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教授访谈录
吴雯
吴雯（以下简称吴）：这几天我在你们编辑部学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条件和管理制度都比较完备。尤其是办公环境非常好，整个一层楼都是你们的办公室、资料室，听说以前是在马路边上一个很小的地方办公。根本不被人重视。可以说，当时去学报工作并不是令人羡慕的差事。您能不能谈一下当初您是如何到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的？当时整个学报的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是怎样的？包括当时编辑部的环境，民院的环境。以及整个中国当时的学术和刊物的大环境是怎样的？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我1985年从浙江到广西民族学院之后的9年时间里，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任何一个学者都知道，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发表需要有一个阵地。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学术论文要发表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我转向人类学以后，发表就更加困难。当时的人类学学科处在边缘，人类学的研究人员也处在边缘。人类学的文章很多期刊都不发表，包括我国一些比较权威的期刊也是不发或者很少发。所以，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后，发展非常缓慢。我自己深感人类学学术论文发表的困难，因此我想如果有机会编一个学术刊物，那就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另外一部分。这个机会在1994年终于来了。
你也看过我们学校以前的学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陋，无论从它的印刷、装帧，到它的学术论文的学术含量都很差。用新闻出版局的话来说，你们的学报送来，我们看都不看，就放在地板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校当时的书记奉江和院长荣仕星也感到学报的重要，所以，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找一个教授来管。当时的学报非常不景气，不能按时出版，稿源枯竭。当时就是四个人，要我去做编辑部主任。我就一个条件，你们要放手让我做，否则我就不去。我当时已经是研究所的副所长。学校的领导非常开明，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到学报是1994年8月报到，9月上任。上任以后我就观察他们编辑运作的情况，所以第三期还是由他们自己出版的，我从1994年第四期开始做试点。就当时编辑部来讲，他们的编辑意识非常陈旧，而且那个时候，人心都不在刊物上，还在那里办什么自考班创收。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接手了这个地处边缘学校的小小的学术期刊。
整个大环境来讲呢，人类学还处在边缘。地处边缘的边缘的刊物由我这个边缘的人来做，但是我的信心很足，越是一张白纸越是好画画，我想把它作为自己学术的延伸，把它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你讲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来讲呢，我当时所处的外部学术环境，人类学还处在边缘；而校内的环境呢，就是领导的信任，这种信任使我有机会来办这个刊物。
吴：那可以说当时的环境有利有弊，您在那样并不很理想的情况下接管了一个小学报。把它发展到今天著名的学术期刊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的学报以人类学特色著称，可学报这样一种类型的刊物，相对于其他直接冠以某某研究为名的主题性比较强的学术刊物。可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劣势，您是怎样对待这些特殊性，让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学报在众多学报和学术刊物中脱颖而出的？
徐：这个问题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做学报并不仅仅是把它做成一个人类学的刊物，人类学只是它的特色的设计。学报作为一个杂志和一种学术刊物，它的特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我怎样在办刊过程当中，既得到学术界，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这个相关学科的圈子的承认，也得到学报界、期刊界的承认。这两个承认都非常困难。
吴：对。这二者之间不容易调和。平衡性很难把握。
徐：是啊。我们先不讲人类学特色问题，先从办刊来讲。我在办刊的过程中，颠覆了传统办学报的理念。传统办学报的理念就是，学校的刊物就是发校内的学术成果的窗口。所以，有些学报历来就规定绝对不发校外作者的稿件。比方《厦门大学学报》长期如此，中国人民大学以前也是这样。
吴：对，一般会认为学校自己出资。当然要发自己学校的文章。
