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酝酿和准备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论是正确的，还是过了时的，甚至是错误的，都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遵照执行。其结果是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要前进，要走上新路，必须突破“两个凡是”的框框，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代呼唤人们拿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9月5日、19日、28日连续发表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的纪念文章，阐述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指导拨乱反正的开展。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
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也提出这项任务。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号召全党认真研究党史，并编写出一本好的党史来”。当时所说的三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中共中央将编写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党校承担。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为了搞好党史教学和编好党史，1978年4月中旬，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在这之前，胡耀邦就负责领导讨论稿的起草工作了。1977年7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并讲话，提出要成立一个高于其他教研室的党史研究室，要弄清三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9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党校领导连续召开两个半天会议，专门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的教学问题，胡耀邦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胡耀邦讲：我们选编了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是“最根本的定本，最根本的定论”。把这些原理真正搞懂了，分清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也就清楚了。他还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毛主席在延安对教条主义挖苦得很厉害，说他们生吞活剥，当了一个外国的留声机。
关于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胡耀邦讲，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我为此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中央要我们设一个党史研究室，高于其他教研室。这件事要等开学以后再进行。我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50年代末60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他提出：“当前党史教学就是着重讨论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任组长，负责起草有关研究的学习材料。研究小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党委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另一个是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因为刘少奇这次路线斗争实在讲不清楚。两个方案都是按照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基调写的，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基本肯定的。
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审议党史党建教研室拟定的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方案。胡耀邦听了汇报后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
与会者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关于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文革”究竟胜利在什么地方？“一月风暴”怎么看？“二月逆流”怎么看？揪走资派怎么看？有没有十七年“黑线”专政？等。胡耀邦不时插话，发表意见。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这次会议否定了以往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党史研究是非标准的传统做法，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是非曲直的评价标准，使党史研究有了正确方向。这次会议是最早提出要对“文革”重新评价的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党史研究的一次拨乱反正。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搞一个关于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胡耀邦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语片言。
由于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
提要草稿虽然没有突破中共十一大继续肯定“文革”的基调，但突出强调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提要草稿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我们应当“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重大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
此时，胡耀邦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但他还是抽出时间认真审读了稿子，并于1978年1月20日作出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一万四千字，可扩充到三万字。”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研究小组赶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的修改稿。
这份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修改稿（以下简称“修改稿”），共分为六个部分：（1）为什么要着重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2）关于第九次路线斗争；（3）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4）关于第十一次路线斗争；（5）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表现的一些特征；（6）研究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关于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路线是非，同捍卫和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关系问题。全稿共4万多字。
修改稿印发给党校第1期学员807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这些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高中级干部和理论骨干，围绕着党的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各抒己见。胡耀邦多次到支部会和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
在讨论中，比较集中的问题如下：（1）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2）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问题。（3）关于刘少奇路线的问题。（4）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和造反夺权的问题。（5）关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问题。（6）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在讨论中，学员们解放思想，用实践标准检验，大胆提出问题，发表看法。
例如：关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学员们一致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认真总结，但是，要客观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要突破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定性。“三分错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许多人提出：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需要弄清毛泽东对一些问题指示的历史条件和范围，分清哪些是毛泽东的指示，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伪造的。有的人还建议党校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搞出一个经过鉴别的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指示，发给大家作为研究的根据。
许多学员提出：“文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情况，“只说不可避免，不足以服人”。一些学员还举例说：把林彪写入党章，是不是不可避免？张春桥、江青为什么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好人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混进这么多坏人，是怎么来的？中央文革小组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不少坏事，在组织上一度凌驾于中央之上，代替中央发号施令，对中央文革小组应作如何评价？有的还提出了多年来党的“左倾”的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思想，一直存在，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危害很大。
许多人要求搞清楚，形成错误路线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区别是什么？走资派的科学标准是什么？有的说：直到“四人帮”倒了以后，才说是以“三要三不要”为走资派的标准，这还是在大原则上说的。有的说：形成路线问题的标志，《毛选》五卷上讲了三条，即“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其他的错误再大也只是具体错误，不能叫路线错误。
再如：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大家认为，修改稿应把“四人帮”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的过程讲清楚。“四人帮”是怎么样搞的阴谋诡计？哪些指示是毛泽东的，哪些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许多学员提出了需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如：当时有没有右倾翻案风？1975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大辩论”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公布的毛泽东的许多指示，是否属实？当时发的中央文件，哪些是错误的？许多人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应该实事求是。”还说：“这不会有损毛主席伟大旗帜的”。
很多学员提出：修改稿应该指出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真正的大民主。有些人明确地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革命的行动，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四人帮”愤恨的表示，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即使有个别人乘机活动，也改变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一性质。“四人帮”加以镇压，并诬陷邓小平同志，这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这一事件，应拨乱反正，明确写清，载入史册。许多学员旗帜鲜明地公开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大困难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具体材料不足。这也是大家对修改稿最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学员还把要求搞清楚的相关史实编出了数字串串。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十月的胜利。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楚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央党校学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观点，反映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党内的思想认识，鲜明地带有否定“文革”的意向。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
