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云、李先念力主“调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恢复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新跃进”的口号下，国民经济本来就已失调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加严重。高投资、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增长不能适应工业增长的需要，甚至难于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轻纺工业的许多重要产品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品种不多，市场供应不充分；煤炭、石油、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各个工业部门内部和相互间存在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基本建设同时进行的项目过多，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对于不顾比例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问题，陈云早有觉察并提出过不同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正式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意见。此时，“新跃进”带来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思想渐趋统一。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实际上已经把调整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面前。公报指出：“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1979年1月1日和5日，陈云就不留缺口和降低指标问题作了两次批示。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送请审阅的《国务院关于下达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邓小平对陈云的这一意见十分赞同，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1月6日，邓小平又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指出：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是正确的。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这是基本的、主要的；还有市场调节部分，这是从属的、次要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中，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向中央上书，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并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〇〇〇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计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根据李先念、陈云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再次指出：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
1985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
邓小平也说：
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
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
引进计划也要大大缩小，哪些引进哪些不引进，引进多大规模，必须由财经委员会决定。人口增长要控制。在这方面，应该立法，限制人口增长。
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说：“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总的前进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期，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
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计委修改和调整的1979年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2.“新八字方针”的正式确定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
他着重讲了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的原则措施、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六个问题。李先念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状和原因，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这个“八字方针”，习惯称为“新八字方针”，因为在1962年也提出和制订过“八字方针”，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进行的结果是渡过了“大跃进”、反右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恢复了国民经济。
李先念的讲话还提出了调整工作的四项主要任务：（1）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2）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3）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4）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为了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李先念提出了12条具体措施：（1）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2）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的增长相适应。（3）在重工业中要突出地加强煤、电、油、建材工业的生产建设和交通运输建设，以保证其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4）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5）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可能供应的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资金相适应。（6）引进要循序渐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7）我们要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最可靠、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出口。（8）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9）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好劳动力安排。（10）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11）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12）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要严格遵守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的原则。
会议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总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认真进行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会议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同意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同意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定的三年调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新八字方针”的制定，标志着我国经济开始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逐渐迈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3.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根据中央确定的“新八字方针”的精神，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修改。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计划。5月1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正式下达这一计划。该计划对原计划作了较大幅度下调。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调整后的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开始向着合理方向发展，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一时期比较显著和突出的方面是采取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扶持轻纺工业的措施，改善了人民生活，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矛盾。在基建、工业、财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这些调整措施，使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得到了实惠，为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减免农业税收，国家比预计多拿出了16个亿，为提高工人福利，国家支付工资奖金比预计多拿出了25个亿。
4.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贯彻落实“新八字方针”将近两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一些重大问题仍然存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积累和消费的分配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总额。表现在财政上，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仍然超过了财政收入，发生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财政赤字达17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过的。基本建设战线没有按计划缩短，规模仍然过大，基建总规模基本上没有压下来，要把计划内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还需投资1500亿元。外贸逆差增大，1979年进口大于出口31.1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20.1亿。到1980年底，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尚需投资1300多亿元，财政赤字预计与1979年相同，零售物价总指数1980年上涨6%，1979年和1980年货币发行预计达130亿元（实际是132亿元），货币流通量接近引起经济危机的临界点。
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八字方针”贯彻执行不力，有的甚至反对和抵制。因此，要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排除阻力，继续调整。如果不下大的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就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国民经济就不能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稳步前进。
1980年3月17日，在陈云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强调基本建设要退够，压缩1981年计划，认为发展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并不丢面子。
1980年12月16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在会上分别讲话。12月16日，陈云在讲话中谈了14个问题。他表示同意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并说：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12月25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总结三中全会以来调整工作执行得很不得力的原因是“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指出：“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
他对“退够”特别作了阐述：
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包括国防开支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
他还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198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通知，印发了常委们的讲话。《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
根据中央两次会议的精神和要求，对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1981年经济计划作了较大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速度由5.5%减为3.7%；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154.5亿元减为1056.6亿元，比上年减少0.6%；财政支出由原来的1204.6亿元减为1056.6亿元，收支平衡；基建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40%；国防战备费由原来的193亿元减为170亿元，减少12%；行政管理费由62亿元减为57亿元，减少3%；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费略有增加；社会商品零售额由原来的2200亿元增为222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8.3%；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73亿美元减为356亿美元。
由于中央态度坚决，部署明确，也由于认识趋于统一，1981年的调整工作十分得力。年初，国务院采取措施压缩计划外投资，随后抓紧农业、轻工业的增产和机械工业的转轨工作，到年底比例失调关系有所改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农业生产在克服重大灾害后获得丰收，增长6.4%；轻工业生产增长14.3%。财政赤字减少到25亿元，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缓和，物价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