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不愧是识时务者，当然属俊杰之列。他的英明应该说首先是认识了他自己。人的才分和志向有大小高下之分，个人在社会群体之中适合于担当什么角色，既有客观的原因，更有主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就是充分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个性和气质，才能与志向，从而作出正确选择。李斯所受到的启发是很有点意思的，不是常人所想的做君主或臣仆，做将军还是士兵，而是做不为人齿的老鼠，总而言之是鼠辈。不管这个说法有多么难听，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李斯首先找到了自己所属的坐标，而且非常准确。
感悟：
如果你手里有一粒理想的种子，就要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把它种下去，否则就荒废了。
要成大事就要像李斯一样先认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然后才是选择栖息之所或者主人的问题。李斯择木而栖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相结合的原理：一方面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场合和主人；另一方面是抓住时机，投其所好，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4.错了就及时改弦更张
犯了错误最重要的不是为错误寻找借口和理由，而是及时改正，这才能称得上是一位识时务者。
汉武帝是个对中国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帝王。然而，在他统治期间，由于发动了一场长达30多年的对外战争，造成人民的沉重经济负担，造成战争的巨大牺牲，造成各类矛盾的不断激化。因此，汉武帝统治的晚年，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铁官徒的暴动。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像“巫蛊之狱”这类宫廷内部的争斗。这些，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武帝来说，构成了促使他改弦更张的催化剂。
“巫蛊之狱”的起因是武帝晚年体弱多病，酷吏江充说这是因为宫中有“蛊气”隐藏着，武帝便指派江充清查，江充率领一批人到宫中到处查找，终于在卫皇后和太子刘据宫中，掘出许多埋着的木人，江充硬说“蛊气”就是从这里来的。
江充惯于以酷烈手段打击皇族和高级官僚而著名。本来他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为检举刘彭祖之子刘丹乱伦而被武帝看中，以后就专门吃这行饭，而且专门和卫皇后这条线上的人对着干。
太子刘据受到诬陷，有口难辩，于是先下手把江充拘押起来。有人将此事向武帝奏报，说是太子要造反。武帝便令丞相刘屈牦前往捉拿太子。太子刘据只得出逃，路上与丞相所率的军队交战3天3夜，终于力不能支，又临时组织力量抵抗了2天后逃出长安城。城里，武帝大怒，致使卫皇后交出玺绶自尽，卫氏家族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太子刘据眼见走投无路，在被地方官追捕途中也自尽。
过了一段时间，传来消息说，正受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兄弟贰师将军李广利在率兵讨伐匈奴时，向匈奴投降。由此引起武帝对李夫人这股势力的注意。政治形势一翻过来，立即有人出来揭发，说刘屈牦、江充等人都属李夫人一党，互相都有牵连；又说李广利、刘屈牦还阴谋立昌邑王为太子；还说当年的“巫蛊之狱”完全是江充带人事先把木人预埋在宫中，对卫皇后和太子刘据加以陷害。武帝听了，颇有追悔之意。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追悔也没用了。
恰在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上书，请求在西北边陲轮台扩大屯田5000多顷，以就地解决军粮，加强边陲战事准备，以扩大战争。武帝想起国内这一系列的事变，农民起义，流民增加，朝廷内讧，再扩大战争，事态将更加严重。于是，他下了一道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其中说：“轮台又要新增屯田，加设亭障，这必将成为扰民之政，朕不愿再看到这种情况。眼下当务之急，在于把苛政杂赋加以禁止，休养生息，与民休息。”
虽说这道“轮台罪己诏”下得晚了一些，但有比没有要好，明白了比坚持错误主张好。一个帝王，在晚年能够如此面对现实，承担责任，扪心自责，并加以改弦更张，这的确是需要具备一定勇气的。这样的情况，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后人也认为颇为难能可贵。
后来，武帝传位于少子刘弗陵。为防止李夫人一党篡权阴谋这类事件再度发生，便勒令刘弗陵之母钩戈夫人死。这也是一种改弦更张之举。
犯了错误不能及时改正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帝王能够在发现错误之后改弦更张也当属俊杰之列了。
感悟：
俗话说“人非圣贤，熟能无过？”，但关键一点还在于知错而能改。像我们普通老百姓犯了错再改正似乎没什么，如果是一国之君，犯了错不固执己见并及时改之，就有点难能可贵了。
武帝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能认识错误，及时改弦更张，就能把因为自己的失误造成的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这在政治斗争中也应该说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智谋。现代商战，形势复杂，不可能没有失误。问题是，一旦发现失误，就应当立即从根本战略上改正错误，及时改弦更张才是最好的办法。
5.激流勇退：明哲保身之道
