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六十而耳顺。这话可理解为两层含义：其一，花甲老人经历无数世事沧桑，许多事都耳熟能详，见了顺眼，听了顺耳，亦即社会阅历相当丰富；其二，无论巅峰险滩或人心险恶，都能做到逆来顺受，心如止水，还有什么事看不惯，什么话听不进？亦即心境修养静谧高雅。
1958年的中国高举“三面红旗”，这一年毛泽东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元月份的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观点；4月的汉口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的北戴河会议更不合实际地提出工农业发展高指标和人民公社的设想。至此，由于国际国内的诸多客观因素，加上毛泽东的主观失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冒进的红旗全面树起在全国人民面前。但即使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仍然能冷静地对待李达这位党内“理论界的鲁迅先生”，表现了他在理论、学术问题上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精神。
“大跃进”的口号在1957年底即被提出。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好就好在代替了“反冒进”的口号。因此，1958年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各地出现了许多唯意志论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在理论建树方面党内无人能及，曾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他听说鄂城县委大门的对联就是这个口号，就向湖北省委打电话提出过这个口号问题，并要求会见正在湖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
李达到达毛泽东下榻的武汉东湖客舍，入座后便表示要单刀直入。由于几十年的私人交往，感情颇深。李达认真地说：“润芝，我问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弄清了这个口号的来历后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动主观能动性。”他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大众的主观能动性，只可加油，不可泼冷水。李达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泽东见对方很认真，便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于是两人又就肯定、否定争了起来。毛泽东又举事例，想说服老朋友。他举了我国人多地少的浙江卖余粮，新疆、内蒙古、西藏地方很大倒吃供给的事例，工农红军将革命大本营奠基陕北的直罗镇战役，以及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的实例，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潜力很大。
李达认为，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他坚持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但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热。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您信不信？”这时毛泽东虽然激动，但却尽量克制自己。他语气和缓地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踱步吸烟，喝茶沉思。他不无后悔地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六十五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即指李达，号鹤鸣）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同别人谈起，自己多年没有洗刷唯心思想了。是的，从1919年到1966年，李达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业，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所寄《社会学大纲》后，极为高兴，读了10遍，并多次肯定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向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高级干部学习此书。20多年后的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接见李达时还鼓励他将此书修订再版。同样，在学术上李达也对毛泽东的“两论”推崇备至。195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后，李达怀着极大的兴趣逐段解说“两论”原著，最后由三联书店出版《〈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这两本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读物。李达曾感慨地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啊！主观，客观，主观要符合客观；理论，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
从“主观能动性”的争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李达的观点是相互补充的。争论中李达的条件论、有限论，无疑与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事后毛泽东的反思证明，就这次争论本身而言，他毛泽东也是认输了的。这正是毛泽东在学术上、理论上“争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