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协助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1979年1月5日，杨尚昆走马上任到达广州。3月，又兼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80年11月9日，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免去他们在广东的党内外职务。杨尚昆在广东实际工作大约两年。
1993年，杨尚昆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决定撰写回忆录。我有幸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的整理工作。1997年12月，杨尚昆去广州休息，我和刘吉顺随行，为其撰写回忆录到广东省、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档案，走访了杨应彬、刘田夫、范希贤、欧初、吴南生等老同志。回京后，我整理了一份书面汇报请他过目，他阅后说：“那一段，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广东这一段是我的回忆录第三册内容了，不忙，那一段材料多，容易写。”下面，我根据当时整理的材料，对改革开放之初杨尚昆在广东的情况作些介绍。
杨尚昆、习仲勋第二次密切合作
“文化大革命”前，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两人工作上联系密切，长期以来合作得很好。这次他们分别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一、二把手，关系更密切了。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把广东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习仲勋在广州市委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杨尚昆兼任广州市的职务时说：“尚昆同志大家都知道了，要详细介绍他的革命历史，一个上午也讲不完。他参加革命有半个世纪以上了，详细的不讲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是受迫害最早的一个，出来最迟的一个。他比我出来还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才给他分配工作。当然，他有这个革命经历，年纪就大一些。年纪大没有关系，我们说老同志，过了60岁人就老了，不管你70岁、80岁，只要你革命意志坚强，革命精神同青年一样，干劲同青年一样，也可以尽点力量，不能因为老就不能办事了。姜还是老的辣。他来广东时间很短，两个多月，一天都没有闲过，比我的工作量还大。广州市的担子是重的，所以广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广州的问题，广州搞好了广东也就搞好了。所谓祖国南大门，实际上指的是广州嘛，外国人一进来，首先是看广州嘛！省委坚信尚昆同志到了市委之后，一定能把广州市的工作搞上去。”杨尚昆表示很高兴到广州工作，愿和大家一起把工作搞好。他说：“我现在的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小平同志说，他还能做十年、八年的工作，我比小平同志小几岁，大概还可以干十五年。”他还说：“有中央的方针、政策，有省委的领导，我们一定要把工作搞好，真正使祖国南大门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讲话赢得一片掌声。后来，杨尚昆说，从那时到1993年他退下来，恰恰干了15年。
在广东两年，杨尚昆协助习仲勋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发挥地方优势，使广东走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
排除干扰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上，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尽管在十年内乱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遗留问题成堆，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上下同心同德，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广东的帮派势力，一批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工作，各方面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全局看，从主流看，当时广东的形势同全国一样是大好的。
但是，要全面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并不是很容易的。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彻底摆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才能认真地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进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在广州，按照当时市委的统计，96％的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实际上认真一查，问题还很多。很多同志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彻底解决。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给本来应该彻底平反的干部留了尾巴；一种是政治上虽然得到平反，但在组织上不落实，工作安排或者生活安置不适当。广东还有个反地方主义问题，还有“反右派”、“反右倾”的遗留问题。在广东有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又是与错误批判地方主义联系着的，问题十分复杂，要完全搞清楚，是要花费些时间的。因此，当时省委抓得最多的两件事，一是怎么把农业搞上去，就是解决吃饭这个首要问题；一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干部的调整。
1979年3月24日，省委决定抽调一批力量，组成工作组，由李坚真、龚子荣负责，分赴各地调查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整顿领导班子。要求在当年国庆节前搞完。
关于为犯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问题，涉及冯白驹、古大存和一大批老同志。冯白驹在海南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20多年，红旗始终不倒。1950年，他领导的琼崖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立下了卓越功勋。古大存无非是同冯白驹来往多些，就被牵连在一起。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习仲勋的态度是明朗的，但是在干部中认识还不够一致。这样，省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耐心地做工作，达到统一认识，落实政策。杨尚昆在省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指出：“关于为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无非是还有一些具体事情，究竟错了？对了？还要弄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地方主义应该平反。我们的思想应该解放一点，看问题要看它的本质，是不是地方主义，一不能根据这些同志是不是本地干部，二不能根据他们之间来往是否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是非，那么同志之间就不敢来往了。我知道冯白驹、古大存他们最喜欢下棋，一下棋就吵架，这算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广东，有人来看了我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说我们相互勾结，被整得很苦。党内生活这种不正常现象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经中央同意，除冯白驹、古大存一案需报中央审批外，一般案件，经过组织、纪检部门复查，大都由省委审批平了反。