所有的识时务之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退得妙恰如进行巧。一旦获得足够的成功——即使尚有更多的成功——也要见好就收。联袂而来的好运总是可疑的，比较安全的情况是好运厄运交错而来。历史上立下大功而遭致杀身之祸者不计其数，识时务者要懂得见好就收，否则只会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过于贪恋功名，是为官者所不取的。春秋战国时的范蠡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的智谋、胆略，都为世人所称颂。但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识时务，知大局，在功成名就之后，勇于退身而出，避免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牺牲自己。他不贪恋功名，退而归隐，做到了明哲保身，不愧是识时务者。
范蠡是楚国宛人，年青时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才智。为了不苟同于世俗，佯装狂痴，潜心博览群书，探讨济世经邦之策，隐身待时。
勾践即位后，时机来了。该年，大夫文种到宛访求人才，闻得范蠡名声，便亲自前去拜访。起初，范蠡不知文种是否有诚意，于是一再回避。反见文种求贤若渴，于是亲迎文种，二人终日而语，纵论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种将范蠡举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股肱之臣。
范蠡追随勾践20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的从政经验，深深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他看到群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即猜到勾践的想法。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依靠群臣之力，而今天下已定，他不想把功劳归于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觉得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久留于越国，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激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告退信，说：“我听说主人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担；主人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仇已报耻已雪，我请求追究使您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靠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妻子被戮。”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人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于案右，比拟他仍与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20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修书一封，写道：“物盛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辩解，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胸中，请去追随先生，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借鉴！”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和文种对待名利的态度不同，自然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法真生活在东汉后期，朝廷内宦官外戚之争，党人之禁屡屡发生，真可谓昨为人上人，今为阶下囚。丢官、坐牢、禁锢、杀身，经常有这样的悲剧产生。而法真却远离这些政治争斗的是是非非，视功名利禄若粪土，这体现了他看透了社会人生的大睿大智。在东汉后朝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他能以89岁高龄善终，不能不认为他是隐逸立身的成功。
法真字高卿，是扶风人，他的父亲法雄曾任过南郡太守。法真好学，百家综览，博通各家学问，是关西地区有名的大儒。
法真虽出身官宦之家，但性恬静寡欲，不愿参与政事。扶风郡太守闻其名，希望与他谋面，法真便应邀前往。太守说：“春秋时，鲁哀公虽然不是贤君，但孔仲尼却对他称臣。现在，我德薄名虚，但想委屈你任郡功曹，怎么样？”法真回答：“因为太守您待人有礼，所以我才做您的宾客。如果您要以我为吏，那我就要躲到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了。”太守听了这话，再也不敢勉强他了。
后来，朝廷荐举他为贤良，法真也没有应承。同郡人田弱也多次荐举他。有一次顺帝西巡，田弱又乘机推荐，顺帝前后四次征召他，法真不但没有前往，反而深深隐居起来，始终没有露面。法真的朋友郭正称赞他说：“法真这个人呀，可闻其大名，却难见其本人。他不愿出名而名声却老伴着他，逃避功名而功名老追着他跑。他真可以为百世之师了。”
法真之所以能在官场倾轧的东汉时期独善其身，与他高深的学识，个人清醒的头脑有关，当然更是他识时务的善果。
感悟：
在权力之战的腥风血雨之中，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甚或遭来杀身之祸。识时务之人当懂得审时度势，激流勇退，方能明哲保身。如今的生活中，竞争之残酷也绝不亚于历代官场，要想独善其身，一定要审时度势，做个识时务之人，否则必会因小失大，甚至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