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罗教授，很高兴在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吉首大学召开之际采访你。我感到很荣幸。
罗康隆（以下简称罗）：我也很高兴，感谢徐教授对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多年的关怀与扶持。通过你多年的努力，能把全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家汇集到我们吉首大学，对我校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所以，你不要感谢我，而是我要感谢你。
徐：你在吉首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可以说是在民族地区、边缘地区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平台。吉首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同类地区来讲，是走在前列的，做得很扎实，这与罗教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你是我们人类学的后起之秀，虎虎生气，我们的读者很想对你有进一步的了解，请罗教授首先把自己的经历向读者作个介绍。
罗：感谢徐教授对我的厚爱。说到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年我在贵州跟杨庭硕教授做人类学的时候，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贵州的人类学，乃至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特别是1989年前后是很不利的。所以当时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可以去当县长、县委书记，当时黔东南州政府对我有很多的培养，但后来我放弃做行政。1993年，来到了湖南。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奇怪，说你在贵州是一个做官的料子，凭你的性格和能力，下去挂职锻炼，绝对是可以升上来的。
徐：插一句，你是哪一年大学毕业？
罗：我是1983年进校，1987年本科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
徐：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罗：我是1965年6月份，出生在贵州天柱县远口镇潘寨村。
徐：小学在哪里读的？
罗：在村里读的。
徐：中学呢？
罗：在镇里读的。高中也是在镇里读的。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我家的成分不好。我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做生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划为地主。
徐：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事。是工商业者。是地主，那你当时处在政治的边缘。
罗：对，那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徐：小学到高中都是在乡里读的？
罗：当时是1977年，村里所有的人去镇里考试，但录取名额只有5个，一开始没有我的名额，后来我说谁不让我去读书，我肯定要烧房子（笑），村长知道了就赶快把名额给了我。于是我就去镇里，那时我11岁。在初中考高中是第一名，本可以去天柱民族中学读的，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去，就在远口镇中学读的。初中、高中共在镇里读了六年。可以说，从镇级中学出来，一直读到博士的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人。
徐：大学毕业以后在哪里工作？
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当时也是我老师推荐的。
徐：你在大学读什么专业？
罗：历史学，民族史专业。因为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很优秀的。可能徐教授有的认识。包括史继中教授、侯绍章教授、杨庭硕教授等。
徐：还有后来的石开中教授。
罗：对。这些老师都是学民族学、民族史的。在贵州民族学院读书时我有一个感受，很多人不愿意读民族学，很多人都愿意读通史，世界史。我们班真正跟着杨庭硕老师走下来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贵州民族学院的潘盛之，一个是在毕节生态博物馆的，其他的都做了法官。当时政法人才正欠缺，都偏向了法律。真正做学术的只有两三个人。但这一点，我在毕业时跟同学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班60个同学将来能有5个在全国有影响就是我们学校的成功了，当时我们班的同学还笑。当时大家都很有志气，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你为什么说只有5个。其实到现在，我看还没有一个在全国有影响。
徐：你应该是。
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追求，离理想还很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人要成才，要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更需要自身内心的追求。对一件事情执著的追求。如果没有这一点，环境再好，也不会获得成功。
徐：再回到你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情况，你在地方志办公室是做什么的？
罗：做编审。当时我是贵州最年轻的编地理志的主编，黔东南的地理志、地名志是我亲手编的，其他如民族志、人物志、社科志、林业志是与人合编的。
徐：你现在是党员吗？
罗：我现在不是党员。
徐：是民主党派吗？
罗：也不是，无党派。这一点我是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家的背景比较复杂，我的祖父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国民党。我的大伯与二伯都在武汉大学读书，我祖父让他们抽签，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共产党，抽到共产党的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抽到国民党的回到贵州去（笑）。我有7个伯伯，我家的房子很大，有印子屋、洋房子，都很大。现在洋房子还在，印子屋拆了。我祖父也对我说要自己立业，不要参与政治，他觉得当时的抉择，害了儿子。这种家庭背景对我影响很大，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我很愿意回家，每年的春节或暑假我都要回家去。这是我对家的文化的一种理解，一种思考。看到老房子，我就会想我的前辈曾经思考过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了？其中的价值和意义，对我们很重要。我的学术理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去思考。
徐：听说1989年后。你去过深圳？
罗：是的。我到深圳去了半年，去深圳的《企业导报》，我在那里上班，半年后感到深圳不是我的世界，它是粤语的世界，尤其是去拉广告，拉广告不懂白话是无法立足的。拉不到广告只有3000块钱的工资，拉到就可能有一两万元。有些北大、清华的同学叫我跟他们做，我还是不想打工，决定回去。我说这是你们理科的世界，我们文科做不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时路过怀化，就去怀化师专，当时一看就觉得怀化师专地方好，有这样好的游泳池、跑道、羽毛球场，就当时来说，怀化师专是全国最好的师专之一。校园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马上找他们校长说我愿意到怀化学院来工作。他们问我有什么能力。我说我是学历史学的，我可以教历史。学校校长和书记就组织老师听课。当时我讲的是国际共运史这一块。因为我没有学教育学，板书很乱，但写字还算工整，表达也不错，逻辑依然清楚。他们讨论说决定要我了。安排到学报编辑部。
徐：哪一年？
