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军队诞生的那天起，毛泽东就把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作为管理人民军队的重要内容。在我军初创之时，毛泽东就认识到了严明纪律的重要性。在“三湾改编”中，他创立了我军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章制度。在转战井冈山的斗争中，他根据部队在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规定了我军的“三大纪律”。1928年5月，他在对红军讲话时指出，革命道理很多，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二”就是两种战争，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三”是三大纪律。“四”是红军除了打仗以外，到了每个地方，还要做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共产党组织等四件事。讲了三大纪律后，毛泽东解释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红军应该自觉遵守纪律。后来他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后又改为“八项注意”。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更完整地提出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并明确地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的思想。他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编制红军法规”，在内容上是很宽泛的，它既包括红军的各种条令条例，也包括军事法。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法规性文件，并要求部队把军事、政治工作的经验“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1952年7月，他又提出了“五统”、“四性”，即要求全军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军队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人民军队制定了《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简称“三大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一直沿用至今。
加强纪律性，从根本上就是要严格管理军队，维护纪律的严肃性。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的队长黄克功在与一女学员谈恋爱不成后，枪杀了这位女学员。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指示成立专案组，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判并处以极刑，以教育全党全军。当时，正值抗战用人之际，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同志鉴于黄克功当过旅长，作战有功，力谏毛泽东赦免黄克功的死罪，让其戴罪立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专门给黄克功专案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并要求雷经天在审判大会上当众宣读。毛泽东在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肃的纪律”。军纪是严肃的，执行军纪也应该严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军纪的作用。
毛泽东不仅强调依法从严管理部队，同时也极其注意管理方法。1948年第四野战军解放锦州时，许多部队驻在苹果园里。当时正值苹果飘香的季节，尽管树上硕果累累，树下落果遍地，但战士们一个也没吃。毛泽东听说后很感动，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纪律，是我军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爱戴，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革命军队里，官兵是一致的、平等的，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以自觉遵守纪律为荣，损害纪律为耻。朱德总司令乘车路过岗哨被拦住，他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主动接受检查。而把纪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志愿军一级英雄——邱少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某部500名官兵奉命潜伏在离敌人阵地前60米的草丛里，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战士邱少云的衣服，为严守潜伏纪律，保证作战胜利，他在熊熊烈火中忍受剧痛，直至光荣牺牲，没有暴露目标，使部队按计划发起冲击，迅速歼灭了敌人。邱少云严守纪律、顾全整体、自我牺牲、英勇顽强、纪律高于生命的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军严守纪律的最高境界。
加强纪律性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治军的永恒主题。从红军时期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辽沈战役驻在果乡不吃群众一个苹果；从解放上海露宿街头，到抗美援朝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展现了我军文明之师、正义之师、胜利之师的风采。正是因为我军官兵严格执行纪律，才赢得了“子弟兵”和“最可爱的人”的称号。这样的军队，必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