在三次路线斗争讨论中，尽管意见分歧很大，难以达成共识，尽管还有“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但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没有人表示反对意见。许多学员已经开始以实践标准考虑“文革”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强烈要求搞清楚“文革”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场讨论强有力地冲击被党的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禁区，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左”的思想禁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党校关于党内三次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讨论，是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一定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讨论的这些党的高中级干部，在不久后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不少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也集中暴露出党内对否定“文革”的阻力。尤其是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言行应如何看的问题，人们都有顾忌。在“完整准确”和“实践标准”之间，许多人犹豫、游移。即使是在实践标准上，人们的看法也多有歧义。如有的问：每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所以，要打碎党内多年形成的“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必须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统一全党的思想。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中央党校推向全国。
关于实践标准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就曾在一些报刊上进行过相当热烈的讨论，《红旗》杂志1962年连续发表过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
1978年春，《人民日报》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邵华泽的《文风与认识路线》（1月9日），另一篇是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3月26日）。邵华泽的文章指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张成的文章肯定“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篇短文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形势已经迫切地把这个重要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
引起广泛注意并直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下半年，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投寄《光明日报》。1978年4月上旬，《光明日报》原拟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新到任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的大样，觉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如果针对当时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更充分的论证，放在第1版，影响更大。于是，他决定先把该文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作进一步修改后，再在报纸显要位置发表。
4月10日左右，杨西光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杨西光便约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责任编辑王强华到他的办公室，经讨论，他归纳了五条修改建议。
胡福明用两天时间对文章作了修改，就回南京去了。马沛文、王强华又在这个修改稿上再作修改，在20日的改样上，写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个改样送给了孙长江，请他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一起，又对文章修改了一次，并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样也送给了孙长江。
在这期间，杨西光还去党校与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吴江认为，4月20日的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再修改提高。杨西光再一次强调，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观点。于是，孙长江以4月20日的稿子为基础，又改出了一稿，经吴江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同时，送一份给杨西光，航寄一份给胡福明。杨西光与吴江商定，为使该文能顺利发表，又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的《理论动态》刊出，次日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第60期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
5月11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福建、河南四省市报纸转载。接着，各地方报纸相继转载，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文章阐述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
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文章尖锐地指出：
当前仍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3.最高层的指责和《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引起激烈争论和深广影响，完全在情理之中。
5月17日，汪东兴表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对这种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5月18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当天下午，中宣部紧急召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开会，就宣传问题打招呼。中宣部负责人要大家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风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强调“党报要有党性”，指责党性不强在宣传上造成的危害，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7月，汪东兴到山东，还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
《红旗》杂志在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总编辑熊复于9月主持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有人说“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海外奇谈”。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熊复把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1978年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刚开始，《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写的一篇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对此，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李先念也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红旗》才在第12期上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
4.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邓小平等给予坚决有力的支持。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6月3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加上编者按详细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6月29日发出的中发1978年38号文件将这篇讲话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吴江撰写、经罗瑞卿主持修改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的责难。文章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正确路线制定之后，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路线的正确性要不要依靠实践来证明呢？路线本身还要不要在实践中得到某些修正、补充和发展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能够对于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有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实践的结果，是否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这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裁决者。”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对中宣部负责人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进入高潮。
5.全国大讨论
从7月开始，各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纷纷表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真理标准讨论很快越出了理论界的范围，影响到当时的实际工作。
1978年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出席该省真理标准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他指出：对于重大理论问题，要敢于研究。要在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上下功夫。6月28日，《光明日报》作了重点报道。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宋平的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7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在第一书记杨易辰主持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杨易辰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全面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前省委的情况，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对省委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和结论，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头条位置予以报道。
继甘肃、黑龙江后，新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山东、山西、上海、甘肃、吉林、云南、西藏、河南、陕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领导都先后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南省委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形势的发展，促使湖南省委赶上了末班车。
