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对全面整顿作出部署，各方面的整顿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展开的关键时刻，清华大学刘冰（党委常务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惠宪钧（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党委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之一）、吕方正（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四人于10月7日联名写了一封信，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信中揭露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揭发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全国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而发泄对毛主席、周总理的不满，以至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这封信经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于10月13日夜间送到邓小平处。当时邓小平不在家，由秘书王瑞林收下。两个月前，邓小平曾把刘冰等四人8月13日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迟群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问题的信转呈毛泽东。这次当然也照转不误。当时，教育领域的整顿正要全面展开，希望此信有助于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并推动教育整顿。
刘冰等四位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请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转呈，也是很正常的事。没有想到，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
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同对自己的态度联系起来，问题的严重性非同一般。政治的天平此时完全倾向迟群、谢静宜那一边，刘冰等人被认定“反毛”，而“小平偏袒刘冰”，真是罪莫大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当然不单由转信这一件事引起。事实上，当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特别是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文化、教育、科技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系列变革，毛泽东内心已有不满。借题发挥，用小事情做大文章，是毛泽东进行政治斗争常用的办法。这回，他是用批评刘冰等人来信这种方式，把对邓小平主持整顿、否定“文革”的不满表而出之。
同时，也不能排除引发重大事件的一些偶然因素。就我们现在所知，在刘冰等四人的信到达毛泽东案头之前，至少有两件事对毛泽东的心态和判断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一，9月27日，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同他谈了一些对邓小平主持整顿不满的话。
其时，毛远新已经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三个要职。毛远新是烈士遗孤。他在新疆监狱中出生，后来父母都惨遭杀害。1975年9月30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于28日前往乌鲁木齐参加庆祝活动，毛远新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之一。他于9月27日到北京，即去看望伯父毛泽东。毛远新谈了辽宁省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了一些对邓小平主持工作、进行整顿不满的话。毛远新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远新的这些极富挑拨性的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其二，毛泽东对《科学院汇报提纲》不满。
《科学院汇报提纲》经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后，胡乔木等又修改了一遍。9月28日成稿后，邓小平即送毛泽东审阅。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第一稿中，就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所据版本是1969年国家科委编印的小册子《毛主席论科学技术工作》，注明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以后几个稿子一直保留。10月13日前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看了《汇报提纲》后的意见。10月14日，邓小平向胡乔木讲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邓小平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邓对毛说，请主席把稿子退给我们修改吧，但还没有退回来。
刘冰等人的来信于10月14日转达毛泽东的案头之时，正好是在毛泽东听过毛远新的谈论、对“文革”态度问题特别敏感、又刚看过《科学院汇报提纲》颇为不满之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对刘冰等人的信、对邓小平转信的行动，作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过于严厉的批评，自有其逻辑的必然。对于1975年整顿，当然是极大的不幸。
不过，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一批二保”，立足于帮。
毛泽东在10月19日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中，还特别关照：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10月下旬和11月1日，毛泽东还两次亲自找邓小平谈话，批评、劝勉。这时，邓小平一面坚持工作，一面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批评。10月23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19日的意见，主持召集六人会议。参加者为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邓小平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和邓小平转信的批评。经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1）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毛泽东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2）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先是党委常委扩大会，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全体工军宣传队、各系革委会主任，之后再扩大到全校干部和全校师生员工。由吴德到清华大学说明情况，迟群主持会议。10月底或11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27日，邓小平和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六人会议情况。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下面画线批示“对”。
10月3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笺，提出：“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上，毛泽东召见邓小平。毛当面批评了邓为刘冰转信的事。邓问毛，他主持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毛说：对。
邓小平仍然主持中央工作，10月25日晚讨论《关于十年规划几个问题的汇报要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乃至11月中下旬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批评邓小平本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还是邓小平主持的。
形势的进一步逆转，是在毛远新11月2日向毛泽东再进谗言以后。
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11月2日上午，又在毛泽东面前大谈对形势的看法，歪曲事实，攻击邓小平。
毛远新继续向他的伯父鼓吹他在9月27日谈话时已经说过的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再一次尖锐地提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毛远新总括他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又谈论对1975年工作的看法。不仅否定各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而且认为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他说：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毛远新把问题归结到路线，说：“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远新还就落实干部政策谈了看法，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在对整个形势非议之后，毛远新直接谈他对邓小平的看法，进行恶意诽谤。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毛远新把问题提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在这里，毛远新尖锐地提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同意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并由此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下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让毛远新看清华大学刘冰等人8月和10月先后写的两封信，并把关于刘冰来信谈话的记录稿念给毛远新听。两人边读边议。经过情况，毛远新作了如下记录：
主席让我看清华两封信和影印件。
主席：“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席念：“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说：“这是要害。”
主席点头：“是。”
主席念：“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并重复“小平偏袒刘冰”。
我说：“这也是要害？”
主席点头：“对。”
毛泽东要毛远新：你找小平、锡联、东兴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
就这样，毛泽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政治局内的一个小范围里开会批评邓小平，毛远新参加并唱主角。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是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为批评邓小平以至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次谈话之后，毛远新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江青当时已被毛泽东明令“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立即利用亲属关系，把毛远新拉到自己一边，企图通过他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并操纵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