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建国以后，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我把他的这几次谈话整理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钻进了牛角”
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工作是一年忙到头，为什么“四清”运动中还要到长安县牛角大队蹲点长达半年时间呢？杨尚昆在谈话中讲：形势使然，不过就他个人来说，也的确是想沉下去，认真地蹲一期点。他说：
1964年3月22日，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除年老体弱有病者外，一律要下去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至少一次到两次。躲避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不久，7月15日，刘少奇在南京，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分批分期下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他严厉地批评江渭清，说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毛泽东说，我也要下去。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可以。下去蹲蹲点好嘛！”
9月1日，我正式写报告给小平、彭真。报告说：我想在今冬明春的半年内，下到农村去蹲一期点，参加“四清”工作。我离开后，办公厅工作由龚子荣同志代管，有重大事情请示彭真同志；工、青、妇的日常联系，由群众工作组负责，重大问题由他们请示彭真同志；中监委的联系，由彭真同志直接管；调查部的工作（孔原同志已定下去蹲点），由该部直接请示小平或恩来同志；精简小组还有一些善后工作，可由富春同志照顾（具体工作由周荣鑫同志办）；编制委员会的工作也可以由富春同志兼顾；人口普查工作已进行完毕，汇总统计工作正在进行，主要是由公安部在做，将来如何向全国公布，请彭真同志负责；还有一些具体行政、事务工作，等你们同意我下去之后再作安排。在下去之前，把工作安排得这么具体，表明我当时确实想沉到下面去，认真地蹲一期点。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知道我要下去蹲点后，表示希望我到他那里去，他也决定在长安县细柳公社蹲点。当时，陕西省委拟在陕北、陕南和关中地区各选一个县（延安、西乡和长安）开展“四清”。出于交通方便的考虑，西北局安排我去长安。
1964年10月20日，我离开北京。在这以前，中办的30多个同志已经先期到达西安。我到西安后，商定中办的同志分成四个组，其中农村三个组，分别去斗门公社牛角大队、中丰大队和沣西公社的沣桥大队；城市一个组，定在西安开关厂。根据刘少奇提出并经毛泽东同意的，中央机关干部到地方参加“四清”，应同地方干部混合编队并受地方领导的意见，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队员，化名杨清，到牛角大队蹲点,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长安县的“四清”是由咸阳地区干部组成的省“四清”工作团咸阳分团领导的。牛角、中丰、沣桥三个大队，分别由淳化、三原、礼泉县干部为主组成的工作队负责。
长安县地处“八百里秦川”，是全国著名的富庶地区，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灌溉便利，土地肥沃，但那时粮棉连年减产，工副业萧条，农民非常贫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陕西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复杂，特点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二是资本主义势力顽强；三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长期窃据西北地区的领导岗位，一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可低估。
我同中办到长安农村蹲点的三个组于10月30日同时进村，翌年5月16日结束工作同时离村。除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春节期间回京休息了几天外，实际坚持了半年左右时间。和我一同到长安蹲点的中办同志风趣地说，我们“钻进了牛角”。
执行了一条“中间路线”
长安县是西北局的“四清”试点县，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当地农村社队干部，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严重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据说斗门公社有50％的生产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开展“四清”，首先要夺权。可以说，杨尚昆带着我们蹲点，工作是很棘手的，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他以普通社员身份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非常巧妙地执行了一条“中间路线”，既达到了“四清”的目的，又没有搞“左”的一套做法伤害基层干部，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和我们一起系统回忆这段经历时，杨尚昆既讲了他当年的主要考虑，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对他当年的做法做了评价。他说：