6.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胡耀邦深刻地领悟邓小平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要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1978年12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三部学员结业会上依然郑重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过了三天，12月31日，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宣部干部大会上讲话，又提出继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前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对于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采取的重大措施，大多数人是坚决拥护的，但也有怀疑动摇甚至不赞成、有抵触的。因此，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1979年3月底，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随后，全党集中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不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过程中，有些人却错误地认为这是纠三中全会的偏，并对思想解放、发扬民主和真理标准讨论横加指责。别有用心的人，更打着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精神，攻击三中全会路线。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继续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就成为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必然要求，“补课”的任务就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从提出继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到明确提出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有一个发展过程。
197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的社论，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来建设和创造。”
《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发表长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过去我们搞革命，靠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取得胜利。”而“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决不是照搬老模式老办法老经验所能解决的，更不是凭想当然去发号施令所能够解决得了的。”文章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我国去年5月以来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的两条思想路线大讨论的过程，指出：在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出现，严重地阻碍着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显然，不克服这种倾向，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难以实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展开的。
文章提出在当前形势下继续开展两条思想路线讨论、进行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主张。结尾写道：“我们相信经过大家同心同德的一致努力，经过关于两条思想路线的普遍深入的讨论，必将使全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1942年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迎来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中国。今天，通过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必将迎来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5月15日，《光明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清主流支流继续解放思想》。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密切联系实际，把握思想发展和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充分肯定主流的作用，同时又不忽视支流的影响，因势利导，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夺取革命事业的新胜利。”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的方针，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干扰，坚定不移地把解放思想这一当代思想发展的主流进行到底。”
文章具体分析了客观存在着的种种支流，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当前为什么有些人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对前途丧失信心的问题。文章指出，主要根子仍在林彪、“四人帮”身上。林彪、“四人帮”横行11年，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采用了“丑化”和“美化”两种狡猾的手法。一种是把本来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丑化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如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诬蔑为“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把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诬蔑为“资产阶级福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利润原则诬蔑为“利润挂帅”，把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诬蔑为“洋奴哲学”，把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诬蔑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观点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如此等等；另一种是把本来是小生产者意识形态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特别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美化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把“穷过渡”鼓吹为社会主义，把取消农村集市贸易、自留地鼓吹为坚持社会主义，把横扫一切的“全面专政”鼓吹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发展，把“斗争就是一切”、阶级斗争扩大化鼓吹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以帮代党的封建法西斯专制鼓吹为共产党的领导，把实际上是搞阴谋诡计、机巧权术的所谓“突出政治”鼓吹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如此等等。确实把一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的思想搞乱了，使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以至于今天当我们采取措施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时，反倒被误解为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我们采取措施取消‘穷过渡’之类极左的假社会主义时，又被误解为取消社会主义。”评论员文章理直气壮地指出：“解放思想正是为了拨乱反正，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拨乱反正，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更好地发挥它的无比优越性。”文章又满怀信心地指出：“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支流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主流的方向，正确处理支流，支流永远也不会变成主流。”
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在5月中旬对全校学员作了《排除干扰乘胜前进》的哲学辅导报告。报告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具体评述了从三中全会以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又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社会上有极少数害群之马，有的利用发扬民主之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的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幌子，否定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说明：“正确估计当前形势，正确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思想的关系，对于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干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乘胜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冯文彬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问题。”“目前不少地方，关于分清两条思想路线的教育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有的同志说：‘思想解放总的形势是，中央开了头，有的地方开了一点头，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头。’因此，继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敢于在新的长征中思考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文章具体分析了三中全会以来五个多月各条战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情况，说明“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和确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并着重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那种认为现在精神变了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文章指出：“去年理论界和一些地方包括我们军队的一些单位，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促进思想解放，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这个讨论在我们部队许多单位没有怎么进行。……为什么我们要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为什么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实践？为什么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如果思想僵化，从本本出发，党、国家、民族的生机就要停止？我们军队许多同志没有把它好好弄清楚。”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补课”的要求：“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并指明“补课”的目的和任务：“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军队，“建设一支中国式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第二天，5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显著位置转载这篇《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鲜明地肯定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要求。
中央虽然没有就“补课”发出文件，没有进行统一部署，但由于“补课”确实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愿，因此，《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提出的“补课”的要求，很快就得到全国上下的积极响应。《人民日报》立即连续报道一些省委和部队党委召开会议积极响应的情况。
5月23日，发表《赵紫阳同志在四川省委全体会议上强调把党内外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5月24日，发表《江渭清同志在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谈贯彻三中全会决议，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5月27日，发表《任仲夷同志在辽宁省委常委会议上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任仲夷着重指出，就拿解放思想来说，现在不是已经很够了，而是许多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开头”当“过头”，不能把支流当主流，不要一个时期刮一股风。任仲夷针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同时要保持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
5月28日，发表《廖汉生同志在南京部队师以上干部理论训练班上强调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是真高举》。
5月29日，发表《李德生同志在沈阳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在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同心同德搞四化》。
5月30日，发表《铁瑛同志在浙江省委工作会议上指出实践证明三中全会各项决策完全正确》。