罗：1992年。当时杨老师叫我去贵阳，我等他们的调函等了很久没有来。到了4月份，我去了怀化学院。在怀化学院做主编，开辟了一个专栏：民族文化研究。以我的文章为主，包括怀化周边的关于苗族、侗族、土家族研究的文章。到了1995年以后这个学报就公开发行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成立了民族文化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现在还在。在怀化几年可以说是我修炼的过程，因为我总是碰上一些好领导。我一个人有一个办公室，在这里，我第一做民族研究，第二是学英语。到了湖南比在贵州工作压力大，当时学校规定30岁以下外语必须过四级，不过不能评职称。所以，我当时每天晚上学外语。我现在为什么能够得到发展，那个时候是一个积淀的过程。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外语学好。当时民族研究所没什么钱，每年只有5000块钱，但都用于我的调查，所以我能够在侗族地区建立自己的点。我的第一个田野工作点是湖南通道的阳烂村，1995年写的《桃源深处一侗家》，这是我做村落的一个基础。到现在为止10多年了，这个田野点还在做。
徐：你在贵州什么单位工作？
罗：黔东南地方志办公室。过来时只是实习研究员，初级职称。到1995年，学校看到我的成果，就叫我直接评副教授，当时就报到了怀化地区。
徐：地区怎么批？
罗：地区批后，再送省里。地区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跨级评职称的，所以就被刷下来了。学校很惋惜，但是我很感谢学校的领导有这样的魄力。于是我就改评中级。为了以后的发展，先退一步。当时我有两部专著，20多篇论文。如果是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他们。后来为什么离开怀化学院，是因为那时湖南省要建设一个民族学重点学科，而且这个学科只能放在吉首大学。吉首大学在全省物色人才，没有找到。那时我只是一个讲师，也没有办法。游俊校长和李汉林院长很有魄力，李院长去怀化问我是否肯去吉首大学，我说我也不追求什么，如果是做学术，我愿意去。吉首大学很快寄来了调函。我就去跟怀化学院谈，说我要去吉首大学，并不是这里不好，我的学科，我以后的发展需要我去。他们就同意我去吉首大学了。然而到了吉首大学，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学校有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是做民族民间文学、民族语言的，我只是讲师。学校任命我做省重点学科带头人，让我觉得责任和压力重大。我现在为什么对吉首大学有如此深的感情，对这些人我是需要报恩的。中国是一个感恩的社会，人是感恩的动物，我决心把这个学科做起来。我明白自己要怎样做。我就开始在第一堂课为全校的教师讲什么是民族学。光这个概念就讲了两个小时。我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到吴泽霖的《民族词典》，再到其他著作，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三个词的内涵、外延、特点、应用对象、应用方法给全校的教师讲。通过这次课使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大家听后感到很新鲜。后来总结时，游校长鼓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把省里委托给吉首大学的民族学做起来。当时在吉首大学大田湾老校区给了我一间办公室，每周五的下午我就召集全校有志于民族学研究的人一起讨论、研究，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每周二晚上的沙龙。慢慢地让其他的人认识这个学科是做什么的。当时我研究民族学，但上的是历史课。每周六、周日都带学生去鸦溪做田野调查，学生也开始了解人类学，现在还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调查资料。后来许多学生考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都是那时培养的兴趣。学校在湘西这个地方就是田野，周边有村落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实验场。当然现在城镇化速度太快了。当时有许多资料，如鸦溪的三王庙、村民的交往，以及失去土地之后的生计方式都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积累吉首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包括现在所有的照片、录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学、民族学开始被学校认同。
徐：你是哪一年调到吉首大学的？
罗：下调令是1997年底，1998年2月份正式上班。当时叫政法学院历史专业，通过历史专业来建设民族学学科。
徐：什么时候去云南大学读博士？
罗：我是2000年考入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经济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的。
徐：你的博导是谁？
罗：陈庆德教授。
徐：你什么时候进入博士后流动站？
罗：200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当年10月就进入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合作导师是宋蜀华先生和杨圣敏先生，直到现在。博士后期间对我来说也是在补课，补以前没有学好的。因为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三年既要学理论，又要做田野（为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在田野点上待了8个月），完成毕业论文，这三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必须由博士后的时间来弥补。
徐：你的学术背景非常好。
罗：在湖南的压力很大，在贵州很轻松。也正是压力大，才有自豪的方面。我是吉首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这种学术地位是牢固的。通过我在吉首大学的文科形成了读博士之风。
徐：你们所叫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其他的地方都叫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不摆在前面。你对自己的学科建设有什么想法？
罗：以前我们所叫民族学研究所，当时是出于作为重点学科建设考虑的。但后来已经成为事实后，我们就考虑学术传统。以前有许多人认为民族学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说这是误解也好，是偏见也好，这都是传统的认识。但我们的民族学不仅仅只作少数民族的研究，还要作汉民族的研究。因为在湖南的民族研究中，可能汉民族研究更重要。少数民族是与汉民族连在一起的。我们做民族学，把人类学放在一起，提人与环境、人与文化，这种研究的范式更能理解这门学科。我们这个学科不仅仅是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对大和民族、朝鲜民族也要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人类学研究的面更加宽广。
徐：人类学关怀的是全人类，民族学关怀的是群体。
罗：对，特定的群体。人类学关注人类整个活动带来的后果，民族学关注群体活动的后果。基于整个学术理念考虑把人类学放前面，而把我们重点学科的牌子放后面。
徐：所以我觉得你们所的名称与国际接轨，十分规范。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叫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把它当两门学科。从民族学来讲。把民族学与人类学一个放前，一个放后。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特殊的发展状况。有人说是畸形发展。也有人说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是种传统的发展，真正地回到原位上去。我个人认为应是人类学与民族学。我有一个新的问题。《族际关系论》是不是你的第一本著作？
罗：是我个人的第一部著作。
徐：我在1998年拜读过，这本书从人际关系去研究族群关系，体现了你的追求，恰恰反映了人类学的本质。如果没有这个本质，人类学就只能是研究民族风俗、习惯。从你的这本著作中看到你的理论功底很扎实。我想今天再回头来看。从1998年出版。7个年头过去了，你自己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