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是能够忍受打击和委屈的。面对党内同志的不理解和打击，他总是极力克制自己，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等待他们的觉醒。
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给他的各种处分记得起来的有20次，其中得到三次大的处分。这三次大的处分是指：第一次，1927年11月秋收起义失败后被中共中央撤销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甚至误传还开除了党籍。第二次，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被严重警告处分，前委书记一职落选。第三次，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名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和前两次挫折相比，他落魄的这段时间最长，断断续续，可以说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年底，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十年。探索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的路线并不合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的胃口，因而毛泽东也就在这十年里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多的来自中央甚至同事的误解、冷落、排挤和打击，甚至可以说挫折接踵而至。可贵的是毛泽东始终顾全着大局，不计个人得失。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左”倾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们指责以毛泽东为主的前方领导人“表现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实行“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斥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还把他对临时中央指示的正确批驳斥为“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恩来没有同意。他提出了另外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两种方案都是要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争。但是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见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毛泽东不得不忍痛离开他一手创造的红军，但他的心一直在关心着红军的前途。他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诚恳地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简单的话语表现的是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
但“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能再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了。会后不久，中央局就改变了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毛泽东后来愤怒地称之为“缺席审判”。
不仅如此，“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拥护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进行残酷的打击。他们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批判运动，一大批干部遭到无情打击和迫害。正如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醒悟后所承认的：“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毛泽东的处境极端艰难，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但毛泽东仍从革命大局出发，不去计较个人的委屈，一如既往地操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左”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剥夺了他的军权，但慑于他在根据地的巨大威信，又不能不让毛泽东工作，于是就让他去专门做政府工作。毛泽东在苏维埃政府主席任上，以服从战争需要为中心，大力整顿临时中央政府各部机构，积极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他时刻也没有忘记红军的战斗。因为战争对根据地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排斥了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瞎指挥下正日益陷于困境。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几次向中央提建议，都被轻蔑地拒绝了。1933年11月，出现了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进行“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在事变之前，十九路已同红军达成协议，在中央苏区的东部战场闽西、闽北一线实行停战，互派代表，开通边界贸易。为扑灭这股反叛力量，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从进攻中央苏区的战场上抽调10多师开赴福建。中央苏区的危机因而明显得到了缓解，而作为蒋介石战略后方的江浙一带却变得空虚起来。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凭他那特有的敏锐眼光发现了这个绝好机会。他再次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毅然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轻率地拒绝了。红军也因此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机会，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革命先驱者的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在党内一时不能被接受也很正常。毛泽东的伟大也正在这里：一切从大局出发，革命事业重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坦然面对党内同志的不理解和批评打击。注意党内团结，不凭借自己的威信搞小集团，竭力避免组织分裂。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争取支持，等待同志们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