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您的田野经历丰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做田野，参与和观察，您有这么长的一段田野调查时间，您的经验给我们很多教育。
黄：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回忆我的田野经历。我们早期做调查主要是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另外还有个人或者和别人合作的研究，还有指导研究生。我一直都有很多机会去做调查，直到2003年，我73岁了，还到广东海丰县畲族居住的深山红罗村去做调查，我48年前去过那里做民族识别调查，那时红罗村在高山深处，只有8户人家，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不仅一直惦记着这里的畲族如何生活，也一直想研究为什么他们能够不被汉人所同化。我参加田野调查前后有50多年，前40年主要做少数民族研究，后10年主要研究汉族。
徐：您前40年的少数民族研究，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民族学。到了中山大学的研究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请您谈谈您到中山大学的转型和对中山大学的贡献。
黄：我不敢说对中山大学有什么贡献。我在《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一文中回忆我的田野调查经历时，总结了三点。通过田野调查，比较不同的民族社会，在实际中具体认识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认识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认识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交融。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一直想着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结合当时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给自己立下了研究方向，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原始社会史，三是人类学理论方法。民族文化是比较贴近实际的，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有很多机会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原始社会史呢，当时人类学被撤销了，民族学受批判，原始社会史研究学苏联，早期文化人类学理论是在对原始部落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到了20世纪末回顾过去，尽管在各种政治运动干扰下，我想走的学术之路很坎坷，大体上还是坚持在既定的范围内做我原来想做的事情。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35年半之后调到中山大学，在这里工作了16年半，从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转向主要研究汉族。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倡服从工作的需要，做“驯服工具”，我一直是服从工作需要，碰上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到中山大学后也是这样，没什么说的。
徐：可说的多了，到中山大学您作了很多贡献。比如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做岭南文化、族群关系和广东世仆研究，请谈谈。
黄：一方面服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利用一些机会做研究。开展研究就要申请经费，人类学研究不能没有经费，找经费也是一种能力，那时有一些体会。美国大学人类学系课程中有训练学生申请经费的内容，我很欣赏。我们可以向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申请，但资助金额小。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数目比较大，对我们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请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武雅士，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情况，以便确定基金会是否给予支持。当时他们已经支持社会学了，武雅士在中国转了一圈，从华北到西北、西南、华南，最后到了中山大学。他对我说：“我转了一圈，大家都说经费紧张，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但你知道怎么做。”申请经费要有点技巧，不是你写个申请别人就给你钱。1992年初在纽约向温拿格林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给系里老师和其他单位合作做都市人类学研究。这个基金会有人类学部。人类学部的主管有个学生是我所在的人类学系的老师，我就向她了解她的老师，请教怎么申请。得知该主管原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她的理论倾向是新马克思主义，我便做准备，了解她的观点。在基金会人类学部，她果然问中国人类学界对新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看法，我事前有准备，从容应付，很快得到批准。申请美国岭南基金也不容易。在纽约，他们请吃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岭南基金会的人一起提问，我要不断地回答问题，人家要看能不能把钱给你，你能不能拿出研究成果。我很体会寻找研究经费是一种学习。
来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之后，我考虑本系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向系里提出，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方法；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我们主要是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徐老师您对汉族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很早，对我有启发，我很早就向您学习了，比如您的温州调查，我1985年就和您谈过了。我来广州后，当时岭南文化热，在一些会议上常听到学者们提出广东的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种民系，其区别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人对此作理论阐述。我们向美国岭南基金会申请经费做岭南区域文化研究，后来觉得题目太大，改为“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以人类学系的师生为主，加上外系、外校和国外学者一共30多人，在17个县市进行了调查，综合人类学的四个领域和不同学科，对三个民系的体质形态、历史发展、现实变化、文化特点和人文精神等进行人类学研究，对上述广东学界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对广东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
关于世仆制研究。我小时候回过台山老家，那里每个村子都有世仆，当地叫“细仔”。过去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做，但那时我在中央民族学院，那里不会做这样的题目，来到中山大学才有机会。世仆制在广东存在到1949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个中心。史学家在研究广东有关历史问题时涉及世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在香港新界地区研究几个大宗族时也涉及世仆问题。但是有关史料零星，必须依靠田野调查，眼看曾经是世仆的老人大多去世了，必须抢救活资料。我和龚佩华老师合作研究。与其他学者通常将宗法家族制与世仆制分别论述而忽略其内在联系不同，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资料印证，认为世仆性质是世代承袭的宗族家族奴仆。
徐：您是女人类学家，能不能从女性角度谈谈？
黄：过去费孝通先生常鼓励我们说，你们女同志做调查有很多方便的地方，这也是事实。我年轻时考虑，女同志从事人类学研究有自己的困难，没有田野调查就不能搞研究，但如果早结婚早生孩子就没有多少时间做调查了。一个女同志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得给自己创造一些条件，不能早生孩子，要做点事情也不能多生孩子。我30多岁才生孩子，属于晚育，只生了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不少人生几个，学习苏联，提倡当英雄母亲。我的先生和儿子对我做研究很支持。如果我出去做调查，我先生在工厂上班，天一亮就走，就给孩子买饭票让他自己到食堂去吃饭。可是，半年后我做调查回来，别人告诉我，你家孩子经常不吃饭。女同志为了事业不敢早生孩子，但没有孩子就不分房子。多年后我住上一间半平房，很简陋，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在门口露天搁一个蜂窝煤炉子，上面支一把伞，在伞底下做饭。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每次田野归来，身体都付出代价，但是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去干。田野工作给我很多锻炼，激励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
