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转折。这是至关紧要的转折，它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就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韧不拔，一往无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雄伟的气魄。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神州大地一片血雨腥风。然而英勇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英勇地举起革命的旗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坚决要求中央派他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是第一位从事秋收起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当时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有三支，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是三支队伍中唯一的正规军队，驻修水，编为工农革命军等一师第一团；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驻铜鼓；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编为第三团。由于年轻的共产党人还不成熟，他们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走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道路。结果，起义计划规定这次参加人数刚够五千的起义军的目标却是夺取湖南省会长沙。显然，起义不可能成功。但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有着共产党人普遍存在的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全身心地开始了起义的组织和指挥工作。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
失利是迅速的。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9月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临时收编的黔军邱国轩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14日在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量过于薄弱而失利。第二团因遭国民党正规军优势兵力的打击，几乎全部溃散。危急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的部署，下令各部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
在起义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军长沙，还是退往农村？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临阵逃跑”的罪名；而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无异于以卵击石，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
毛泽东做事善于审时度势。他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未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毛泽东更有为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在文家市，他果断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9月20日，起义部队开拔南下。行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对于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坚持真理是需要勇气的。文家市转兵在当时缺乏经验的中共中央看来是“临阵脱逃”。因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这在毛泽东的以后革命生涯中，还不是唯一的一次，毛泽东说过：“我受到过压，得过几次大的处分”。这是第一次。每次对他的处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那正确的革命路线，一时没有被确认。但是毛泽东并不妥协，也不悲观失望，而是耐心地向同志们宣传自己的主张，等待同志们的觉醒。
敢于坚持真理，不怕打击处分。毛泽东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勉励其他革命同志也要这样做。1956年6月，中央准备让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毛泽东在与他谈话时说：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