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光大学翁玲玲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2002年你参加了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一次会议，你穿着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蓝印花旗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你非常具有中国妇女的特质。所以那次会议你发表的论文。用张有隽教授的话说是惊天动地。因为你发表的是“台湾妇女的身体观”。这个题目在当时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女性学者对女性的身体观作了一个精深的研究，我们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同时在跟你的交往中觉得你非常有学问，非常开朗。
翁玲玲（以下简称翁）：谢谢您的鼓励，不过我只承认开朗，不承认有学问。
徐：今天我听李亦园先生说你是他的学生。请问你是怎样荣幸地成为李亦园教授学生的？
翁：能够成为李亦园教授的学生，我真是觉得非常荣幸。李先生一直关心人类学的发展，所以他对于学生非常在意。我所谓的在意是他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也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与资源。至于成为他学生的过程，到现在我还觉得像做梦一样。那是我们刚考进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班的时候（1990年秋季），李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为我们安排导师。当时我们研究所有一个导师制度，所里会为每位学生安排一位导师，提供学业与生活上的指导，功能上与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不一样，导师有可能但并不必然就是论文指导教授。在会议上，李先生了解了我们每个人的研究兴趣、构想与研究方向之后，就帮我们安排了。他安排得很恰当，同学们也都接受。可是他把其他同学安排好了之后就准备结束会议了，剩下我还没着落，我一急就对李先生说：“老师你还没有安排我呀！”李先生说了一句：“你跟我呀！”就离开教室了。他一说完，所有的同学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则是脑袋“轰”的一声，惶恐不安中夹杂着一丝惊喜。喜的当然是我居然能碰到这天外飞来的好运，有机会得到老师教诲；但更大的感觉是不安，一方面是李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声望，对我们来说，自然会有一种仰之弥高的敬仰与惶恐；另一方面，则是怕自己达不到他的要求。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格，不只要求学业也要求态度；嗓门儿又大，我们上他课的时候，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生怕回答不好会挨骂。
就在同学们一路唧唧喳喳在议论的时候，当时许木柱老师（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人类学教授）在我们附近，听到同学们说我完蛋了，以后一定常常挨骂；许先生就跟我说不要太担心，其实李先生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听了许老师的话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挨骂也好不挨骂也好，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尽心尽力。李先生直接要求的，没有直接要求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做好的，我就把它做好。就像我请李先生看论文，在我交上去之前，我一定自己再三地多读几遍，至少做到条理清楚，没错别字，没有语句不通顺的地方一当然论点怎么样，内容怎么样，需要老师的指导。我觉得是要请老师指导论文的，不能浪费老师的时间来帮我改作文，他的时间与精神那么宝贵，作为他的研究生，当时我能为他做的就是替他节省时间与精神。就这样，十几年来，一路相随；无论是我的论文或是学术生涯，李先生总能适时地给予关键性的指导与帮助。而我对李先生的感觉也从害怕到温暖。可以这样说，他是真正的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律己甚严，待人则特别宽厚，非常能够替别人设想。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得到他的指导与照顾，并且有一个学习的典范，这样的机运，我很珍惜。
徐：你非常荣幸的成为李先生的学生，我现在希望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想了解你的背景还不能像别人那样只了解你的学术背景，我还希望了解一下你的家庭背景。
翁：我的祖籍是浙江省定海县。我父母亲的家庭背景都很平凡，可以说是小地主吧。我父亲是学航海的，我记事以来就知道他的工作是船长。我回头再想想他的工作可能对我的学习是有影响的。
徐：我想插一句，你父亲是不是从大陆过去的？
翁：我父母都是大陆过去的。我父亲去台湾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比我的母亲早一点。我母亲是1950年左右到的台湾，母亲说她是先到香港，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到人台证，然后才到了台湾。