徐：对，相当长的时间里面，甚至到现在，我们学校还有人有意见，认为学校出了钱，你却给别人发了稿。但是我认为，你办一个刊物就是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不能做井底之蛙。因为读者看你的刊物，他是不看你的作者是哪个学校的，他看你的刊物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你的作者的来源越是多元就说明你的影响力越大。如果作者仅仅局限在校内，那么你的圈子就很小，辐射力也很小。像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他们本身学校是处于强势的，而像广西民族学院，一个小小的学校，可以说在全国各个学科领域都是很弱化的，这个学校就决定了它是一个边缘。边缘的学校边缘的刊物，你要走到中心去，你怎么走？所以我颠覆了传统的办刊理念，我就开门办刊。
吴：这其中有个过程吧。据说最初是三七开。四六开。到最后不限。
徐：对，他们给我很多限制。领导规定我最多三七开，后来我悄悄发展成四六开，到现在突破对开，后来上面也不太关注这个事了。但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有人每一期都等着数我的页码。但是我认为，一个边缘的刊物要走向学术的中心，一个边缘的学校要走向高等教育的中心，如果没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你永远是边缘。所以我实行开放式办刊，我一定要把全国最好的稿件甚至国际上的稿件吸引到这里来，我们就必须走出相思湖，必须走出广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你没有这样一个理念和宏图，你永远是井底之蛙。
吴：这是一个眼光的问题。有人看到短期的利益，觉得发自己学校文章最重要；如果目光长远来看，学报走向全国以后。对学校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宣传。我在网上查阅广西民族学院的介绍，都会有很大一段来专门讲你们学报的成就。甚至于说，很多人是先知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才知道了广西民族学院。
徐：对，很多人这样讲。包括教育部来我们这里做本科水平评估，教育部专家组的人就说，清华紫光、北大方正是靠学校的名气，你们学院是靠学报的名气。
吴：是啊，您的这个颠覆的理念确实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您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
徐：嗯，这正是我要讲的。要知道办刊物是有很多的清规戒律的。比如说，有规定一个学者一年只能在刊物上发一篇文章，现在不少学术刊物还是这样。另外，刊物办得很死板，没有审美概念，装帧也没有，文章是多长就是多长，下面空上一大块，空就空在那里了。甚至很多学报打开，封二光版，封三光版，封底一个版权，完了。
那么，我颠覆传统的办学报的理念，开门办刊，第一个具体的措施就是打破了一个学者一年只能发一篇的传统规定，我就发系列文章，系列文章发出来就有规模效应。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创造吧，我发得最多的是连续发了九期。这样就给学者们提供了发表自己系列成果的机会。
第二个颠覆传统的具体措施，是我融入了时尚杂志的一些元素，强调视觉冲击，体现人文关怀。我在重要文章发表的时候，同时发表作者照片。让人们在看到学术文章的时候也看到作者的形象。作者本身也很满意。我认为一本杂志，它所有的版面都是资源，不能浪费啊。所以我就补白。我们学报补白有两种内容，一个是发相关著作的书讯，一个是相关学术活动的简讯。封面方面，我从1995年开始推出封面学者，就从我们学校的学者推起。我们也是找广西最好的装帧设计者来做的，但是第一期照片做得比较小，放在一个角落里，我看了觉得效果不行，第二期我就叫他改，现在封面设计全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是封面作者，那么封二我就推出相思湖学者，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只要是有成果的我都放。现在相思湖作者发表了这么多年，使我们学校的学者也都走向全国了。封三我最开始介绍我们学校的系、部、研究所，后来就发展到介绍全国的民族研究所。封底我也不留空，放上我们广西民族学院的风景，现在很多人看我们学报就知道我们学校环境很好。这样一本学报承载的信息就丰富起来了，让外界了解到我们的学校和学者，也让他们了解到相关学科的书讯和活动。这样我们就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多元的信息。所以大家就喜欢看我们的杂志。用有些出版社负责人的话来讲，就是你们的杂志具有视觉冲击力。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杂志本来就是边缘，学校也不是名校，而我们这种封面设计就能够在千篇一律的杂志中跳出来，别人就会来看我们的内容，加上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我们的杂志就慢慢地站住脚了。
