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有些“边缘”状态。不尽如人意又无力改变，比较痛苦。我写《十年藏北》，有人评论说不像文学作品，批评的意见很多。但我觉得那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就算是田野考察吧！总之促使我回来的原因很多，一个是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的影响较大，我觉得我那种纪实文学的写作应该告一段落了，反正我永远也写不过他，这属于我自己的事情；再一个定位的不确切也使我自己自寻烦恼吧；还有就是出于一种心理指引，一个先是本能地感觉、后经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宗教，自身都会存在某些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有外部因素的催动，但最主要的，是应该由内部来意识到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外人的参与总有一个限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理平衡了许多。说到我的“回归”，其实也做不到，我实际上已经被定位了，我回来还是回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回到中国藏学出版社。以前写西藏的书，现在是出西藏的书。这个单位设立的目的就是为西藏服务的。所以等于还是工作的延续，还是为西藏工作，虽然空间位置转换了。
吴：依然还是“西藏的马丽华”。
马：面对这样的评价惭愧了。现在我在北京安居乐业，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而且因为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我觉得对都市文明还是有一种向往，一点儿也不讨厌都市文明，都市有它的优势、它的方便，也是做事情的地方，我觉得那种返璞归真离我还很遥远，我还没新鲜够呢！（笑）所以有的人说讨厌都市，要寻求什么精神家园，对我来讲是不合适的。
吴：是否是你原来生活在那个很淳朴的地方，远离都市文明的生活比较久了，所以一下子到都市就感觉到都市文明的好处？而你原来由都市到西藏又觉得它那种淳朴生活的可爱呢？
马：我没有那么多的学生腔书生气。你看，都市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巅峰体现，人类需要交往，需要聚集，都市就是这样产生了，然后文化、文明社会才会发展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在西藏也在提倡小城镇建设，因为那种落后的面貌——文化水平比较低、教育条件差、比较贫困，很大的程度与居住分散有关系。西藏倡导小城镇建设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人群只有聚居了，有了内部外部的交流，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吴：你怎样从诗歌转向了散文创作，自《藏北游历》始。还无师自通地链接上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链条？而且一开始就出手不凡？
马：有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诗歌创作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风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时，最先崛起的是诗歌，大家蜂拥而上，新诗最先出现，小说跟在后边。转入散文也是必然，诗歌还在写的时候散文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个交叉的过程。诗歌更多的属于年轻心态，散文就不同了。当时《藏北游历》出版的时候，还在北京开了一次作品讨论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说它属于一种文体的创新，评价很高。能拿来类比的是从前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但那是新闻报道的角度。
吴：我认为国内对你的宣传评价的力度还不如内地一些远不及你的作家。这也许是一种地域歧视吧。
马：大约是非“主流”的缘故，主流社会的关注点不在此，另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个能力问题，若是写成《忧郁的热带》那样，不由人不关注。
吴：那你又怎么无师自通地把人类学引入你的作品？
马：也不是无师自通，是看了一些人类学的教科书。藏族学者格勒博士在人类学的入口处等着我，他送我一批人类学的教科书和名著。文化人类学很有文采，充满人文关怀，对我有亲和力吸引力。这些书打开了我的思想视野，其中田野考察的方式也比较适合我。不是有意去寻求某种工具，是一种自然的契合。不过对于人类学我只是稍稍有些意思，我不是学者，很业余。
吴：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契合呢？
马：那地方也比较适合文化人类学。虽然文化人类学的出身不是很光彩，有殖民色彩，它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的开拓后出现的，但是它后来的发展对整个人类还是一种很负责的态度。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去俯瞰人群，观察这个由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观念所组成的多样性的世界，这种参照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它那个“相对主义”后来我们看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学家实行起来也勉为其难，但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你尽量摒弃一些偏见或成见，比较平和地去看待和记录人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由于人类学家的工作，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才空前地增加扩展了。我正是在比较需要的时候，带着汉文化背景到了藏族地区，如何看待藏文化，文化人类学给我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
