罪。你从商，你就是奸人，你就是小人，你就失去了人的尊严，从而就谈不上品位与档次。
改革开放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什么人？是个体户。这批个体户大多以卖衣服为生。认真想一想，这批个体户大多是一些什么人？不是劳改释放人员，就是游手好闲者。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无事可做。而其他人是不齿于做生意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土壤造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富裕阶层的形成。
在中国用在商人身上的一些词反义词比褒义词要多得多，如“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舍义取利”等等。我曾经对我12岁的女儿作过一次测试，让他列出成语中对中国商人的评价。结果她把上面的成语都拟出了，找不到什么褒义词，几乎都是贬义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对钱没有太好的形象。似乎自金钱自诞生之日起，就沾满了血污。因此，高尚的人不屑于谈钱。谁要是谈钱，就没有了身份，违背了节义。《世说新语》里有个叫王衍的人，高雅玄远，鄙视他妻子口口声声说钱；于是王衍从不说钱的事。他老婆想试试他，有一次，她让婢女把钱绕床堆起来。王衍早上起床，呼婢女说：“来把阿堵物清除掉！”于是钱又多了个别号——阿堵物。
王衍这样做，除了与妻子对着干外，恐怕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受了君子耻言利思想的影响，从骨子里鄙视钱；二是为了显示清高，有意地做出这个样子，其实骨子里还是很爱钱的。就像鲁迅先生写的《肥皂》中的那个假道学四铭，看上去道貌岸然，实际是个流氓；他看到卖唱的穷姑娘，表面上目不斜视，和几个臭味相投的朋友在一起，则津津乐道，说领回来“用肥皂咯吱咯吱洗八遍，好得很哩”！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贱商轻商的习俗在中国长期沿袭难改。“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成不变的凝固模式，商人始终处于极为卑贱的地位抬不起头来。提起商界，在一般人眼中似乎也只是充满倾轧欺诈、无信无义的污浊世界。
这里，有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落魄。中国传统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商为末。宋元时期，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兵、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君不见，那十等人之中，竟无“商”半席之地，有娼有丐，却无商。商人已居等外。
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结果是商品经济不能得到正常发展，商人不能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明代以后，商人的地位似乎有了转机。明太祖朱元璋，可能由于出身关系，曾有使“农、士、商、工”各安其业的思想，并对汉武帝之抑商表示不同的意见。其后，张居正提出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双轨政策；以后，黄宗羲等人更有“工商皆本”的思想。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明清之际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已形成具有雏形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出现。与此相适应的是商人队伍的壮大并形成了一个阶层。
明代以后，商人的地位与以前相比，有变化。但总的来说，仍然处于最低等。洪武皇帝蛮不讲理地规定，农家可穿绸纱、绢布，商贾只能穿绢布。绸纱是高级品，绢布则是粗厚的丝棉织品，可见在明代的观念上仍然是贱商。在政治上，尽管有的商贾已家财万贯，居室豪华，交结官宦，与文人学士互相来往，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大官僚、大地主那样显赫的地位。明朝商人，虽可向政府购买官爵，但得到的空名多于实权。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只能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不可能实际操作。整个明代商人被官府敲诈、勒索、鱼肉之现象仍比比皆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商人赚了钱后，为何不愿继续扩大生意，而是转向买田置地，或者用于个人享受，或者干脆把钱贮藏起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早有资本主义萌芽却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还不难理解十大商帮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为何显得那般茫然无措而一败涂地。
到了近代，中国商人除了遭受封建势力的勒索外，还要受外国殖民势力的欺压。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境况之险恶便可想而知。为摆脱封建官府的敲诈，中国商人或在外国注册，或挂洋行的牌子。为摆脱外国殖民势力的欺压，中国商人不得不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与官府进行“合作”。因此，近代中国商人表现出双重人格。
由于商人的地位得不到保证，所以中国商人有戴红帽子的传统，颇像今天有的企业家害怕被人看不起而想方设法弄一个什么委员的称号一样。有一个时期，一些民营企业都挂在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名下，好像只有这样才与官拉上了关系，心里就安全了一样。例如，鲁商孟洛川，以“无心学业，功名渺渺”的罪名，被驱逐出邹县孟府。他虽然不得已而成为颇有家业的商人，却一直以经商为耻辱，把读书做官，重回孟府作为终身理想。孟洛川创办的丝绸商行“瑞蚨祥”取得成功后，不像西方商人那样用来办工厂、企业，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实现他的“地主梦”，大量购买田地。他说：“不当大地主，纵使有钱万贯，谁能看得起呢？”“光当一个商人，总觉得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抬不起头来。”
说了抑商再来说仇富。中国有杀富济贫的传统。在中国国民心理中，长期以来有一种仇富心理，平均主义可谓是根深蒂固。当每一次政治变动发生的时候，富人们就会提心吊胆。过去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均贫富”多次被作为口号提出来。在“一大二公”的年代，没收了个人财产，大家在一起吃着大锅饭。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非常害怕自己的财富被人分掉，有的干脆就把钱埋在地下，或者转到国外。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人们会产生一些抵触心理，非常有意思的是，每年公布中国财富富豪榜的日子，就是富豪榜上的富豪一个个倒下的日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富豪们倒下时人们的幸灾乐祸的心理。
