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走向人类学”可讲的就很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走向的人类学不是纯粹的西方人类学，而是经过中国台湾、香港、内地学者的再解释，通过翻译、实践、总结的已逐渐在中国语境中本土化了的人类学。这样，我们走向的人类学，本身就有两个功能。第一是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发展；另外则是在学科意义上参与到世界人类学的对话之中，为创造更为完整的人类学而发出中国的声音，也就是把对中国经验的本土总结，汇入到人类学学科的总体建设中去。
杰：实际上需要全世界人类学家共同构建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人类学。
新：我们的“走”，在今天来看依然是动态的：我们正在走向，还没停，还不是一个完成式。在我看来，尽管人类学博大精深，无所不包，迄今为止的“人类学”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学科，或“待完成”的学科，需要在世界各国的深入参与下，实现其自身的完成。
杰：它有这么一种状态，任何一个终点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起点。
新：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在某个阶段性的终点画个句号，那么它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完成。但从总体上来讲，它总的句号可能不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学派、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明体系所能画的。这个人类学的句号，是需要多元的、多文明的、多国度学者的参与才能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学需要历史现实的检验。因为人类社会不断提出新问题，这种新问题不断挑战现有学科的阶段性“句号”。人类学能不能为文明冲突、文明共存提供自己的学科资源？这对人类学是个挑战。人类学只有在阶段性的句号与完满中走向自己的终点。当然那个终点就是学科的终结；而学科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有始有终。
杰：所以你刚才回忆人类学的历史。任何一个新的学派的产生，好比讲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功能学派或者结构学派，都是在对前面的批判当中站出来。前面的句号画了。它又是重新开始。所以现在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所有学科在牵手。人类学是“俯仰天地，贯穿古今，融汇中西”的，我赞成这12个字。下面我想请你再讲讲你进入人类学的状态。
新：有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转变，就是田野与文本这个问题的提出。人类学从西方发源的时候，其学科品位就是不断地强调对现实形态的观察、分析和描写。它强调面对现实生活的动态过程，同时人类学提供了多学科结合的有利因素。比如现在说的音乐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都是顺延着这一有利因素扩展而来的。以音乐人类学为例，我在做侗族大歌的研究时，做过一个总结。我发现对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按学科分类，有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它的歌词；有人从音乐的角度去录音、记谱、分析它的音乐；还有人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它的习俗。他们分门别类地研究少数民族民歌，我觉得实际上是把完整形态的民间歌唱给切割了。搞文学的人听不见音乐，搞音乐的人看不见民俗，搞民俗的则不大去理睬审美。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尽善尽美的办法，但相对而言人类学提供了整合的构架，它把一个社区、一个族群的文化看成整体，尽量全面完整地观察，而不是从支离破碎的角度去分解。所以在我试图研究侗歌的时候，就想到要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去把握，以避免单以文学、音乐或民俗为角度所造成的局限。这是一种收获。
再如“文学人类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几个朋友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发起成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是想把文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大家知道，文学是一门很古老很强大的学科。现在的人类学也是如此。怎样把文学和人类学打通，从而更好地来研究人类的文学现象，或者说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现象，这个问题国外已经有人在做。我们现在是在尝试，是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进行交叉和互补。
我们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包括叶舒宪、彭兆荣，我们绝不是为已经林林总总的学术森林再去增加一个新的品种，而是为了闯出一条路，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反思：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其基础是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引入中国的西方文论。正如同时期的人类学一样，这种引入当然有很大意义，但也有很多问题。当时的国人用西方文论对中国的文学进行了两种改写。一是以西方文艺思想指导“新文化运动”后的现实写作，发动“文学革命”直至唤起“革命文学”，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构成；二是以西方的文学观念去重塑中国文学的过去，也就是按西方的分类和标准重写中国文学史。这样，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本就被重新梳理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部类，并被分别贴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进步”、“落后”等标签。这种重新装配出来的中国文学史，实际是西方文论“影子的影子”。其中别说民间世代相承的口头传统难争名分，就连文人精英们苦心经营的诗话、文论，也因“无逻辑”、“无体系”而不得不屈尊地等待改造。尽管对前一类型的偏见在“歌谣运动”中有过一段时期的矫正，但总体上还是未能回到对象的原本。所以如今还是要问：文学是什么？如果不把生活中可称为“文学”的每一种具体形态不带偏见地纳入视野，我们能说对人类文学有所理解吗？什么是史诗、戏剧、神话、歌谣？古罗马的西塞罗说“戏剧是生活的摹本”，古代中国的儒生说“诗言志”，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神话可以产生另一个神话”，黔东南的侗族乡村则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的民谣……如何对照？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做比较，跳出任何族群的“文化自我中心”。在这点上，文学人类学或许能够提供帮助。
杰：你们的文学人类学主要研究什么呢？
新：在我看来，文学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是什么”，而是“人类何以创造和需要文学？”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文学，文学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是人类精神现象和历史记忆的显现与承载。我们以前的文学观主要限于书面文学、精英文学、作家文学，而且是小说、戏剧这种成型的文本。但从人类学的意义上，需要将民间非文字的口头传统重新纳入。过去的文学史是口头文学依附在书面文学的体系下面，使它的地位低于和从属于作家文学。而且我们讲的是要用作家文学去指导、改造民间的口传文学，强调所谓的“普及”与“提高”关系。民间的口头文学、草根文化变成了需要被提高的事象。为什么？因为那种文学观念把文字文本看成最为重要，是精英和先进的代表。在这样的等级式的文学分类中，老百姓低于文人，歌手次于作家，需要以作家为榜样，跟在精英后面走；而反过来文人对民众却获得了指导和利用、改造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整理、解释民歌，还能借助权利去改造民歌。这种现象从“五四”“歌谣运动”到大跃进“红旗歌谣”直到“东方红”，文人精英们以民众的名义制造了大量的“新民歌”，有的粉饰现实，有的虚构民意。文人写民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文人一方面长期鄙夷民间，另一方面又时常要装成民众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人后面有更厉害的存在，那就是“官”。
总之，我觉得这里面潜藏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文学人类学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建立新的文学观，由此对现有的文学及其观念进行反思，突破旧的框套，比如说“文本中心”、“精英中心”，跳出对文字的崇拜和对口语的轻视，反对对精英的迷信和对民众的蔑视；并且对于以多民族共存为特征的中国来说，还需特别提出的一点就是关注众多“非汉族群”的文学实践。以各族群长期交往互动的过程看，中国的文学史显然应该是包括了多民族文学内容的整体史。可是现在看到的大多数读本却是不完整的或分割的。对于少数民族也有人写“壮族文学史”、“侗族文学史”等等，但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中国“汉民族的文字文学史”。
杰：文学史中的这种问题存在跟民族史的研究是一样的通病，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历来都是汉族的。或者全部是少数民族没有汉族。
新：在这个问题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值得重视。“多元一体”强调并置。其中的“元”，指的是原点和根基，而不是从属和等级。这样，如果说由多民族的文学并置、交叉、交汇和总和才是中国文学史的话，现有的文学史显然要重写。
杰：但是这种文学史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起步。
新：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杰：记得在三四年前。我们就建议我们学校的教授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刚开了个头就停下来了，我觉得这主要是功力、学养各方面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