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因为文化不能孤立地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汉文化还是藏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中心”论都是狂妄但幼稚的。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学和认识发生论，指出自我中心意识是人类认识发展初级阶段的东西。在没认识世界之前，许多文化都把自己看作“中心”。中国传统“一点四方”观，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我和西南一些中青年学者20世纪90年代策划“西南研究书系”时，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传统的空间结构关系中，云南、西藏，包括广东等地，都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版图上所指的边疆，是农业的边缘地带，主流族群之外的“蛮夷”，是“天涯海角”边荒之地。但所谓“本土的区系观念”，到底是现实的文化印证，还是属于中国人解释“天下”的象征体系，却仍然是个问题。而且，由什么层面的中国人来“解释”，更是个问题。事实上，地域和族群界线具有相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或以地区取向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的试验场，甚至“可以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空间”。在“历史过程”中，时间改变了空间，边缘可能位移为前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使“边疆”不再只有内地单向的接触点，也不再只有与农业相关的一种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模式。在生计方式上，逐渐形成以商贸和加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在社会组织上，宗族、侨联、商会等血缘组织、地缘组织和行业组织，形成自足的民间权力机构并对中国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文化模式上，这些地区背靠中华文化，面向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文化，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于是中心位移，这些地方成为另一种类似“中心”的结构性地带——一种结构性的文化转型意义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
我们将云南、西藏视为一个“文化带”，就是基于上述考虑，可以说也算一种“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空间”吧。早在一两千年来，那些古道就已经将不同的文化板块连接起来了。要了解一种文化，或者是一个族群的文化，你必须了解和比较它所处的文化生态关系。我们之所以首先考察滇藏文化带，是因为我们太想去西藏了，对藏文化崇仰已久。经过比较考察，结果发现很有意思，在长达几千公里的地面上，确实有这样一条文化带。这个文化带过去沿着一些古道，现在叫茶马古道，从西双版纳一直连到西藏。在西藏的最西部，我们听到的传说和在西双版纳听到的一模一样，在普兰一个地方的婚俗跟摩梭人的走婚也差不多。我们还去寻访西藏本教寺庙，看它的仪式，不但念的那些经文，他们祭祀用的面偶，呼唤的神祗和鬼灵，都是一样的。考察队有一位摩梭学者，他很熟的呀，他说，哎呀简直和我们的达巴（巫师）搞的一模一样。这个“文化带”是活生生地存在的。我们在路上碰到一辆白族人开的卡车，运的都是铜器。问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说到西藏。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说孩子两岁了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带他去见爸爸，他爸爸在拉萨，当银匠。后来，我们到了拉萨。拉萨的八廓街有一条小街，住的都是白族工匠。他们跟我们聊，说生意很好，已经接到下个世纪的活了，做不完（当时是1996年）。而且现在藏族不单做铜器，还拿真金白银让他们加工，因为白族工匠手艺好。他们在一个地方弄一个小铺面，在那敲敲打打。后来我们到他们村子里，云南鹤庆一个白族村。每家都有作坊，你家做银筷，我家做铜壶，。都有分工。又有人专门把它们汇拢起来，有人搞运输，运到西藏卖，形成一条龙服务。这种类型我们觉得是一种基于本土的自我传承模式，是民间源远流长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比如藏刀，每个藏族都用。刀鞘是白族打的，漂亮。刀柄是汉族的牛角刀柄，刀叶子是阿昌族户撒刀，钢特好。一把刀把四个民族贯起来。
徐：白族、汉族、阿昌族和藏族，一把刀就是一个文化的互动体。
邓：还有串成这条文化带的古道上的一个个古城、古镇、古村落、古驿栈。比如巍山古城，离大理只有70公里，它是红河的源头，南诏古国的发祥地，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在那里交汇。后来主干公路没从它那规划，从旁边过了，它便受了冷落。但恰好这种冷落避免了那些“破坏性的建设”，保护了一个古城。我们跑了几次，看到巍山人为求发展，正在做规划，便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来，为他们提供帮助，希望能够用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模式来保护古城。类似的，涉及建筑、绘画、工艺、音乐、舞蹈，包括交通等方面都有。现在我到了广东，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做比较研究，比如珠江串起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走廊，还有澜沧江湄公河这样的国际河流连起的文化大通道。
徐：你是以云南为中心。向四面这些文化带、文化边缘逐渐扩展深入。