在人们害怕发财的心理下，经济的繁荣肯定会大打折扣。
中国不仅是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国度，而且是一个缺乏商业规则的国度。比如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这些商业规则我们的文化中比较缺乏。即便有一些，也是文字上规定得挺好，但实行起来往往是背道而驰。
正是因为没有好的商业规则，导致市场的混乱和商人地位的错位。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们关心的是纲常伦理，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人们更多关心的是革命和战争。进入现代以后，中国就朝着经济社会转变，但是这个转变一直都不是很顺利。改革开放加快了这个转变的过程，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财富的积累上。
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社会。经济社会有经济社会的规则。但是中国的经济规则一靠法律，二靠文化传统。现在中国经济社会里仍然是伦理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规则，像官本位等。****先生将中国社会里这些规则总结为“潜规则”，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共鸣。应该说，按章纳税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规则。但中国社会讲究轻徭薄赋。容易把税收理解成苛捐杂税。培养中国人缴税的习惯就要花费很多年。
我在采访中国著名教育活动家欧阳维建先生时，他深有感触。他说，商场上运作的基本规则，如财务制度、人事管理、契约精神等这些经济运作方面的游戏规则几乎没有人给我们比较成型的东西，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没有人教我们，只有靠实践去摸索。比如，孩子身上的10元零花钱被老师看见了，老师马上就打电话来说，你是怎么搞的，孩子身上能带这么多钱吗？好像孩子与钱是势不两立的。这样必然影响孩子成大以后对金钱的认识。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正由于受了这样的教育，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耻于言商、耻于言钱的想法时时在大脑中冒出来。结果错失了很多商机。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孩子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规则训练，就是成人也没有受过经济规则教育。就说我自己，从小学到博士毕业，英语学了15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学了4遍，其他有用没用的东西学了不少，教材也不知用了多少本，但是经济和理财知识一点没学。学校根本就没有这一课。近几年，我正在编辑一套中小学的经济教材，让孩子从小接受经济规则的教育。
现在人们都抱怨，经济秩序出现了混乱，失信现象比比皆是，可以说这是与中国没有理想的商业规则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中国商人的教育中，没有上过规范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这一课。
二、中国历史上的富商地图
财富的累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分工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土壤有些酸碱失衡，只能说明中国不是一个重商的民族，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没有商的民族。
自古以来，中国人不缺自己的财富英雄。
春秋战国时的范蠡，明清时的胡雪岩、近代的盛宣怀、张謇，当代的李嘉诚、柳传志、张瑞敏，他们是所在时代财富的代表者，也是所在时代商人智慧的代表者。
现在中国各形各色的财富排行榜很多，做年度排行榜易，但做历史上的财富总排行榜难。财富英雄们走马观灯似的，今天这个垮掉，明天那个犯事。如果上升到民族文化和商人智慧的层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商人进行一次梳理，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商人排行榜，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中国，“商人”这个称呼是与一个朝代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朝代就叫商朝。
夏代时，在黄河中下游，居住着一个弱小的部族，这就是商族。当时，夏朝鼓励各地互通有无。而商族重商，常常往返于各地从事货物交易，后来力量渐渐强大，终于在商汤时灭掉夏朝，在中原立国五百余年。武王伐纣，殷商亡国，周人一统华夏。周朝初年，那些失去家园的商朝遗民被安置在洛阳，他们为生活所迫，只好重操旧业，驱赶着牛羊沿街叫卖。周人把这些从事货物交易的人称为“商人”，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叫“商业”，把他们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由于这些商人居住在中央都市，故称“中国商人”。这便是中国商人和商业文化的起源。
2006年8月，河南省由官方组织了“豫商大会”，要把全世界的河南籍商人组织起来。因为与周边的徽商、晋商比较起来，豫商显得有些落伍。实际上河南人大可不必有这种心态。
到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越国的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
弦高在历史上被称为有责任感的商人。弦高是郑国的一个做贩牛生意的商人，一天他正赶着牛去河南洛阳做生意，碰上了秦军，他看出了秦军攻郑的企图，一方面派人赶快回郑国送信，一方面想出了对付秦军的办法。他赶着12头肥牛来到秦军驻地，让秦军看出他们的偷袭计划被识破。弦高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智慧，保卫了郑国。史称弦高救国。
范蠡史称陶朱公，有中华商圣之称。范蠡，今河南南阳人，为越国大夫。官职相当于今天的总理。他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雪了会稽之耻，功成身退。后来他看中了今天山东定陶这个地方，为天下之中，货物集中之地，遂弃官从商，“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巨富，史称陶朱公，“陶朱”便成为巨富的代名词。范蠡成为后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谓之“商圣”。这些财富故事都发生在河南，现在人们口口声声徽商、晋商，实际上豫商才真正要大书特书。在《性格地图》中，我们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在《商人地图》中，我们又说河南商人是中国商人的娘。