实事求是清查“两案”遗留问题
清查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另一种性质的历史遗留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广东的清查工作虽然花费了很大精力，也是有成绩的，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难以取得完全胜利。省委认为，要克服松劲情绪，善始善终地把清查工作搞彻底。
省委对清查工作抓得比较紧，但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比较慢。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省委工作确实太忙；二是认为慢处理比快处理要稳妥些，匆忙定性、处理，可能有一些案子到后来还要返工。当时，有一些同志批评省委缺乏勇气，处理问题不果断。杨尚昆虽然认为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也主张不能凭感情，不能重复过去“四人帮”整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要恢复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优良传统。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两案”问题定性处理原则的精神，对广东“两案”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不完全套条文、抠文字，而是用每个案子的材料实事求是地去对照中央的政策原则，该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同时，还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要考虑群众影响，某个案子处理下来，群众同意不同意，是不是拥护；二要考虑本人的态度，是不是认识错误，是不是有悔改表现。要做犯错误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他本人，确有悔改表现；二是确有悔改表现才能得到群众谅解。在处理广东几起较大案件中，省委内部是有争论的，但是省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处理的案子经受了历史考验。所以这项工作拖得时间比较长，到1980年下半年才基本结束。
调动干部积极性注重培养地方干部
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集中精力探索、开辟一条改革开放新路，必须团结广大干部，首先是基层干部，解除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调动起他们最大的积极性。1979年2月7日，杨尚昆在佛山地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保护基层干部，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他说：“基层干部，包括县委的同志在内，应该讲是最辛苦的。我在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认识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他们确实是风里来雨里去，大多数同志是想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上去的。当然，有错误应当批评，但对公社以下的基层干部应该以讲道理为主，以表扬鼓励为主，同情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困难，保护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当然，也有少数不好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但这只是极少数。只要不是反革命，又不是刑事犯，对他们都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多做思想工作，少处分，更不要动辄开除党籍、撤职。总之，我们要关心干部的疾苦，基层干部有很大功劳。‘文化大革命’最乱的几年，他们还在工作嘛。过去许多政策是中央定的，省委定的，出了毛病责任在中央，在省委。下边的同志辛辛苦苦地工作，是没有责任的，运动一来，什么问题都扣到他们头上，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县委要认真讨论，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只要他们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就要多体谅，多鼓励。过去批评不当的，县委要主动承担责任。当然，对个别坏人要进行严肃处理。对那些‘造反派’、搞帮派活动的人，有的问题很严重，有的是跟着人家走，这些都要分清楚，分别对待。要坚持实事求是。”
杨尚昆到广东后，首先面临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不调整，局面打不开，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一句空话。调整、整顿领导班子，不是只调整一两个人，也不是干部大换班，而是组建一个能联系群众，真正成为带领本地区、本部门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集体。在杨尚昆兼任广州市的职务以前，市委已经有了一个调整方案。杨尚昆到职后，由于对干部情况缺乏了解，就提出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向后略微推迟，熟悉一下干部情况再定。这个意见经市委常委讨论一致同意。但是，很多干部职务未定，一些工作无法落实。有人议论说，你这个第一书记来了可以推翻以前的决定，将来再来一位书记也可以推翻你的决定，那不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吗？对此，杨尚昆解释说，“这不是‘长官意志’、‘一言堂’，是经过市委讨论同意的。假如明天把我调走了，后天来了一个张书记、王书记，他觉得杨某人在这里经市委同意的部分干部安排得不妥，要改变，提请市委讨论，这也是正常的。我声明，我到广东来，没有带一个干部，是‘光杆’来的，我的班子就是你们大家。现在市委工作的同志就是我的班子。”1979年6月，杨尚昆在市委三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调整和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在调整和整顿过程中，要以思想整顿为主，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打砸抢错误、整过人，现仍居领导岗位，群众有意见的人，要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最低限度要作自我检讨，登门道歉，主动承认并自觉改正错误。对老干部要作妥善安置，组织部门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广东的干部同全国一样，年龄老化。省直机关部、委、办、局以上干部中，56岁以上的占71％，11个地、市委常委，平均年龄55.8岁，56岁以上的占53％，不少老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多年，恨不得一天就把十年的损失弥补上，快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劝他休息，少做点工作，他还不高兴。但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培养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对培养接班人，杨尚昆主张“台阶论”，就是说，得有点经历、经验。比如说，一个好的农村支部书记，一下子提为省委第一书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缺乏管理全省的经验和水平。接班人不但要品质好，作风正派，党性强，身体健康，还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组织领导水平。同时，对接班人还要坚持不断地帮助、教育，使他们继续得到提高。杨尚昆强调，“这是我们全党当然也是广东省的头等任务”。杨尚昆在广东工作两年，出面讲话最多的是在组织部、纪检委和党校，不外是因为这些部门的工作直接关系着整顿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建设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