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陈华文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非常高兴在武义和我们武义的文化精英陈华文教授在这里座谈。你是武义人。我是武义的女婿，你今天是来参加武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问题咨询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想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在人类学的视野里进行一番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想你还是向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你的学术背景。
陈华文（以下简称陈）：非常荣幸。我是土生土长的武义人，跟你不一样，你是武义的姑爷，所以你看武义的文化和我看武义的文化可能有所不同，你是异文化的角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说，可能你在某一个层次上跟我相比较的话，你有优势，我有一种视而不见、司空见惯的“盲区”。我现在更多的不是研究武义的文化，而是研究其他地方的文化，但是因为土生土长、农村长大的这种生活经历，对于我们从事这些乡土文化，或者说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主要做民俗学研究，民俗学所有的材料都来自于民间，在学术背景上来说，从某一种层面上来说，我可能比一些民俗学研究的人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可能比他们深刻，对民俗的感受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种现象比较常见，就是我们研究人类学的、或者研究民俗学的人，完全是从学校到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对生活的感受确确实实是城市这个层面的，或者说仅仅是从学校获得知识这个层面对文化的理解。从本质上说，对生活的理解跟我们那一辈不一样，而我跟徐教授的理解也可能不一样，你可能还有更多的更曲折的，包括以前你小时候经历过战争等等这种动乱的年代，而我是没有了。但是我有一点也是特别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正好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读了十年书，那几乎就是没读书。
徐：你是哪一年进小学的？
陈：我是1966年9月进的小学，1976年6月底高中毕业，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个过程，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这十年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很好地接受各种各样的知识教育，但是有一点我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我当时还是要读书，所以我的班主任老批评我你怎么就知道读书？我高中是在下杨中学读的，那时候还跟老师吵过，我说不读书我到高中来干什么？那个时候这个叫白专道路，当时强调又红又专，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本身应该是红的。
徐：后来你是怎么进大学的，进哪个大学？
陈：后来高中毕业以后回乡劳动。我是农村户口，只能回乡，干活白干，不能像下乡知识青年可以算工龄。所以，我经常说我是真正的农民儿子。当中还经过很曲折的这种经历，这跟武义有关系，我想徐教授在武义也遭受过一些不是很公正的待遇，实际上我在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待遇。
徐：你讲一个故事。
陈：我1977年的时候参加高考初选，我在下杨区，后来我高中的老师参加改卷，他跟我说我是下杨区这一片的初选第一名，但是在正式参加高考的名单里就是没有我。为什么，是被公社去掉了，原因就是因为我老爸曾经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他是57年的党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党员掌权的人基本上都被打倒了，三结合，他是党员，唯一一个又没当官又没怎么的共产党员，也没被打倒，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去，开始是大队革命委员会，后来到公社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他是一个老好人，从来没整过别人也没怎么的，后来县里也给他做出个结论说他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后来跟公社里面有些干部有点矛盾，我老爸正直，矛盾到了最后影响到我，我的名字就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高考都没得参加，所以说这个很曲折。1978年又让我去高考了，因为1977年所有我们白姆公社去参加高考的人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所以公社也说反正考大学也考不上的就让他去考吧。我也没参加任何学习就去考了，考上了，考上了就给我政审不合格，武义有两个政审不合格，我是其中之一。所以，1978年高考后待了一阵子，看看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我就回家去开拖拉机，我那个时候就有拖拉机驾驶证考出来。到1979年看看公社没什么问题了，那些跟我老爸有意见的人，有的调走了，有的退休了，所以我想那就再去考一次吧。就这样上的大学。
那年高考考得相当不错，但是不敢填好的大学，我记得我是浙江省文科前100名，但是我仅仅填了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就录取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因为听了罗永麟教授的课，他是四大传说研究的权威，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1980年进的大学，按道理我应该进77级的，但我回去开拖拉机了，所以后来在80级中我年纪就是比较大的了，但是，这样的结果更增加了我对农村生活的经验积累，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喜欢上了民间文学。当时民俗学刚刚恢复，也喜欢上了民俗学，我主要侧重民俗学。大学毕业有人推荐我去浙江师范大学，我当时是可以进杭州大学的，我放弃了，到杭州大学是个未定的因素，到浙江师范大学可以搞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就到了浙江师范大学。这样一干就干了二十几年。1984年进的浙江师范大学，已经22年，差不多23年了。1984年你还在武义，1985年你离开武义。你们那个时候在搞风俗志，搞武义风俗志、金华风俗志，搞浙江省风俗志。当时我只有读你们东西的份，我在教书育人，不过后来你走了以后，我们1985年底的时候，就跟周耀明一起组织了金华市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实际上我是在大一的时候就知道你了，但是没见过你，你有一个学生，叫蒋文娴，她知道我喜欢民间文化的东西，她就告诉我说，她认识的徐老师就是搞这个人类学、民俗学的，我说那什么时候回武义后给我引荐一下，我还不认识他。但是后来很快你就离开了武义，当中也没见到你，等到比较迟了以后才有机会跟你认识。所以一直在大学里面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我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的时候就在省一级的师范大学开民俗学、民间文学课的老师，那时是1985年，只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交流得也不多。后来，1995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访学过了以后，跟其他大学里的交流就逐渐多起来。
徐：哪一年去访学的？那一年的访学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吧。
陈：我是1995—1996年去访学的，应该说从学术视野来说是的，从学术积累来说正好可以通过北京师范大学访学得到释放，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徐：而且你是钟敬文先生的访问学者。