如果说范蠡是弃官从商的话，那么吕不韦则是弃商从官。“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出自吕不韦。自古以来，“奇货可居”就是重要的商业规则。本来吕不韦是秦始皇时的重要政治家，但《史记》里说到吕不韦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这一句即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吕不韦的商人身份。作为商人，他以邯郸为中心，苦心经营，终于积累了巨大财富。
上面说了商人是怎么来的，下面我们说说“市场”是怎么来的。市场是商业经商的载体。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出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等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如长安城东、西有市，后来发展为九个市，当时官府对城市的商业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周边有围墙。市内设有出售商品的店铺、官府设有专职官员“市令”或“市长”进行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市内的物价也由官员统一管理。如果说商朝让汉语词汇里有了“商人”这个专门词汇的话，两汉则让汉语词汇里有了“市场”这个特有的场所。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汉又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业的繁荣。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乱后，对外商业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在《清明上河图》里五行八作，应有尽有。南宋定都临安，全盛时期临安的人口也达百万，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
商品种类增多，导致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走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南宋时流行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的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时下，仅在中央电视台上播放的反映中国传统商人智慧的电视连续剧就已经不少了。比如《乔家大院》是反映晋商的经营智慧的，《胡雪岩》是反映浙商的经营智慧的，《大染房》是反映鲁商的经营智慧的。其他还有《钱王》、《昌晋源票号》、《驼道》等等。正在热播的7集电视专题片就名为《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可见，中国商人传统的经营智慧已经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安徽、陕西、福建、广东、江西、洞庭、宁波、龙游和山东商人。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
在这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晋商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晋商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晋商的兴起仰仗盐业。晋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边防之便，为官府运送军粮，获取贩盐的权利，经营盐业致富，成为富有的大盐商。他们积累起巨额商业资本之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
清咸丰三年，即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
光绪年间，一个叫徐珂的人把资产在30万两至七八百万两的山西商人作了大致的排列，其中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有14家。这14家的资产总额共计约有2480万两至2980万两左右，折合人民币约在99.2亿元至119.2亿元之间。而且这14家山西商人还只是晋中榆次、祁县、太谷、介休四县的部分商人，山西其他地方的商人还都没有包括在内。
有一年，一个叫张艺谋的中国导演，拍了一个名叫《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中国电影。就是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晋中大院。
要知道晋商有多富，就到山西去看大院。
徽帮形成于明代，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是仅次于晋商的第二大商帮。对于传统徽商，人们可以说是用尽了赞美之词。比如，“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钻天洞地遍地徽”、“南有徽商，北有晋商”等等。
徽商叱咤明清中国经济舞台200余年，演绎了一个个的商业神话。他们富可敌国，在明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8000万两，几乎等同于那时乾隆皇帝的“年收入”。在中国传统商帮，长期与晋商比肩，甚至曾经作为中国商帮之首。
徽州古时又称新安郡，下辖婺源、绩溪、歙县、黟县、休宁一府六县，包含今天的皖南大部和赣北的部分地区。地理位置的偏僻使得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不少关于徽商的人文景观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如果有时间，应该到徽州走一走，在宏村、西递，这些在散落在皖南大地上的村落里，那些斑驳的徽派建筑、巍然耸立的石牌坊、凝重威严的宗祠，美轮美奂的雕刻作品，无不显示着一种文化的沉积，也诠释着徽商们辉煌的过去。
徽商活动有两个最重要的地区，一个是浙江的杭州，一个是江苏的扬州。现在从杭州到徽州，如果用现代的交通工具要用6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一路走来，不知有多少的艰辛。无法想像，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尚且如此，对于当年跋涉在徽杭古道上，用肩挑、马驮贩运徽墨、布匹、木材、盐巴的“徽骆驼”们来说，这趟并不算太长的旅途又意味着什么。从徽州到扬州时间还要更长。“徽骆驼”们的精神令人感动。