吴：也就是说，你除了从文化人类学中借鉴了它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外，更重要的是你还从中接受了思想方法，公正地不抱任何偏见地去看待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马：对，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这里边有很多复杂深厚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你说了这一方面，就得讲另一方面，不然的话就失之公正和完善。最近我听到一种质疑的声音：我们当代人是否有资格评判传统，评说文化传统的是非优劣、继承扬弃。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本是动态的，传统贯穿于现代生活，如何去剥离，此为传统文化，彼为现代文化；二是面对这样一个大题目，需要彰显水平，的确应当谨慎从事。从这里我想到，反思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更遑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向小心翼翼的态度是对的。
吴：但我又有一个疑问，在你刚到藏区，还没有接触人类学之前，你就已经抱着一种渴望被接纳被认同的心态。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呢？
马：也许出于一种比较厚道的想法吧。出于本能，诚心诚意。当时肯定是一种低位进入，去支援边疆建设，也就是说人家需要帮助，虽说帮助本身它就已经不平等了。
吴：进入西藏的文人很多，为什么就你接受了文化人类学，而且将它与文学结合得如此地珠联璧合。成为中国首位将此种方法运用得最为成功的作家？
马：我并没有刻意为之。西藏艰难困苦，自然环境恶劣，大风刮着，大太阳晒着，尤其是藏北那么严寒，早就被人宣布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地生存下来，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还生存得相对快乐，使你不由不感慨生命力的顽强与坚韧。同为人类，反差那么大，不可能不被感动。
吴：正因如此。所以你才想去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何不以苦为苦还甘之如饴？才想去研究他们的宗教文化？
马：他们从生存外貌到衣食住行，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精神上的信仰也是一种必需，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来世生活得更好一些。汉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不是很明确很强烈，因为更多的是面向现实和现世。
我虽然对文化人类学有所借助，但我走的还是文学之路。格勒博士说我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后来所架起的桥梁多着呢，例如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还试图架起桥梁。采写《青藏苍茫》的过程中，不时传递信息，沟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前文理分家，各做各的，不通声气的结果造成了许多成果不能共享。举个例子，地理地貌学家崔之久教授在现在寸草不生的昆仑山垭口发掘了一处遗址，证明3000多年前那里还有乔木灌木植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这一消息，而从事西藏考古的专家们都不知道，我就把材料复印了给他们寄去；另一个例子，藏北高原包括无人区发现过大量的细石器，证明7000年前后那里的人类活动频繁，推测当时藏北气候一定比现在温暖。后来我采访过的一位湖？自学家，他每年去藏北考察，根据最新测定，藏北湖泊的高湖面时期恰好在距今6900年前后，佐证了推测，提供了依据。这一信息我也纷纷地给他们传递了。类似的具体事例还有一些。
吴：这确实也是一种“架桥”。而且你还通过文学沟通了各学科的信息。也让人们从中了解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你的作品是“百科全书式”的全景描写。你的“走过西藏”作品系列不仅是人文的西藏。也是科学的西藏。
马：我主张以后要多进行跨学科的联合考察，让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同去考察，这在国际上不算新鲜，但在国内好像还不是风行的一种做法。
就我对西藏的了解，也许在专业领域不如专门家，但是涉及面广。相对文学家来说，我多了一个自然科学的背景，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我又多了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做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比较自信。
吴：你对西藏是非常有感情的，你在书中说过：如果需要，你也愿意将自己的心脂当作供灯来点燃。可见你对西藏的感情非常之深，那你在西藏27年感触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
马：说不出特别深刻的体会，西藏已经成为生活常态，就好像被规定了一样，属于那个地方了。我曾想过如果不搞藏文化，就在汉文化中一直追溯到上古神话时代，好好地研究并写作。但是身不由己，还是在这个圈子里，还是在延续着我多年的工作。
吴：“西藏情结”看来是挥之不去了，那你将来打算往什么方向发展？
马：我打算写小说，有一个长篇正在创作中，但到这一上班，就再也没时间写了——写小说还是西藏题材的。
吴：请归纳一下到目前为止你创作的主要成果。
马：我写了关于西藏的16本书。诗集只有1本，散文集3本，算是原创；重复出版的，有英、法文版，海外版有去年在台湾出版的4本，10年前在香港出版的3本，台湾版的多了一本《藏东红山脉》。
吴：非常不好意思，在百忙之中还来打扰你，再次对你深表谢意，等着拜读你新的佳作，并预祝你的再次辉煌。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