陈：不是钟先生，是陈子艾。钟先生因为当时已经接受了人，最后有一个没去，他又少了一个人。因此，当时我还有一些想法，所以钟先生就跟我说，你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你不是哪一个人的访问学者，跟谁都一样的。钟先生对我一直都非常地关心，对浙江民俗事业也非常地关心，其中有一点就是，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浙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把包括在日本留学期间算进去的话，那在浙江他待了将近10年。因为我写过钟先生在杭州期间的民俗学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口头一字一句地读给钟先生听过，他说对的，就是这样。后来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所以他对浙江非常有感情。记得最后一次是2001年11月20几号，我们在北京开民俗学学科建设会议，是钟先生发起的。在会议期间，外地有二十几个学者去看钟先生，钟先生住在医院里，他自己不能参加这个会议，他身体不太好。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外地的学者一拨拨地上去，我是让年纪大一点的先上去，我在后面。我上去之后，乌丙安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在那里介绍，这位是谁这位是谁，我进去的时候，钟先生看见我就跟乌丙安说这个我特别熟悉，于是他就叫我“华文，你过来”，他拍拍他沙发叫我坐在左边，然后叫“魁立，你过来”，让他坐在右边。我们一人坐在他的一边，萧放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完了之后，钟先生讲了一段话，非常著名的话，“今天是我住院100天来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从事民俗学研究80年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有这么多学者、这么多博士、这么多教授、副教授，当年我刚刚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时候，人非常少，我也还是一个青年……”这是他对民俗学发展总结性的一段话，我一直坐在那儿。在这之前他还问了浙江民俗学的情况，我本人的研究情况，对浙江的民俗学他一直都非常的关心，所以钟先生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本人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我1995年刚刚去的时候，破格评副教授我上不了，有人不让我上，当时我非常有情绪，课也不上了，虽然我当时上课非常好。我说我没水平，我要到外面进修去，当时的系主任不让我出去，说这个时间太迟了访学的人都安排好了什么的，我说不让我出去我也不上课，这是在浙江师范大学20多年唯一一次有点耍懒地使性子。当年还没有考核的要求，还不会下岗，反正当时我只是一个讲师。但是到那发现访学的虽然很多是副教授，文章不一定比我发得多，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很多博士生都对我很尊敬，因为他们许多人都读过我的文章，都知道我，而且有的还非常了解我。我觉得奇怪，学术界就是有这个好处，通过文章私下的交流可以建立起某种关系。这样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这确确实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我在那里也是非常认真，陈子艾先生是我的导师，非常用功地在那里读书做学问，在这一年我做了一本丧葬史，后来影响还是不错的，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研究方面，最近有几本丧葬文化研究的书要出来，有历史的研究，也有调查方面的研究，用人类学方法做的。我记得你们宁夏第二次人类学论坛的时候有人对我那个发言的一个评价说，怎么差不多只有你们两个人才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在那做调查研究？我用大量的田野调查、大量的图片，只不过那次给我发言的时间太短了。
跟人类学的渊源关系从现在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跟我们的徐教授有关系，因为你从事人类学研究，再者你也从事一些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所以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我想民俗学界的很多朋友和我一样认为，徐教授对民俗学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徐教授不光对我本人帮助非常大，而且对民俗学的帮助也非常大，在你那做的民俗学的学者介绍系列做了四年，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不仅是对民俗学的提升，而且对民俗学在其他学科的整个影响，包括学科的建立影响都非常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学提携了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是一家，但是毕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两个学科。
徐：通过这个更加使从事民俗学的人也认同我们民俗学也是人类学这一块的，包括刘铁梁都特别赞同这一块。
陈：对对对。但刘铁梁他本身也有社会学倾向，村落调查这一块他做得非常好，所以确确实实跟人类学也走得比较近。
徐：所以你在北京访学那一年我很有幸认得你。然后带我去见了钟敬文老先生。他还说我编的金华风俗志他看过了。
陈：对对，是那一次，我还给你拍过照吧。钟先生还是比较亲切的，我记得我引荐学者给他的时候，他都非常乐意接受，而且对我在浙江的工作评价也非常高，还经常鼓励我。有一次，1998年民俗学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大会结束之后我去看他，钟先生屋里开了非常暖的暖气，我去了之后，他非得要我在那待的时间多一点，他讲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吃不消了，我说“钟先生我要走了，太热了。”钟先生说“把衣服脱了”，一个小时后我还是太热，要走。南方人穿线裤。钟先生说，那“线裤也脱了”。我是裤也脱了衣服也脱了，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我跟钟先生说我还是要走。钟先生很舍不得，他说，你也不常来北京，多听听你说，了解情况多好。2001年的时候，我跟张先亮教授去看钟先生，还带了两条学院定制的领带给他，一个星期之后中日韩的民间叙事学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我也去参加，我直接从飞机场到了会场，我是迟到了。那个会议是钟先生主持的，我进了会场时刚刚开始，钟先生见我进去了坐在前面，他就给我们学院做广告，他系着我们给的领带，“华文啊很好，前几天他跟院长来看我，送给我领带，你看就是这个领带漂亮吧，这个是浙江师范大学的领带，有字的。”给我做广告，非常有意思。我想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确确实实从我的民俗学研究来说对我还是影响非常大的，同时也建立了学术上的关系，毕竟我们是地方上的学者，地方上的学者在某个层面上也许你非常优秀，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你即使再优秀，你学术影响常常会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心跟边缘的问题。在文化学里边我们特别懂得边缘和中心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学里边的边缘是正宗，中心是非正宗的文化，边缘才是真正正宗的文化。当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
徐：当然。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从边缘走向中心。
陈：那不能说什么中心，我只是边缘很紧密地跟中心结合在一起。
徐：那你这几年做得非常的优秀。我就觉得你从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访学回来这10年，做得挺好。我想请你介绍你以丧葬史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