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原名茂荣，浙江上虞人。早年编进步刊物《南针报》并开始写杂文。著有杂文集《不惊人集》、《打杂集》、《街头文谈》等多种和《文艺思潮小史》等。
母亲
母亲去世，已满一个月了。
近日想起，悲哀已像一块冷却的铁，虽然还压在心头，但失去灼痛的热度了。因此，能够沉重地、但冷静地想想她的命运。
小的孩子们没有见过祖母，要知道祖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要知道的，主要是音容笑貌。但关于音容笑貌，我无法加以描写。遗憾的是，母亲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相。但照相怎么能够传达母亲的形象呢？我的母亲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她的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六岁的二十年间的形容，对我是极具体的，但又极抽象。有谁注意过自己的母亲的美观的呢！对于儿女，母亲就只是母亲，只觉得她的崇高，只关心她的脸庞的消瘦或丰腆、愁苦或愉快的变化。
孩子们问我怎样爱母亲的，我也说不出。对于母亲，是不像对于别的人，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对于母亲的爱，不会依什么情况为转移而有所增减的。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母亲总是母亲。我能够说的，只有母亲的痛苦。生在贫家，嫁在贫家，物质生活的辛苦，是不必说了。精神上，从她被贫困刺激得性情粗暴的丈夫，是没有得到安慰的。至于儿女，夭亡的夭亡了，离散的离散了。在十二、三年的战争期间，千难万难地养大了一个孙女，是她膝下唯一的承欢的人。但是，解放以后，先是我派了人要从她身边把她的孙女带走；这没有成，却反而突然被死神带走了……
解放以后，她的桑榆晚景，本来也不算坏。知道我没有在战争中死掉，还给她添了一大群的孙儿，这“福气”就不小；我寄的钱，也够她和我的父亲温饱地度日的；经过改革的社会，对她也尊重起来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然而，她是不满足的，非常痛苦的，她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她晚年的痛苦，是我所给她的。
我是她唯一可以指靠的儿子。指靠也算指靠到了，我供给了她的生活费用。但她所指望的，只是这么？她还有别的要求的。但是我，解放以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孙儿一大群，对她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存在。“福气”不小，可都是虚的。二十多年不见，她该有多少话想同我说说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我要把她们接出来，她不愿意，说是过不来异乡的生活。她也知道同我们没有多的话可讲，而在家乡，可以同别的老太太们念念八仙佛（八个人一桌共同念佛），讲讲家常，热闹些。她叫我回去看看，我总是说，要去的，但终于没有去。我为什么不回去，原因很多，对她，却总是说工作忙。在她，以为我在欺骗，是不会的，但她总觉得莫名其妙。对我这个儿子，她养到我十二、三岁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了，一直到最后还是莫名其妙。这情形，在做母亲的，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所以，她在瞑目以前的一年中，已经神经错乱了。
但是，据家信说，她在弥留之际，却极清醒地说了极达观的话，一句也没有责怪我。这是出于伟大的母爱的原谅，但也是出于伟大的母爱的坚忍！
我不但使她莫名其妙，而且使她对我有一种自卑感，这是我忏悔不尽的地方。
母亲赋予我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在穷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它像什么一株野生植物，营养的不足，使它畸形地发展，它没有色和香与周围的百卉竞艳，它只长出刺来保护自己——往往在它自身和它所植根的土地受到侵犯的时候，它的刺就紧张起来了。
因此，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怪僻的性格，这性格使得我连对于父母，也很少说话。父亲对这，是一味的责骂，母亲却只是用了茫然的眼光看我。她看我总是在读书，正正经经地用着功，以为我一定有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她所不能懂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对我绝不表示意见，只以整个母亲的心，不得要领地探测着，无能为力地卫护着我！
例如，十四岁的时候，我闹起恋爱来了。我的家乡，是同族聚居的，我所爱的是本宗的姑娘。这是非法的，也不会有结果的。母亲知道了这事，有一天，背着人问我：
“人家在说你，你同××姑娘相好呢？……有这事么？……”
我没有做声。母亲等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一九二六年，闹大革命，我也追随了。第二年四月，国民党清党，在我们县里，要捕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逃到了上海，混进一个学校里半工半读地过日子。过了两年，案子冷下去了，我曾偷偷地回家去了一次。母亲见了我，细细的把当时警察去抓人，搜查的情况叙述了一番。她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么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尽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了。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呢！……”说着后面的一句话的时候，她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接着，她问了一句：“你如今还在做那种事么？……”我没有回答。我那时并没有做“那种事”，但是我不愿意讲“我不做了”，她其实不大明白我究竟做的是什么事。等了好一会，母亲只说了一句：
