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清华大学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
广泛发动群众是毛泽东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指导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同时，在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发动群众，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11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在该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0月下旬关于刘冰等人来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后来习惯称为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并传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辩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实质。非常明显，其意图是以“教育革命大辩论”来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从11月3日当天起，迟群连续主持召开不断扩大的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冰等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和各系党总支书记也参加。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在迟群、谢静宜操纵下很快就变成激烈的政治运动。到11月12日，校党委常委会竟扩大到1700多人。
11月18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公布了毛泽东指责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批示（但对其中批评邓小平的话没有公布）。迟、谢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指使15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诬告信”，并竭力攻击周荣鑫、刘冰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还叫嚷要“揪后台”。
会后，清华大学开辟大字报区，一天之内贴出2000多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紧跟其后。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周荣鑫、刘冰等人。北京和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校大字报的内容迅速在各地传播，各地一些学校也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他们还在各种场合，诬陷周荣鑫的正确言论是“奇谈怪论”，说他进行的教育整顿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与此同时，迟群等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人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
2.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立足于帮
这时，虽然政治局内“批邓”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清华大学进行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演变为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然立足于帮，并不想把邓小平打倒。
这从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请示》和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就接待计划报告毛泽东：“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对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这次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
毛泽东阅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欢送和宴会。”删去了《请示》中的“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
从毛泽东处理王洪文回京后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上也看得很清楚。
王洪文在五六月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写了书面检讨。6月下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浙江，11月中旬回到北京。照说，在当时形势下，利用邓小平挨批的机会，就势要邓下王上，顺理成章。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
邓小平在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即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
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毛泽东当夜写了批语：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三时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还有所期待，希望经过“批评、帮助”，邓小平能够同他一致起来，继续共同工作。
同一天，毛泽东批示将7月14日关于文艺等问题的谈话印发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写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得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指《准风月谈》中的《关于翻译（下）》。此文用削烂苹果做比喻，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作品，批评那种“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不好的脾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是希望他改变观点，纠正“错误”，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工作。
3.邓小平婉拒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问题。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11月3日同毛远新谈话时就作出了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作个决议。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希望这个决议由邓主持来作。
邓小平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若干年后，他作过这样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当然只能腹诽而无法明说。邓小平不愿在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只能寻找托词。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毛泽东在前几天（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中刚用过的典故。邓小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表示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促使毛泽东下定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毛不满意邓的是对“文革”的否定，如果在这一点上邓能够同毛一致，已有的缝隙就可能弥合起来。不过，从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来看，毛的这种试探在邓那里必然碰壁姑且置之不论，即使邓允诺承当，笔者以为至多对“批邓、反击”的时间、规模、程度产生一些影响。从全局来说，毛“批邓”的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下定了（虽然他并不想“打倒”）。这从11月以来的历次谈话可见，从在清华大学传达对刘冰来信的谈话、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可见，从事实上已经开始的对邓的批判可见，特别是从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议题“打招呼”问题也可见。
在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后，把陪同会见的邓小平和张春桥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这天，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批语全文如下：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
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打招呼的问题。
会后，邓小平于21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请示关于召开打招呼会的有关问题。报告写道：
主席：
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
政治局商量，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随报告附送的打招呼谈话要点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毛泽东于11月22日在邓小平的报告上写了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过了一天，毛泽东改变想法，又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4.“打招呼”会议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多人。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宣读之后，邓小平作了几点说明。主要是：（1）“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3）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划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除了给老同志“打个招呼”，让他们转弯子，避免再“犯错误”以外，也有让邓小平就此机会当众做个检查的意思。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说：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和讨论，在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中进行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从此，全国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持续了九个月的整顿为之中断。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实存在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1975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一样。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存在或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一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5.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特殊的“检讨”
在全国党政军高层领导中传达讨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同时，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议场景十分奇特。主持者就是被批判者。邓小平到场宣布“开会”以后，就像一尊铜像一般，稳稳地坐在那里，不言，不动，一任“四人帮”一伙大张挞伐，诬蔑攻击。时间到了，说声“散会”，若无其事，离席而去。
邓小平这时仍然牵挂着重病中的总理，关心总理的病情，不断听取医疗组的汇报，安排治疗事宜。重病中的总理，也为处在批判狂潮中的老战友担心。他特意把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道：“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总理：“永远不会！”总理听了，说：“那我就放心了！”面对凶险的政治风浪，他们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12月20日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他没有预先写好稿子，要说的话早已久久萦回心中，好在存有会议记录，使我们得以知道邓小平这一篇充满政治智慧、坚持原则立场的“检讨”是怎样讲的。
照例，他先表示感谢，“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并说“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也就是他这次所作的“检讨”。他说——
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邓小平在“检讨”中谈到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等问题。
邓小平“检查”原因，坦诚地说——
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当天会后，邓小平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他在会上所作“检讨”的记录。信是这样的：
主席：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显而易见，邓小平的这篇发言是申辩而并没有检讨，用谈思想状态的方式对1975年整顿作了回顾和肯定，通过检查原因，委婉地表明了对毛泽东批评的异议，说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
在毛泽东那里，邓小平的这篇发言当然无法通过。毛泽东没有批示，从此，邓小平也再没有“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很快就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