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李辉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李辉博士，这次我很荣幸能来参加你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听了你的答辩觉得你的论文完全是独创的、探索性的。
李辉（以下简称李）：我也很荣幸能邀请您来指点。
徐：我很想跟你做一个采访，跟你聊一下。昨天我们跟金力老师谈过以后有很多收获。今天就顺着来谈。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简历或者说是学术背景。
李：我是1996年考到复旦大学的，原来高中是在复旦附中。在复旦附中的时候我一直对生物学、遗传学非常感兴趣。考复旦大学的时候就考到了遗传学系。
徐：听说你是上海市的高考状元啊。
李：呵呵，对啊。我高中时候，刚开始读书不用功，因为复旦附中竞争很激烈，在复旦附中只能排到100多名，后来被我家长一逼，就用功了，后来高三第一学期在年级里排名就在30名，高三下半学期在10名左右，到了最后毕业就成了第一名。
徐：所以你就进了复旦大学的遗传系……
李：是的，而且很幸运，进去的第二年，金老师就到复旦大学来了，我就进入了他的实验室。刚到实验室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进来一看，哎呀——这个老师都不像个“老”师，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师兄给我介绍那个就是金老师了，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印象中的金老师应该是白发苍苍，一脸沉思。跟我介绍这个就是金老师，我就吃了一惊，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知名学者那种威严的形象完全不一样。那种风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走在路上就好像跟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一模一样，根本没有那种架子啊……
徐：对啊，我跟金老师接触以后也觉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李：根本就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么多年来就没看到过他跟学生生气，从来就没有骂过学生。所以我也跟你说过有一种亲情的感觉。为什么说是亲情的感觉，实际上如果是父母，他们一定会觉得孩子要出人头地，要超过自己。金老师的想法也是这样，他总是觉得学生要做得最好，要出人头地。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学生如果做到最优秀的话，那是他做老师的最有面子的一件事情。他就像父母对待孩子的这种心态，就是一种亲情的感觉。
徐：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李：我父亲是医生，我母亲是教师。因为我父亲是从医的，所以我从小就对分类学非常感兴趣，博物学那一类，naturalism这种样子的。什么东西都要分门别类，都要归类，它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苦的咸的，很喜欢分析。现在人类学也是博物学的一个分支，把人分门别类，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结构上的概念。而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徐：所以你的博士毕业论文充分体现了这种系统的概念。分类的概念。条理非常清楚。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李：没有，我是独子，我们家是历代单传。那时候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族群的传统，族群的习惯，包括近亲不能结婚，国家规定三代不能通婚，我们的族群是六代不能通婚。
徐：你实际上是大学硕士博士都在复旦大学，你能不能谈谈在大学中老师让你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李：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金老师昨天说过的对学生的教育是一种“放鸭子”的方式，拿个杆子，稍微挥一挥，鸭子就向那个方向跑。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深有体会，所有的事情，各个课题，从立题、操作、执行到最后总结写文章，大部分工作都是要自己动手，在这个过程中我受益匪浅。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跟师兄、同事的团队合作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的过程对我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金老师就是这样一种远程遥控的状态。
徐：他非常宽容？
李：是的，非常非常的宽容。
徐：你在大学求学一直到博士毕业，我听说你和你的同学们、师兄弟们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你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李：实际上我们同一个实验室的人，大家之间就像是战友的关系。科研就像是战场，就像是在攀登科学高峰。我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不是我专长所在的，那么另外一个同学，是他专长所在的，他就会过来帮我解决。反过来，他不会的东西，我也可以帮他解决。大家各有各的专长，但大家聚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话就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了。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我们实验室各种方向的人才都有。生物统计的，计算机编程方向的，实验技术方面的，等等。像我对各个民族都有了解，对系统关系比较清楚。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交流，他们有什么难做的，我来做；我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他们可以帮助解决。
徐：顺便问你一个个人问题，昨天见到你的太太，她比你低三届，是吗？
李：她是学统计学的。
徐：嗬嗬，我看你是事业好，学问好，个人问题也处理得好。她是上海的吗？