邓：云南是一个切入点。
徐：一个交汇点？
邓：对。一个交汇点，汉文化、藏文化、东南亚文化在此交汇，是多元文化的结合部。有意思就在于这个交汇点是一个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活跃的边缘地带。
徐：这本《滇藏文化带考察》。图文并茂。相当不错。这个课题还有什么成果？
邓：《滇藏文化带考察》是文化图志的一个作品，也是田野考察群的纪念册，我很喜欢上面大家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其他成果主要是根据各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特长，在各自选择的田野点反复跑，各自完成的。比如有关于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的研究，有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包括梯田文化这样的专门研究，有茶马古道和马帮文化的研究，有民间信仰的研究以及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等等。不同人有不同的研究方向，田野考察群的队伍越来越大，而且注意和当地学者及村民合作，搞不离本土的文化传习。如周凯模对纳西族东巴文化传习学校和白族民间音乐的支援，李永祥在自己彝村支持的民族文化教育，我帮助摩梭妇女创建的传统服饰工艺生产合作社，双胞胎考察组在西双版纳设立的“民俗助学金”，等等。
徐：你们的研究成果是在云南出的吧？
邓：云南大学出版社出了两套，一套田野考察丛书，一套文化史论丛书。文化史论出了四本，其中就有三本获了奖，一本是获了全国性的奖，民族学界类的一等奖；另外两本是获得云南省政府的一等奖，应该都是很有水准的。还有一些类似图像民族志的作品。
另外有一些我们是分散出版的，为了节约经费，能不拿钱给出版社的，就尽量不给，比如有的书，是不同出版社约稿，不要钱的，就拿到外面去，在北京、上海、浙江、台湾、深圳、云南，出了几本。
徐：这些书加起来都有十几本了？它们有什么特点？
邓：以田野考察为主，在此基础上展开实事求是的分析。就像我们编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强调“脚到，眼到，心到”，给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以同样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我们的东西有点“文化研究”的味道。
徐：我看到你主编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和关于岩画、服饰和民间艺术等方面的学术性画册，都强调给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以同样的地位。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想法。加上你现在正在做的，似乎你对视觉方面比较敏感？
邓：是的，我希望在图像民族志和视觉人类学方面有所探讨。以图叙事和视觉表达，从来都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方式，一种传统。自从人类学会用视觉符号进行表达、叙事或象征，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视觉表达或图像叙事的前史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和岩画，青铜时代的青铜器铸像及纹饰，注意一下无文字民族以图纪事述史和象征的大量实例，以及文字不能代替的图像信息传递方式，就会知道，人类的视觉表达和图像叙事传统，应该是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记的。如果把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纳入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那么，可以肯定，人类通过物像或图像记录、表达、保存和传播信息，创造系列性视觉符号并产生大量叙事性象征性视觉文化行为的历史，都是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学学术史上，文字叙事一直都是强势。图像叙事或视觉表达是弱势，是学科上的边缘地带。
徐：对。有人谈到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问题。你怎么看？
邓：前几天正巧还有人谈到视觉人类学的“革命性”问题呢！无论“革命性”还是“边缘性”，我想都是同一类问题。老实说，这是我不习惯讨论的东西。所谓“革命”，一般指的都是革他者的命，没有谁傻到要革自己命的（自杀除外）。但问题在于：有必要通过“革”他者的命来确证自己的命吗？所谓“边缘”，也是相对“中心”而言的。问题同样在于：有必要或有可能通过“边缘化”一种东西来使另外一种东西成为中心吗？如果有一种包打天下的万能学科或表达方式，当然别的学科和表达方式也就自动边缘化。可惜没有。所以我不想讨论某种学科或某种表达方式的“革命性”或“边缘性”的问题。如果非说不可，那我宁愿自处边缘，因为边缘地带好玩，方便走动。学科上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可爱的交叉地带。我比较欣赏法国视觉人类学大师让·鲁什（JeanRouch）的话，他主张视觉人类学“其边缘性的状况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使得这一年轻的学科不至于落人固定僵化的学科规范之中，或者不至于发展成枯燥的官僚主义学科。”