6月2日，《人民日报》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反对“左”右干扰》为题，报道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万里指出，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形势。首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看，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他指出，当前又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有人抓住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大惊小怪，牢骚满腹，埋怨不休，甚至进而攻击党的路线“右”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偏”了。这种思潮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很容易迷惑人。对此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继续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联系安徽实际，万里提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反对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防止和反对思想僵化和半僵化，不断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弄清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和政策是非。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思想要继续解放，民主要继续发扬，“三不主义”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胜利前进。
6月11日，发表《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三级干部会上强调发展大好形势必须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习仲勋指出，三中全会精神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三中全会精神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现在是“收”了。应当说，我们还只是初步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是“开头”，绝不是“过头”。他明确提出，三中全会文件还要继续认真学习，许多地方还要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继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
6月中下旬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就在各地逐步开展起来。
6月份，北京、山西、云南三个省市的党报和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动员补课的评论员文章。《北京日报》6月22日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推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说：“北京市前一阶段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很不平衡，不少单位甚至还没有开展这一讨论，缺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一定要补上，而且要补好。”还就当天该报报道的市委党校学员的学习情况评论说，我们要结合着各项实际工作，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群众中去，使更多的人接受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把思想路线搞端正。
7月起，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就在全国各省市普遍开展起来。吉林、黑龙江、辽宁、天津、河北、陕西、甘肃、青海、浙江、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的党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提出补课的要求。全国各地，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冲破阻力，普遍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
《人民日报》7月6日报道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6月29日召开的座谈会，认为应该认真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这个座谈会的报道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大致看到这次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针对性、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
报道说，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指出，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出现的两股错误思潮，特别是那股怀疑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正确性的“左”的思潮，同真理标准讨论没有很好展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干部中，所谓“三中全会损了旗，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的说法，一度颇有市场。这些同志虽然主观上也想把工作做好，但是由于极左路线流毒的影响，他们鉴别是非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要澄清和克服错误认识，把广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就一定要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权威，认真搞好真理标准的讨论。发言的同志还认为，打好四个现代化第一个战役，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措施，不认真搞好真理标准的讨论，打好四个现代化第一个战役就没有保证。“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搞好四化。”这是发言同志的一致看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认为，在继续讨论中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联系实际可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联系历史经验；二是联系思想认识；三是联系工作实际。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社科联主席夏征农在会上讲话。他说，继续深入开展这场讨论，目的是为了端正思想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四化的实现。而不是为讨论而讨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也在会上讲话。他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上海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但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不需要谁批准。凡是实践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大胆地去做。宣传真理，传播真理，需要有革命大无畏的精神。
到七八月间，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全国已经全面展开。
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特别重视。7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青岛接见山东省委、青岛市委负责同志时指出：
思想路线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靠引用几句话，不可能有现在的路线政策，经济不可能搞上去。
第二天，7月29日上午，邓小平接见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讲话中明确肯定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他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接见市委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我要讲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中央各部门需要解放思想，地方也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可大了。解放生产力，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上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争论越来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
对一些人要做好转化工作。有些人还是老框框。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
邓小平接见后，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提出：我们必须下大功夫，从市委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补好这一课。特别是区、县、局以上的领导同志更要认真学好。并立即进行了部署。
邓小平在青岛、天津讲话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肯定和倡导，进一步引起党内党外、全国上下的普遍重视。接着，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的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出普遍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号召。他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普遍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尤其是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上来。”这段话实际上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作出了正式部署。
1979年秋冬，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达到高潮。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比那年的讨论更为普遍和深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讨论的局面。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都明确提出并做到把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为进行补课，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还召开了检查和交流性质的会议。不少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行指导。各地党报密切配合，发表大量报道、评论。军队对补课抓得早，抓得紧，指导具体，搞得很好。中央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对补课也非常重视。
这次补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在广大基层单位中补好这一课，在基层干部群众中进行较为深入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教育。这次补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主题更加鲜明、突出。补课除了突出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性之外，更注重于突出思想路线教育的性质，明确提出分清两条思想路线的要求。
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指出：“现在，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一年多了。由于各地发展情况不平衡，有些地方还在补课。那些没有认真讨论的地方和单位，这样做确实很有必要。”说明补课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到1980年上半年，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任务基本完成。历时将近两年的补课，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国范围的普及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补课，学习文件，联系实际，结合自身经历和思想，把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相对照，基本上分清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通过补课，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从而推动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如此，通过补课，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扎下了根，成为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其意义之深远是难以估量的。
7.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对于促进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其重大意义作了如下评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