徐：我想问一句，你父亲的海员的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翁：没错，我的父亲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因为走远洋航线，久久才能回来一次。可是每次回到家，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观念，新鲜的玩意。我们小时候，台湾在经济上还没有太大的发展，有很多的东西都没有，我父亲就能给我们带回来。他又非常的开放，非常的风趣，每回跟我们说各地奇风异俗的时候，都能把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唬得一愣一愣的，着迷得不得了。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他简直是“纵容”一一我母亲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长大以后觉得父亲给了我们一个开放的教育环境，我们想做什么，只要是不害人不害己的，他都尽量让我们去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社会风气还很保守，可我父亲从小就教我们四个女儿跳交际舞。因为他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女孩子一定要会跳交际舞：一方面是可以培养一个优雅的体态举止，同时也是进入社交生活很必要的一个技能。所以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都非常鼓励我们去参加舞会。我的母亲比较保守，就不大乐意让我们去，她总说：“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算什么？长大了嫁不出去了！”我父母感情极好，父亲很少直接说我妈妈不对。他会悄悄地跟我们说：“你们放心去跳，爸爸给你们等门。”其他地方像穿衣服打扮，他都不吝于给我们买漂亮的衣服，他觉得打扮得体除了是一种礼节以外，也能表现个人的品位与教养。你看，我们女孩子这些社交装扮的规范，反而是我父亲教我们的，很有意思，也是很特别的经验。所以我后来想，我对各地不同文化、不同的观念，有这样大的好奇与兴趣，愿意花这样大的精神力气去了解，父亲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也因为父母这样开放的教育态度，我一直是非常自由地长大，父亲母亲给了我极大的空间，让我去尝试，让我在人生的大海中悠游。所以我一直都不是死用功的学生，我只用功到可以考上还不错的学校就可以了，其他的时间要去“玩”新鲜的事情。还好我热爱学习，所以我的课业成绩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是很烂。从小学到大学，在班上也都还是前面几名。我自己比较高兴的是，除了照顾课业，我还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像合唱团、京剧社、健言社、乐队、登山社，还有社会服务社等等，这些经验都为我的生命增添了许多色彩。
徐：人类学就是要体验各种东西。
翁：对呀！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拼命死读书，就为了考高分。我呢，宁愿少拿几分，用一些时间到处去看看玩玩，多认识一些人什么的。应该也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吧，让我觉得去接触新的事物，多了解一些人与事，比去追求世俗的名利更加重要。
徐：你在基隆长大，从基隆到台北是考试出去的吗？
翁：是的。基隆算是大台北地区，所以成绩好的学生，多半会去考台北的学校。念初中的时候人还小，就留在基隆念基隆女中，高中就念台北的景美女中。这两个学校都不能算最顶尖的，可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台湾都能排上前十名。我很喜欢我念的学校，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只用成绩来要求学生，都给了我们相当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是学校的环境都很优美。讲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从小到大我念的学校，甚至包括现在工作的学校，都有不错的名声，校舍环境又漂亮。尤其是我念的高中，景美女中的建筑物，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等于是示范高中，大家都来看我们学校的新式建筑。
徐：真是很幸福的读书环境啊！
翁：还有，我每—个学校的校长都把我们当成宝，对我们的教育从课业到仪态都要求。我还记得景美女中的校长常常告诉学生，我们以后都要能够独当一面，至少要能当外交官夫人，才能为国家社会尽力，所以仪态气质和课业一样重要。我们每天去上学，他都站在校门口，谁要是弯腰驼背被他看到了，准会遭到训斥。
我大学进的是辅仁，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天主教学校，读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分为三个学院：理学院是德国教会办的，法商学院是美国教会办的，文学院是中国教会办的，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校园。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来管理这个学校，不同风格的建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精神。所以，这所大学给我的最大的收获不只是知识的部分，也是思想上的多元，视野上的开阔，更重要的是人格上的独立。
徐：你是比较喜欢开放自由环境了？
翁：是的。我们的督教要求严格，可是给我们的思想空间却很大。后来我也享受到严格要求的好处。它是从生活上要求起。比如，宿舍的管理，各种要求规定清清楚楚，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矛盾而让人无所适从的地方。学校也提供很好的设备，所以实行起来也没有什么碍难之处。我们辅仁那个时候是4个人一间房，这在当时是很宽敞舒适的，台大当时是十几二十个人一间。每个人进学校的时候就购买一套统一的日用品，像床单被套枕头套这些东西，所以整个房间的色彩是很协调的。学校规定我们人不在床上的时候，就得把床铺理整齐，虽然不规定我们一定要叠成“豆腐干”，但是都得铺叠好。我们有衣柜、鞋柜、食品柜，当人不在宿舍的时候，书桌只能剩下书，其他的杂物都应该放在该放的地方。不像其他学校的宿舍，被服用品都是自己带，颜色各不相同，学校也没有提供存放衣物的设备，脸盆、拖鞋、毛巾到处乱放，一进门五颜六色非常杂乱，学校也都不管。我们是修女每天来检查，要是被她们发现房间不整洁，物品乱放，就倒大霉了，被找去训诫不说，还得记点，会影响下一年申请宿舍的权益。我们就这样逐渐养成了随手保持整洁的习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训练不仅是把房间整理干净而已，还能建立起一个起码的生活美学观，比较容易培养情绪上的宁定。我想您也了解，情绪上宁定了，心灵思想才有可能高远。