胡雪岩号称中国历史上最有经营智慧的商人，有“红顶商人”之称，是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而胡雪岩的经营智慧更多地体现的是官商结合的政治智慧。胡雪岩在钱庄里当伙计的时候，自作主张将300两银子借给了落魄文人王有龄，后被逐出钱庄。王有龄仕途通畅以后，胡雪岩即依靠他成为了一代巨贾，后来更是投靠中兴名臣左宗棠，为左宗棠采办军务，以商人身份被赐二品顶戴，史称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典型的利用官场政治实现商业抱负的商人，是官商结合的巅峰。直到今天，胡雪岩游刃于官场商场、借力使力、倚重权贵的经营之道一直被津津乐道。******就是胡雪岩官商之术的现代反面翻版。中国的成功商人中，像胡雪岩这样的商人不少。
近代中国的新兴商人，应该说是一个顺应历史发展并且颇具活力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军入侵上海、南京等地，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上海的近代工业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西方列强在上海纷纷建立租界，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基地。现在走在上海的街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什么地方是谁的租界。
外商来上海的目的是明确的，他们在租界建立了许多洋行。相应地，在租界外为推销洋货的商店也开始出现并逐步扩大，上海的闹市也就日益扩张。接着，大量的工厂出现了，杨浦及附近的地区有了高高烟囱，面粉厂、汽水厂、酿酒厂、制药厂、印刷厂、纺织厂纷纷出现。传统的钱庄被外国银行取代，接着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897年）。洋货日益增多，洋式衣服、皮鞋、化妆品充斥上海市场，而且销向全国其他地方。
进入近代以后，广东的“十三行”也非常著名。清政府规定，外商只能通过“十三行”与中国贸易。当时的广州有所谓“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也对广州外贸之盛况做了描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与古代商人所不同的是，近代的所谓商人，并非是单指买卖人的狭义商人了，而主要是指一种广义商人的称谓，相当于企业家。这也是我在本书对商人的定义。
在近代，除了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人称为贸易商、栈商、金融商、证券商之外，还从事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的人也称为制造商、生产商、运输商等。换言之，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几乎在近代都被称为商人。1914年当时的北京政府公布了《商人通例》，在这个通例中，规定商业共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梁、代理业。显然这里的商业更多的是制造业。
中国近代著名商人有兴办近代民族工业的第一人陈启沅，状元实业家张謇，华北近代工业的奠基者周学熙，荣氏企业集团的缔造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机器制造业的大王严氏父子，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之王吴蕴初，近代航运业和电信业的开创者盛宣怀，沪上航运业巨擘虞洽卿和船王卢作孚。正好十个人，算作我自己的对中国近代的商人排行榜。
陈启沅广东南海人，1873他从国外回国在家乡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办起了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并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掀起了纺织业的第一轮工业革命，开创了当时广东、珠江三角洲甚至全中国纺织业的新篇章，因而被作为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的民族资本家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张謇江苏南通人，他奉行实业救国的思想，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据统计，到1923年，他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开启了东南地区近代化的历程。
周学熙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从1898年开始创办北洋实业，在20世纪初的20余年里，投资领域包括了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开滦、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他所开创的实业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周学熙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到1922年，荣氏家族拥有面粉厂12家，产量占全国民族面粉企业的1/3左右，被称为“面粉大王”。两兄弟创办有茂新、福新、申新等企业。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当时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作为荣氏企业的第二代创业人物，荣毅仁曾拥有20多家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1979年，由******“点将”，荣毅仁创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荣氏家庭对中国经济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刘鸿生是一位来自宁波的上海实业家。在其近50年的创业生涯中，先后创办了火柴厂、水泥厂、纺织厂及煤号、码头、银行、保险等实业，创建了价值达2000多万元的集轻重工业、运输、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企业集团。
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办者。
虞洽卿浙江镇海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航运业资本家；1895年起，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从1908年开始在上海创办宁绍商轮公司。
卢作孚重庆人。1925年，他从上海购回一条70吨的小货轮，命名为“民生”号。次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卢作孚被推为总经理。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他后来叱咤川江的船王生涯。仅仅10年时间，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手中变成了一个拥有各类船只48艘，计19137吨位的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