离京前，我召集去长安的同志开了一个会。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强调防右，但同时也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带任何框框。进村后，我们广泛接触贫下中农和中农群众，听取各种意见，很快发现那里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在西安听到的有很大出入。几天以后，我们就分别召开干部大会和社员大会，说明来意，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搞好“四清”；同时说服了地方同志没有按照当时高举“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和“四清”三面旗帜，先“搬石头”夺权，让干部靠边站的做法，而是责成大队党支部和队干部照常抓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组织他们学习《前十条》、《后十条》两个文件，同他们谈心，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参加劳动，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搞神秘的“扎根串连”，对干部也不实行“逼供信”，整个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
运动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用40天左右时间访贫问苦，说明来意，发动群众，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第二阶段，用90天左右时间，帮助干部“洗手洗澡”，进行“四清”；第三阶段，用20天左右时间，进行阶级教育；第四阶段，也是20天左右时间，进行组织建设，改选党、团支部和贫协领导班子，制定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
我在牛角大队，虽不参加工作组的领导，但是经常和牛角、中丰和沣桥三个大队的中办同志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问题，统一认识，提出建议，供三个队的工作组领导参考。经过反复讨论，中办的同志一致认为，三个队的共同特点是干部虽有这样那样的四不清问题，但主要是思想不纯、作风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很多，但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挫伤，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社员生活普遍困难，原因之一是过度强调以粮为纲，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受到限制，生产门路窄。中办的同志下去以后，普遍反映关中地区解放十几年了，生产还这样落后，农民生活还这样艰苦，心情十分不安。
总的说，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三个队都没有发生乱斗乱打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干部没有躺倒不干，维持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运动结束时，也没有搞干部大换班，干群之间经过一定的斗争达到了新的团结。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比如牛角大队运动初期建立的贫下中农监督小组，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了干部的工作，实际上是夺了一点权的。有的队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重了一些。有的队补划的地主，明显地划错了。牛角大队补划了一个地主，把他家的浮财拿出来展览，以后又开批斗会。对这件事，当时我虽有些犹豫，但却没有制止。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总体上不可能不执行“左”的做法，只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一些局部变通。大体上讲，是执行了一条“中间路线”。
通过半年的蹲点，使三个队的干部、社员看到我们工作队确实是诚心诚意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并非有意去整人。中办的同志和地方的同志一起，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进村后，住在贫农潘景连家，和赵宇田、刘吉顺住一个屋，被潘老汉引以为荣，逢人便说“我家住了一个老汉两个娃”。我们刚刚进村时吃派饭，吃饭也是扶贫。那时工作队员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钱，我们就集中使用，选那些确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困难户，去吃一个月的饭，预付12元的伙食费，他就可以用这点钱买些棉布、棉花缝制冬衣，解决过冬问题。春节后第二次进村时，工作队自己起伙，主要是从卫生考虑，并未提高伙食标准。半年间硬是没有吃过一次肉。这种同群众同甘共苦，真正实行“三同”，而不是哗众取宠、摆花架子的过硬做法，赢得了群众的好评。运动后期，直到选出了新的贫协和大队管委会，我才向群众公开身份，群众反映，早就看出了他是个大官。还说中办的这些同志有来头，不愧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运动结束我们撤离时，几乎是全村人出来送行，依依不舍，感情真挚。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开走很远了，人们还不散去。三个村的情景都是这样。
一批问题