徐：辅仁的图书馆专业你读了多长时间？对你有什么好处？
翁：4年。好处方面，我想首先是搜集资料的能力比较强一点。这项能力是图书馆专业培训学生的一个重点，所以能够学到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及信息，这个对做研究来讲是蛮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我的思想组织能力。图书馆的管理非常强调组织，因为有一个好的组织系统，才能让使用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要的资料。耳濡目染之下，也就培养了一些组织能力。我的几位指导教授都跟我提过，我写的东西基本上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也算清楚。这个跟我当时在图书馆系的4年训练还是有关系的。
徐：我从你《台北妇女身体观念》这篇文章里面已经领教了你的风采了。那你读图书馆学怎么又进了清华大学读人类学呢？
翁：大学毕业以后，我没有进图书馆工作。因为我们系的学生从大三开始，寒暑假都得去图书馆实习。当时图书馆经营的概念还不是很现代化，透过这个经验，我觉得图书馆是个很沉闷的地方，很多制度不合理，也不太受得了进去就等退休这种感觉。到毕业的时候，因为课业成绩不错，就留在系上当了助教，这个经验让我发现教书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后来有一个很巧的机会让我进了台大史丹福华语中心，这是专门教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机构。我有个朋友在那里，他们当时需要人，请里头的老师们推荐。我那朋友跟我同是大学辩论队的代表，所以知道我普通话说得不错，口音很标准，就想推荐我。我听是给老外教中文就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国际知名的学语言地方（在大陆开放之前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学中文的地方），所以就答应去试试。当时我们俩都没把握我能不能考得上，因为那个考试有点难，又是内举，等于已经刷了一次，所以去应考的人当中，大多是有教学经验的人。没想到我竟能通过考试。既然考上了，工资又高，自然就进去教书了。真是机缘吧，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有名的学者，包括B．Pasternak、JamesWatson等人类学家。他们来进修中文，我则从他们那里得知学术研究的乐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对人类学研究的兴趣，可以说是在这里，由这几位学者给启蒙的。这样看来，这个工作可说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徐：那个时代很多老外都到台湾去。因为内地不能来就只能到台湾去。
翁：是的。史丹福中心的学生，除了美国各大学的教授来进修外，大多是汉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来自名校，像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哈佛等等。这些学生非常优秀，又用功，中文的底子也算厚，只是语言表达不好。在教书的时候，他们常常问我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开始因为我对人类学没有什么了解，只能给一些民俗式的回答。可是学生很优秀，民俗式的解答多半不能满足他们，所以他们会追问民俗背后，比较本质性的思想问题。这类问题，我多半都回答不了，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窘况。可我又不愿意敷衍，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找书找资料，想要满足学生，也满足自己。我从小就对文化性的、社会性的事情有兴趣，成长的过程中又因为常参加演讲、辩论以及作文之类的比赛，对这类问题一直都有关怀，也有一些浅薄的思考。所以虽说动机是为了响应学生的问题去找答案，实质上我自己也很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就在这一来一往找书读书的过程中，察觉到人类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虽然也发现人类学在台湾是很冷门的学科，却反而激发了我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就这样一路从民俗性的介绍读到学术性的论文，主要是李亦园先生的文章，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才觉得我此前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的看法和思考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焦点。对于我这是非常大的喜悦，因为一直以来，我思想上的渴求和对生命的探索都没有什么焦点，现在等于说是找到了一个着落。自己摸索着念了一段时间后，就想进学院了。我知道如果对一个学科想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就得去考研究生。有这个念头的时候，离研究生考试的日期只有三个月，准备考试其实有点仓促。但是想上学的欲望太强烈了，推着我不顾一切地开始准备，那真是废寝忘食，一心一意地念哪。我家人都不相信我是玩真的，从没这么用功过。总算运气好，让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就当了李亦园教授的学生。
徐：你跟李先生两年攻读硕士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翁：对学问的尊重，对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