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大多是江浙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他们创业的舞台，把这些企业家串起来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链条。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商业智慧更多地体现在实业上，而不是商业上。他们是中国民族工业和近代工业的开拓者，他们秉承实业救国的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都有很强的使命感，这就是一种让中国强大的社会责任。应该说，中国近代商人才向世界潮流靠近。
1949年后，中国开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改造，私营工商业被取缔。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改革开放以后，商人这个阶层又重新闪亮登场，其发展速度让人瞠目结舌，甚至形成全民经商之势。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才是真正的中国商人横行天下的时期。民间有这样的说法：一代商人靠胆子，二代商人靠票子，三代商人靠路子，四代商人靠脑子。这说明中国商人已经完成了质的蜕变。在温州，修鞋匠出身的南存辉、小裁缝出身的胡成中如今都成了大名鼎鼎的企业家。
所以说起中国商人主要是这样两个时期，一个是传统商帮，一个则是当代商人。
现在驰骋在国际舞台上的当代商人包括中国内地商人、中国香港商人、中国台湾商人以及海外华商四个部分。
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在东莞，可以生产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的计算机。在世界上可以见到更多的MADE IN
CHINA，海尔、联想等中国品牌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
现代中国商人也有自己的财富英雄。上升到民族精神层次的有香港的李嘉诚、大陆的柳传志和张瑞敏。
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开始在香港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他开办了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霍英东出身贫寒的霍英东在50年的创富生涯中积累了130亿港元财富，并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贸易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他在国内有超过50亿元的投资和大量捐赠。霍英东多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在1993、1998年两度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宪梓1963年，曾宪梓离开广州农科院去泰国开始商业冒险时已经29岁，20年后，他成为世界“领带大王”。历年来，曾宪梓对中国内地公益性事业的捐款已逾4.5亿元。1994年至今，曾宪梓担任了数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的名字被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用来命名一颗小行星。
应该说，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一支海外华商实力非常雄厚。近代以前，以福建、广东的商人下南洋，在香港、澳门、马来亚已经形成实力强大的华商集团。改革开放以后，在俄罗斯和东欧有一支华商集团。据我所知，仅仅在罗马尼亚就有3000多开封人在那里经商。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管理学家苏东水先生在他所著的《东方管理学》中专门对华商进行了分析。
三、中美商人性格比较
《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中美商人文化性格的差异。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做起事来效率低下，说起话来拐弯抹角，做起人来不能诚实守信。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好斗，没有人情味，容易激动。一个美国教授把中美商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总结了八个方面：
（1）美国人重视网络、信息和公共机构；而中国人则重视个人的社会资本，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
（2）中国商人特别看重中间人，美国人在中国想成就点什么，如果没有中间人的话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在美国，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人，除非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别人，而在中国，人们一般是不会相信陌生人的。
（3）中国人的等级制度非常明显。在美国，你可能会说，你就叫我布什吧，这种随便和平等就是美国商人的风格，但在中国，你要是这样做肯定是行不通的。有无数的这个“长”那个“长”，也有无数的这个“总”那个“总”。在相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在中国，如果你忽略了别人的官职是一个很大的事。在中国有一整套非常特别的相处的礼仪，而这一切对于西方人来说简直是高深莫测。
（4）中国人讲究和气生财，对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注意。认为做生意如做人。河南有一家名为仕德的电脑公司，非常明确地把自己的企业文化定义为做事等于做人。
（5）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思维，而美国人更多地注意单个的问题。比如美国商人会把一个复杂的谈判分解成一系列小的问题，比如价格、货物的质量、包装、运输等一个个独立的问题。而中国商人看问题则不这样看，倾向于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经商的过程中把模糊学运用得炉火纯青。
（6）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使中国人特别注意储蓄，以便一旦灾难到来的时候有所准备，这样养成了中国商人节俭的传统。正因为中国商人的节俭，所以特别看重商品的价格，这样在谈判中老是讨价还价。美国商人则不像中国商人那样有太多的议价空间。
（7）中国文化是一个面子文化，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一个人的名誉在社会声望全部体现在面子上。如果一个西方人在生意场上让一个中国人感觉到面子上不好看，这个生意就十有八九难成。
（8）中国人以敬业闻名，他们不仅勤劳，而且以吃苦为高尚的品格。美国人更看重能力，将能力作为成功的关键，而中国人则认为吃苦耐劳更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