“以后要多多留心！”走开了。
一九三七年，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因为叔父去世，我带了妻和儿女回家去。看到了媳妇和儿孙，母亲是幸福极了，天天用我带去的钱请我们吃好的，我再三叫她省俭些，总不听。有一天，邻人对我说，母亲去向人家借钱。我问她，她说：
“有这回事的。你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就暂时借着。你不用管。你走了以后，照样寄钱来，我苦一些，就还清了。你们在家里，总要吃得好一些的。”在这事情上，她固执得很！
有一天，她跟我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多卖一些书，积点钱，我们买几间房子？你们总得有几间房子住才好。我和你父亲，就在这间老屋住下去。”她说的“卖书”，指的是我的投稿。
我劝她不要打这主意，说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书卖。我没有讲出我不想回到故乡来住的话，但她们也猜着了，很有点伤心的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只说了一句：
“对！你的主意是不会错的”。走开了。
当我要回上海的时候，有一晚，母亲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命令口气对我说：
“你，你也对媳妇去说，你们把哗子给我留在身边。我要她，我会养得她好好的……”她流下了眼泪。
我们遵了命，走了。这成了永别的开端，对于母亲，也对于我们的女儿。
我同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想来，其他的一切，是还有可说的，而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我倘若回去一次，让她看看我和她的孙儿们，让她同我说说她在战争时期的她的苦难生活，让她听听我在战争时期的新奇经历，那在她，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晚年，就会过得很愉快的。在这世界上，我，到底是她最亲切的人啊！寄给她钱让她吃饱，这算什么呢？她是吃惯了苦的。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
在她看来，她这亲生亲养的儿子，她用了整个的心爱了一生的儿子，到底只变成了每月若干元的人民币，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然而，她到死也不忍责备我一句。也许，她的母爱的盲目性，使她真的相信我并没有什么过错吧。通过解放后的许多事实，她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而她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这一点，也应该是她谅解我的理由。但她对我究竟是莫名其妙的，因之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矛盾，该是多么深刻，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我的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茹苦含辛的一生！
我的不回家去，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可以解释的：第一是工作的连续性和紧张性；第二，在解放初期，我怕因为有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官”的身份，会惹起许多的麻烦；第三，在去年，本来是有四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回家一趟的，但因不得不同一个本来他就是党员而后来自云又不代表党了的同志打些交道，不得抽身；第四，今年呢，初到新的工作岗位，自然又不好请假。
但是，母亲已经死了，这些理由，没有机会讲了，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的；她会相信，但她不会理解。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
我这些抱憾无穷的思想，是直到母亲死后才明确起来的。过去，从未细想过，只以为母亲还能活好多年，总有一天可以回去看看，不在乎迟早；这事对她的意义之重大，也未曾揣摩过。现在想明白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了！
就算我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吧，但对于人民——而且是最痛苦的劳动人民之一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和全心的爱的母亲，却是这样的漠不关心；在我是轻而易举而在她却是最大的幸福的会面，也不让她如愿。
不受咒诅但我自己是应该检讨的！
只有一件事，我总算遂了她的心愿。前几年，她来信说要预造“寿坟”和“寿材”，征求我的意见。我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我知道，这一件事再不让她满足，她就会死不瞑目了。
人的一生，只在这一件事上得到满足，是极可悲的了，但在我的母亲，这却算是生活在最后实现了它的意义。
这事，在我，是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检讨的：迁就迷信——但我管不得许多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