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位东方巨人，是一个大党大国的领袖，他有诗人的气质，有政治家的深邃、敏锐。同时，他也是一位谈吐幽默诙谐的语言大师。他把自己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识见，把自己超人的智慧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运用和贯串于与人交流的办事过程中，生成一种和谐、融洽、热烈的氛围。因此，他谈话具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始终是谈话的中心，与他说话，轻松愉悦，催人奋进。他会在一种漫不经心的玩笑气氛中进行一次历史性会晤，在他随意的谈吐中暗示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几句轻松的俏皮话会拉近你与他的心里距离，使你拉紧的心里之弦得到放松，一会儿就让你觉得他很熟悉，就像日常来往的熟人。毛泽东发挥这种沟通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功地处理了许多常人看来棘手的事情。比如解放前后，许多国民党投诚和起义将领见到毛泽东往往有一种负罪感，党内同志之间有点小矛盾，身边工作人员发生争吵，如此等等的事情，经过毛泽东一开口沟通和调解，往往冰消雪化，既解决了问题，又团结了同志。
1961年1月31日，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几人在同一个早晨收到毛泽东的请柬，是毛泽东约他们到家中小酌。他们是毛泽东的老乡，又都是清末以来的革命家或社会贤达。章士钊等人被陆续接到颐年堂前。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毛泽东雍容大度，出语诙谐。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颇觉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毛泽东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章士钊还在猜测这位“顶头上司”到底是谁，一位高个头瘦男子已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进入了颐年堂的客厅。毛泽东显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环视应邀而来的客人，微笑道：“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才恍然大悟，方知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坐在眼前。
毛泽东历来注重溥仪的改造问题，关注他的转变和点滴进步。当溥仪还押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毛泽东就很注意阅看关于溥仪改造的上报材料。当得知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籍后，毛泽东建议载涛携家属前往抚顺探视。在1956年4月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再次提到溥仪，他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首次提出特赦溥仪等战犯的动议。
因而，毛泽东为溥仪设家宴，并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家宴没有“燕窝席”、“鱼翅席”，也没有溥仪当皇帝时常见的“满汉全席”和无比奢华的“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股辣味儿。”毛泽东说着，挟起一筷子青辣椒和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里，见他已吃进嘴里遂又笑问：“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很好吃，很好吃！”溥仪鼻尖上已沁出细细的汗珠。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毛泽东风趣地说完这句话，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既出，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
“你还没有结婚吧？”毛泽东知道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遂改个话题。
“还没有呢？”溥仪答道。
“可以再结婚嘛！”毛泽东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溥仪微笑着点头应允，他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亲切贴心。
饭后，毛泽东与应邀来的客人留念。他还特意拉溥仪来，站在他的右侧，两人单独合影留念。这张合影让溥仪像宝贝一般供在床头几上，再婚以后也一直没改变。
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被革命人民从龙椅上赶下来后，30年代又被日本侵略者扶植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抗战胜利后被俘，由于收押时期的自我改造表现不错，1959年被特赦后回到北京，在全国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基本上完成改造，自食其力。这和人民政府对他的管教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智利客人时再度谈到溥仪：“他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跑了。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现在解放了。”
一个是人民领袖，一个是封建皇帝，听来好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确，两个近代的大人物相聚一堂了。毛泽东特设家宴招待溥仪，对溥仪的转化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没有架子，没有繁文缛节，真心诚意帮助溥仪，宴会中气氛轻松，主人又雍容大方，谈笑风生，使溥仪受益终生。
溥仪晚年写了《我的前半生》一书，作为自己对封建时代人生经历的反省，主动承担了他应有的责任，这也可说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一个交代。
毛泽东对改造战犯所做的大量努力，无疑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从阶级的敌人，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溥仪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改造，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从一个封建王朝的傀儡皇帝，到人民中的一员的转型，这种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极罕见的。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这种对剥削阶级的改造，虽然颇费精力和时日，成就却是显著的。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其以后，不知有多少清朝、北洋军阀的反动人物，有多少国民党的起义、投诚人员被改造过来，回到人民中间，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末代皇帝溥仪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可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通过近代以来的反抗国内外反动派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学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历史的教育，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无论怎样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反省自己，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痛定思痛，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这里，我们更觉劳动改造与理论提高相结合的重要，同时，这对只重实际工作，忽视理论学习的事务主义者，也是一副清醒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抵制各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主义等腐朽、庸俗思想的侵蚀和诱惑，我们更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