李：她叫徐立群，是平湖的，就在上海边上。她大一进来读统计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大学毕业，我大四，她比我小三届。我当时做了个讲座，她来了，她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然后她说他刚进来也想接触一些前沿的东西，想做一些研究，就进来帮我处理一些数据，在这个过程之中产生了感情。
徐：志同道合啊。昨天听了你的博士论文答辩，想问一个带有学术性的问题。你怎么在做群体遗传的时候注意到人类学的问题？怎么进入人类学领域的？
李：这个过程还是金老师定的。他当时回到复旦大学开这个实验室，名字就叫“人类群体遗传学的多基因病实验室”。这里面就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多基因疾病即复杂疾病研究，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有多种基因决定的疾病，也是需要通过群体遗传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另一部分就是纯粹的研究群体之间的关系的，我进入实验室就是对这一块感兴趣。
徐：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方面感兴趣？
李：我对博物学一直很感兴趣，特别是分类学。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分门别类的，呵呵。对人类群体，我也很喜欢分类，弄清它的结构。我的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鸟类分类学都学得非常的好。人类分类的话，我从内心有一种原生的爱好。因为从我本族群的立场，从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们族群（那时候没有族群的概念，只有人群的概念）跟周围的汉族不一样。我们是属于哪个族群，从哪里来的？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在读这个方面的书，觉得人类学中的问题，大家都是争来争去，没有定论。现在有了分子人类学，很多问题势必得到解决，会得到科学的实证。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一种最大的满足。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是最最大的满足。
徐：你都是强调奉贤人的特点和风俗习惯。现在奉贤人被定为汉族，但他们有很多特别的风俗习惯，是吗？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
李：主要是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是依照宗教习俗而来的。
徐：你们的宗教有什么习俗呢？
李：我们的宗教有很多禁忌，还有火葬，汉人的话都是土葬。但对我们来说，土葬是无法接受的。火葬可以使人的灵魂升华，土葬是达不到的。包括跳圆圈舞，穿着那种像丧服一样，两块布连起来的东西，与周围的汉族都不一样的。我们的语言也很特别，很多词汇现在我知道和侗台语有很多接近。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原来我以为我们是汉族，但是很多话用汉字又写不下来，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根本不是汉族，因为我们自己叫自己为宕傣。
徐：有多少人？
李：大概是50万到80万吧。我们的语言结构，是最复杂的。辅音有40多个，单元音有20个。其他语言都没达到这样的复杂程度。有几个音，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都没有过。
徐：据说你做过DNA检测，是属于哪个系统呢？
李：都是百越系的。百越的特征01单倍群，在里面占到60％，这是很高的，其他百越群体都没有那么高，只有20％～30％。除了台湾高山族以外，高山族有的可以达到100％。
徐：宕傣是不是要申请族别的研究？
李：没有，没有这个需求。
徐：那文化上比较特别，是不是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李：因为上海原来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人们从北往南走，经过苏州、杭州，根本就不会到上海来。我们处于上海最南部，靠海，是个更偏僻的地方。我们是在那里自我生存的一个小群体，对外交流很少，所以一直保留下来。后来的汉人迁来，我们和他们交流很少。
徐：现在对宕傣有没有什么研究？
李：没有过多的研究，就是我做过些调查写过些文章，很多东西都越来越少，几乎要消失了。现在看到穿民族服装的很少，老人也不大穿了。是那种镶边的大裙子，还有织锦。好多风俗还是很有百越味道。
徐：但是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还能保留原来的传统吗？
李：是呀，前年我们拆掉了自己的村子。我们的村子叫[бол]，是百越村子的意思，里面的树都是两三人合抱的，都砍掉了。我们是最好的寨子，“风水”也最好，开发商就看上了。
徐：这样看来你从小就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加上家庭教育。可以看到你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才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读你的文章，行文非常流畅，逻辑性也很强。
李：我时间也比较仓促，不然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
徐：一环一环扣下来。本来你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概念，方法论上的东西。专有的名词。可以看出你专业的基础训练，分子人类学的复杂方法介绍得像人文书一样可看。
李：我在民族学方面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指导。我从1997年开始接触民族学，受到中央民族大学很多老师的指导，包括苍铭老师，还有祁庆富老师等等，他们都曾经对我有很大帮助，所以在民族学方面，很多东西原来搞不清楚的，现在就清楚了。
徐：听说你下田野27次，前前后后去过很多地方。
李：确实去过很多地方。云南的小角落都到了。1999年的时候，我进到了云南最偏远的独龙江地区，而且走的是老栈道。过了索桥，走了三天三夜，进去以后都不成样子，手脚都磨坏了”泉水一冲，脚趾甲都掉下来了，过了几年才长出来。
徐：这样看来你的田野完全是人类学的。但是我觉得田野上除了对你的学问很有帮助，对民族的认识也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