而我们的封面设计还不光是吸引眼球，它还体现人文关怀和学者资料的收集作用。比方我发了中山大学的老系主任黄淑娉老师的封面，人家就说，哎呀，黄教授，你也成封面女郎了。这是玩笑话，但是黄教授自己也是觉得很高兴的。为什么只有明星可以上封面啊，我们学者难道不能上吗？所以，我们发了这么多期封面人物照片，很多学者是很喜欢的。比如说李亦园先生的照片是我亲自拍的，他对我拍的照片非常满意。于是他弟弟有一次就从泉州打电话跟我说，你拍的我哥哥的照片非常好，把我哥哥的精神气质都反映出来了，还说我们发的李先生的人生掠影的照片也编排得非常好，那么，他哥哥现在要回来，赶上他的小学母校建校九十周年庆祝，于是我们马上特快专递寄了20本。李先生收到杂志就发给相关的亲戚朋友老师校长啊，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们不光做封面学者，还把他们一生的照片精选出来，作为他的人生阅历的回顾，读图时代嘛，这样人们能对学者的生平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我觉得也为将来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编写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这就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又有了资料性。办刊物做到以上这些，我们才能慢慢地从边缘走到中心。
而走进人类学学术的中心，还不光是上面那些措施。我开始以人类学为特点来办刊是在1995年第一期，当时打了一炮，刊登了乔健先生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前景和困境，这就吸引了人类学界的眼球，后来就成为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1995年6月底，我带着学报新出版的两期，去参加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举办的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我还不是正式的学员，是去旁听的。闭幕的前一天我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当时全体学员有40多个，我当时就对他们说了几条：第一，每人赠送一本学报，赠送三年；第二，你们的论文优先发表；第三，你们做的田野报告我这里也可以发表，田野报告一般是很难发表的。这样就开始建立了我们的作者网络。第二年，我成为正式学员，一直参加到第七届。通过这个研讨班，我逐渐与人类学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些学者长期得到我们寄去的学报，从中获取了很多信息，因此他也很愿意把自己的好文章投给我们学报，以表示支持，这样我们的稿源就丰富起来了。
从办刊的角度来讲，我们吸引人们眼球的封面和新颖的内容，慢慢地引起了学报界的关注。1996年的全国学报界的会议，我当选广西学报研究会的理事长，全国学会的常委，我本人也就成为中国学报界的重要参与者，后来成为全国学会对外交流委员会的主任，我就组织我们中国的学报界出访美国、欧洲、越南，到香港组织中国学报展。我提出的一条理念就是，学报要发展的话，要走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学报界的同仁也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比如原来学报研究会的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杨焕章教授，非常优秀的学者和编辑家，他就曾对我们学报的同事说：“徐教授是办学报最用心的人。”我自己认为，首先从办学报的角度来讲，我是获得了成功的。我们的学报颠覆了传统的办刊理念，开拓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可以和其他模式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就使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学报界得到了承认，学报的各种评比奖项我们都得到了，无论是哪一家制定的核心期刊都有我们学报，甚至于编辑规范我们也是最早执行的，清华大学光盘中心就曾经拿着我们的学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做示范，说这样一个小刊物都能办得如此规范，我们这些大刊物为什么不能做得更规范一点呢？从这方面讲，我们也是优秀刊物。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可以说是对中国学报界的一个贡献，也是我自己十年做学报的成果。
另外，对传统办刊理念的颠覆还有一点措施，就是我们编辑部不单纯地枪毙作者来稿。尤其是对于校内的作者，我们还举办沙龙，找专家学者，帮他们修改。这样可以缓和一下校内对我们办刊改革的意见，也是为学校培养自己的学者的一种帮助。比如，现在1998年秦红增写的论文，关于先秦神话和儒道思想的，刚开始他只写了一篇，题目还不错，但做得还不够，我建议他修改，于是他修改了一年多，做成三篇论文，我给他发了，这下子，评了副教授又上了《新华文摘》。又比如一个女教师写了一篇关于潘金莲的文章评职称，的确没有新意，于是我就建议她研究一下少数民族文学，因为写这方面的文章太少了。于是她就写了关于少数民族史诗的文章，我又推荐给民间文学的专家来审稿，通过后就给她发表，这样她顺利地评上了职称。还有些老师的文章实在写得太差，我不发，有人甚至耍流氓威胁我，但是我还是坚持原则，要他必须修改到达到要求为止。他得了这次教训后，才真正地走上学术的道路。还比如中文学院的金丽，她从美国回来，写的关于国外素质教育的文章我连给她发了六篇，后来又写关于圣经的论文，我给她发了九篇，还有副院长容本镇，他的张承志系列研究，也是发了九篇，后来结集成书，还开了个评论会。这样的例子很多，原来我们学校的书记奉江就说过，学报为学校培养了很多的教授。所以，我们办学报还对校内教师的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园地，也为学校赢得了很多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