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夏文化的内涵，学术界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但大致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夏”命名的国家，其实只是以一个活动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部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商文化的影响北至大漠边缘，南至长江以南，周边各方国都受到其影响，然而商王直接统属的地区，依然只限于黄河中游。周王朝据说进行了“一统天下”的事业，然而事实上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关系相当松散，随着宗法制度的逐渐崩坏，又出现了“诸侯多畔（叛）王命”的局面。
正是在割据与****最剧的春秋战国时期，向往与要求“大一统”的呼声最高。
《论语·宪问》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吕氏春秋·贵信》也说到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了所谓“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听”。《新序·杂事》也赞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为五伯长”。《墨子》中则又有“一同天下”的说法。《尚同中》：“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且昔天子之地圻，列国一同。”《易·系辞下》还曾提出天下“一致”的说法。同样的意思，后来在《淮南子·主术》中被表述为“天下一齐”，“天下一俗”。
《公羊传·隐公元年》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解释说：“云政教之始。”徐彦《疏》：“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孟子见梁襄王，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回答：“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荀子·王制》提出理想的政治形态，是“四海之内若一家”，“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令天下一统，是圣王之圣事。荀子还说，“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儒学的政治理想，已经是辅佐人主实现“一天下”的伟业了。《韩非子》中，更明确提出“霸天下”、“制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兼有天下”皕瑏瑠的政治要求。“天下一力以共载之”皕瑏瑡，几乎成为政治家们共同的理想。《吕氏春秋·谨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喻大》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指出“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定贱小在于贵大”，鼓吹有识者当进说“王术”，辅佐王者“以安天下”。
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起规模空前的中央集权的****主义帝国，开创了历史的******。“天下大定”，群臣“议帝号”时说：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在讨论封建诸子之议时，廷尉李斯又指出：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以为“廷尉议是”，决定以郡县制度维护这种高度“一统”的政治局面。
历史发展有时表现出“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的特征，经过西汉初年不得不分封诸侯的历史回旋，到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政治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汉武帝行“推恩令”，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并以种种罪名夺爵削地，削减可能割据分权的政治力量，还竭力打击“强宗豪右”，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政治形势，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修正与改造。这一工程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使儒学可以为“大一统”政治进行理性的说明。
建元元年（前140），刚刚即位，年仅16岁的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书面方式和他们讨论古今治道，应对者百余人。广川儒士董仲舒以“贤良”身份从容对策，以他的政治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董仲舒指出：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他认为，寻求治道，应当认识其中的规律，并借《春秋》中“春王正月”语阐述自己的政治观：“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治道之奥秘全在于天：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然而他认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应当适当调整自己的政治方针。
至于具体的政治原则，他提出了令天下归结为“大一统”的****主义秩序的主张：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颜师古为这段话作注时指出：“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
显然，为汉武帝欣赏的董仲舒的“一统”观，较秦始皇、李斯的“一统”观又前进了一大步。
自汉武帝、董仲舒之后，“大一统”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定式；“大一统”观念，已经成为世代不移的正统的政治思想。
新莽末年，各地义军纷起。隗嚣为当地豪强拥立，割据天水、陇西。他曾与避难往从的班彪讨论天下形势，问道：“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天下大势，是重新出现战国并立的局面，还是由某人继承汉家帝运，维持一统呢？班彪回答说，战国并立，是由于周人分封，“本根既微，枝叶强大”，而“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王莽窃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所以“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隗嚣虽然不相信“汉家复兴”的预言，但承认班彪“言周、汉之势可也”，天下终将归于一统，可能已经是政治活动家们共同的信念了。
东汉政权衰亡，魏、蜀、吴呈鼎足之势三分天下。然而这三个政治集团都以“大一统”为口号，自称正统，力争在统一战争中取得政治优势。曹氏集团曾“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平天下”为己任，曹操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丕代汉自立后，仍以“保大定功，海内为一”作为政治目标。诸葛亮更是始终不渝地以“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作为自己的“职分”。孙吴集团也以“普天一统”作为政治号召。
视“大一统”为绝对的正统，而视分治、割据为绝对的悖逆的这种严格说来也属于迷信意识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与历史上各地区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发展有关，与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有关，然而也与政治家们对最高政治权力的渴求有关。
汉宣帝时，谏大夫王吉上疏曾说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由此则可以“明王制”。蔡邕在《明堂论》中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有了“大一统”的政治，才有君主至高无上的权位。陆贾在《新语·怀虑》中更明确地说明了政治权力与“大一统”之间的关系：
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槩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
在“大一统”的形势下，可以实现最高程度的专权。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高度的集权也有利于强化“大一统”政治，有利于实现《礼记·乐记》所谓“政以一其行”，《荀子·议兵》所谓“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新语·明诫》所谓“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