视觉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实践和理论探讨，100多年里一直在进行。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尽管在一般词典和图书馆里没有多少它的位置，但在国际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等），它还是有几十年历史了。1954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建立人类学电影研究中心，开始人类学电影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到非洲等地拍摄了一大批人类学电影；从1966年开始，视觉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影片放映已成为美国人类学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学会创办《视觉人类学》杂志，并建立了美国人类学影视中心；“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UnionofAnthropologicalsciences）下设18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视觉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onVisualAnthropology）。从1934年首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伦敦）召开算起，至今半个多世纪，视觉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影响，人类学影片在历届大会上播映，占有重要地位。在1964年第七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芝加哥）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视觉人类学的决议》。2003年我参加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佛罗伦萨），特意去听视觉人类学的专题。会上见到老朋友，德国著名视觉人类学家芭芭拉·艾菲（BarbaraKeifenheim），拉我和国际视觉人类学会主席霍斯曼（RolfHusmann）一起讨论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生的事。后来霍斯曼到中山大学，在学校图书馆数字影像资源库建设方面做了推进。他所在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IWF），是国际有名的影像基地，仅人类学纪录片就藏有6000多部，而且大部分数字化了。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电影节。1994年我和郝跃骏等合作的人类学纪录片在德国参展，便有幸在那里看到了包括让·鲁什在内的一些大家的作品。本届佛罗伦萨视觉人类学专题会的主题有两个，论文60余篇：1.视觉人类学：影像的广阔领域；2．东亚的婚纱摄影。我感到有趣的是，满大街人们熟视无睹的婚纱摄影，竟也成为一个得到很多人类学家关注的题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既可以远在异乡“边缘”，也可以近在我们身边，近在你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人类学的介入使影像的视野更加广阔，同样，影像的介入也使我们的学科领域更加广阔，这已成为具有前沿性眼光的国际学者的共识。
徐：视觉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兴起，与像哈佛大学和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这样的高水准学术机构的积极推进有关。你能不能结合国内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学科的背景来谈谈你的看法？
邓：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人类学无论哪方面都必须提到的时期。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和云南考察时拍摄了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杨成志、伍锐麟带领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赴海南岛黎族、苗族地区考察队亦拍摄了部分影片资料。半个世纪以来，与民族识别、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等运动相伴的社会文化调查，产生了大量民族志研究成果，摄影和电影是其中最珍贵的一种，如杨光海参与拍摄的许多部民族学纪录片。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人类学纪录片产生。云南、四川、北京都做得不错。台湾也拍过一些人类学纪录片，如胡台丽的《兰屿观点》等。这些影像不仅仅只是一种资料，它们作为图像民族志或影视人类学的认知价值、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增长。
在理论上，国内人类学家也开始有所摸索，如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辟专章介绍影视人类学；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的张江华等写了《影视人类学概论》，算是拓荒之作；云南大学和德国合作创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学生，拍了一些片子，这些片子很多都参加了国际重要的电影节，还开了一些研讨会和培训班，相当不错。遗憾的是王筑生英年早逝。他牵头翻译了霍金斯（PaulHockings）的《影视人类学原理》；还有王海龙的《人类学电影》，也很有看头。
DV的出现给人类学做田野调查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它不用像过去拿着。BETACAM，又大又笨，很强暴，而且很贵，没有那个钱你就没办法动。现在有了DV呢，每个人都可以随身带着一个，更个人化，没那么吓人，容易操作，容易亲近对象。很多精彩的东西就是拿DV拍的。我因为开视觉人类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一些国内外的高手来，带他们的作品来，跟学生对话，很多片子让你眼泪都掉下来。它记录的生活状态，已经超出了民族片模式，不是只把摄像机对准别人的脸，也有对准自己，反观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