通过这次蹲点，杨尚昆初步摸到了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深感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向中央反映。对此，我们当年是知其事，不知其详。杨尚昆在谈话中回忆，他当年还不可能在总体上对“四清”运动提出重大意见，提出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运动后期，我打电话给龚子荣，说有几个问题请他请示中央：（一）关于划阶级问题，中农划不划？如何掌握重新划地主、富农的标准，对那些一贯表现好，可划可不划的是否可以不划。还有，要不要搞“阶级档案”？陕西有的地方已经印发了“阶级档案表”，这种表非常烦琐，很难填，也很难填准确，日后无法作为依据。（二）地、富财产动不动的问题。（三）干部贪污的退赔问题。可否采取检查从严、退赔从宽的原则处理。（四）关于干部打击面问题。有的同志说，对干部只要不开除公职，给予行政撤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都不算打击，这是否妥当？龚子荣写了一个电话记录送给彭真，彭真也很为难，只好批示：“还是综合各方面问题，汇集起来看看，可以等西北局讨论后，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二是回京后，我向中央作的蹲点报告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主要是：（一）关于在运动中如何对待干部问题。经过调查，我们认为现任和卸职的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90％，问题多的占9％。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我们把好的干部作为依靠对象，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改进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对所有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又耐心教育，热情帮助，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于有错误、有问题，又不检查、不交代的，决不姑息迁就，但只要认识错误，决心改正，就诱导他们查危害、挖根源，提高阶级觉悟，给以将功补过的机会。经过改选，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都连选连任或改任其他职务，生产队的干部连选连任或改任其他职务的占60％以上。（二）关于建设好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始终明确必须把整党建党工作抓好，给大队留下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在牛角大队，先后召开十余次党支部委员会或支委扩大会，严肃认真地解决了支委会内的团结问题，在此基础上改选支委会。改选前，在党内外再次进行树立党的核心领导、认真推举支委候选人的教育，号召大家挑选最好的党员担任新的支委。选举结果，原来的七个支委有三人连选连任，一人改任生产队长，三名在运动中表现好的党员和一名在运动中入党的新党员被选进了新的支委会。新的党支部产生以后，工作组逐步退到第二线，一般问题由党支部负责处理，重大问题由工作组和支委会共同研究作出决定。在工作组离村一个月前，新的支委会已经完全担当起领导大队全面工作的职责了。
三是我回京以后，邀请中央机关一些参加“四清”蹲点的同志座谈。我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考虑，主要有：（一）“四清”运动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按照《二十三条》规定，整个运动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搞一期“四清”主要做哪些事？比如建立各种组织就要力所能及。牛角大队就没有按规定建立民兵组织。长安县委书记顶不住，说造个花名册吧。我说要造你们去造，我不管。我们只抓三大组织：党支部、贫协、生产管理委员会。还有，长远生产规划搞不搞？有的地方搞了，面面俱到，一两万字，谁去落实？问题是突击搞出来的东西，缺乏科学论证，到底有没有用？（二）关于划阶级。最大的问题是地主、富农的子女和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如何划成分？比如在延安老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富农早已不在了，他们的下一代定为地富子弟，第三代定为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再往下第四代怎么划？这部分人约占农村总人口的8%~10％，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还有，什么都强调贫下中农成分，好像贫协比共产党还纯洁。中农有点灰溜溜的，中农的子弟申请加入共青团都很难。我曾对康生说，你不是搞理论的吗？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变化究竟有什么说法？他支支吾吾。（三）关于贫协组织，能否长期存在发挥作用？运动中强调贫协作用，运动后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贫协要揽权，就会同生产队、同党支部发生冲突。（四）关于运动要不要从夺权入手？根据我的了解，真正属于两面政权的是极个别的，总不能说建国15年，反革命政权反而多了。
根据以上这些想法，我在给中办第二批下去参加“四清”的同志讲话中提出：（一）搞运动主要抓大是大非。要有意识地把小是小非放过去，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在农村，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党支部。一些地方，贫协的地位比党组织还高，运动中许多问题由贫协作决定，其实背后是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后期，党支部恢复正常工作，贫协就不满意了。因此改组大队党支部，不要拖到运动后期。（二）要自始至终抓生产。抓生产，既要抓粮食，也要抓副业、抓多种经营。至于长远规划，不要搞得太烦琐。我在牛角大队，只提一个奋斗目标：亩产千斤粮，百斤皮棉，每户一头猪，几只鸡。简单明了，家喻户晓，老人小孩都记得住。
调解胡耀邦和西北局间的矛盾
我们去长安蹲点的时候，正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中央派胡耀邦去接替他的工作，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后任第二书记）。不料没过多久，他就和西北局发生了很大矛盾，双方都向杨尚昆反映情况，杨尚昆不得已做了一个“和事老”。因为双方的看法差距很大，杨尚昆夹在中间很是为难，但又不得不尽力去做。这是杨尚昆下乡蹲点碰到的一件大事，现在知道内情的人已经不多了，他详细地给我们讲了缓冲双方关系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