徐：你们老一辈真的很不容易，令人敬佩。下面请谈谈您对博士生的培养。
黄：这方面没什么说的。招了博士生不久就得了病，做治疗很难受，吃不下，睡不着，但是我没有停止工作，我做完治疗就把同学找到家里来上课。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一直到现在都很内疚。我采取坚强、乐观的态度，对身体、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
我自己比较重视理论学习，对学生也这么要求。这里说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专业理论，理论是学科的核心，有理论才能驾驭资料，才能指导实践，了解理论才能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势。人类学做微观研究，一头扎进去很容易迷失，人类学要在宏观视野下做微观研究，理论上就要领先。我自己对各种新的思潮一直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曾经有一位硕士研究生问我：“你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是不是抓到一个东西就行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还没做完就要考虑下一个了，抓到一个东西就吃老本是不行的。特别要重视理论学习。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老师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知识要不断更新，有的理论很可能我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给学生什么，倒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博士生，还有硕士生和本科生。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足，学习不够，总是保守一些，他们年轻，有精力和时间看书，接受新鲜事物快，我很注意向他们学习，启发我的思维。老一辈很多不在了，很高兴中青年一辈已经接过担子，他们年富力强，热爱人类学，有开拓精神，有进取心。这样一群人包括北方的和南方的，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中国人类学将会很好地发展下去。我作为人类学队伍的一员很自豪，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到今天这样觉得很欣慰。
徐：中国人类学有南派和北派的说法。您能把它们的特点讲一下吗？
黄：先说南派。以前说西方人类学传人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在说从世纪初开始，以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为标志。在中国建立研究机构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时较多地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集刊在创刊号中的看法与美国历史学派的宗旨一致，就是做田野调查，事无巨细不要遗漏，只要掌握资料就行，不用概括。就是说，强调做细致的调查，不注重理论阐释。美国博厄斯的历史学派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调查资料很丰富。从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可以看到这个特色。
徐：南派就是比较注重详细的田野调查，得到资料，不怎么提倡理论阐释。
黄：对。北派呢，以燕京大学为中心，以吴文藻先生等为代表，这一派比较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重视做理论阐释，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两派虽有不同的理论特色，但同样都是希望在中国建设和发展人类学。1984年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了一个人类学国际研讨会，那时我来参加会议，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德坤先生在大会上发言，他认为，包括台湾和内地，1949年以后南北两派合流了。台湾人类学者经过这样的过程，体会到不能紧跟西方理论流派。李亦园先生也曾在文章中说他们都感受到这些，在研究中学习费先生的著作、吸取经验。合流，不能不要理论，也不能不要资料，不做田野调查，合流是一个很好的结局，这不是指两岸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指要研究中国，人类学既要重视实地调查，解决现实问题，也要理论指导，对西方新的思潮都要了解，吸取其合理因素，但用不着紧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我有这样的感想，要研究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学者眼里的中国，而不是以西方的为标准。中国这么大，有几十个民族，经济全球化，文化还是多元的，人类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研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台湾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在知识和理论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中国这么大，对中国的研究还很不足，今后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不变，研究的路很宽广，要多研究中国，以本土化研究为主，要用自己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徐：黄老师的这个观点很好，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应该多研究中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中国的人类学资源太丰富了。不管是农村还是都市，中国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目前有这么一个态势。您同意我这个观点吗？
黄：同意，多研究中国，这么好的资源你没有研究，没有这个经历，很难说你是中国的人类学学者。
徐：能否再探讨一下南派和北派的特点，这个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没经历过。南派和北派合流是发展趋势。不过，南派是不是还有这个特点，它把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史结合起来？
黄：对，他们认为人类学能补过去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人类学研究要融入历史，主张人类学要研究中国文化史。而北派注重现实问题，重视对理论的研究。
徐：南派的这个特点很好，中国有浩瀚的书海，我自己体会较深。比如岑家梧老师被打成右派，就转向研究历史，他曾经想写《中国民族史》，容观瓊先生把文化人类学与南方民族学结合，搞南方民族考古学。现在两派交流很多，比如像您这样的。在北方很久，又到了南方，就是一种学术上的交流。各种会议也方便了大家的广泛交流，现在南北交流走向健康的合流道路。
黄：从研究方法上说，中国人类学比较早就注意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这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
徐：这一点中山大学做得很好，成立了历史人类学中心。陈春生老师、刘志伟老师、周大鸣老师他们做得很成功。
黄：中国有很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际上，中国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就重视这点，不管上面布置的任务，还是个人的研究，做调查首先要找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对没有文字的民族可以从汉文的历史资料中找，不管研究什么，首先去找历史资料。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学纵横》，一个纵，一个横，这个纵横观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一个总结。我们研究世仆制也是纵横，必须把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结合，不知历史发展就不知其所以然。功能学派过去不太注重历史。南北合流是学术发展的走向。
徐：您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回顾。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谢谢黄老师！
【录音整理揭英丽】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