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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必须团结干部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道理也是一样。一个组织者和管理者,要想领导一项事业走向胜利,团结身边的干部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事业将会走向衰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856年,正是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可由于领导集体内部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导致天京事变。石达开负气出走,带走满朝“好的文武将士”,使得“朝中空虚,国内无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领导集团内部的不团结,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功败垂成。“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毛泽东经常以太平天国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诫身边的干部,要求他们时刻注意加强团结。

团结干部,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38年10月,他就说过:“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1942年2月,他又指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在实践中,毛泽东在团结干部方面,也作出了表率。

六届六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毛泽东遭到排挤,丧失了军事上的指挥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葬送了党和红军的前途,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日夜思索着改变被动局面的良策。危急的局势,使他深深意识到:只有团结大多数党和红军的干部,才能在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挽救中国革命。但在长征初期,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了种种罪名,很少有同志主动与他接近。为了改变这一孤立的被动局面,使更多的同志认识到王明的错误,长征路上,毛泽东主动与当时中央的另外两位重要领导人王稼祥和张闻天接近。

王、张两人虽然对毛泽东的主张此前已有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但相互之间却一直缺乏交流和沟通。王稼祥对毛泽东一直甚为赏识,张闻天原本就与博古、李德之间存在着一些较为尖锐的矛盾。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两人是可以团结的,他想到:如果在长征中能与他们两人加强交流和沟通,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可以同王明路线展开斗争,挽救革命。否则,红军终究会断送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棒下。

当时,毛泽东因病躺在担架上。王稼祥也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不得不在担架上随军长征。张闻天虽多是骑马,但偶尔也坐担架。毛泽东利用一切休息和宿营的时间,主动与王、张两人交谈。他深入地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与王、张两人商讨了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阐明了红军面临的危急局势,诚恳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终于,毛泽东的诚意打动了深明大义的王、张两人,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件事,后来被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同时,毛泽东还经常找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当时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交谈,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赢得了中央和军委大多数人信任。

由于毛泽东积极主动地团结了当时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使得遵义会议顺利地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在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显示出了高超的团结干部的艺术。同时,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仍然注意加以团结、他曾对广大干部说过:我们当中,有犯过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破坏分子,我们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

遵义会议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毛泽东不计前嫌,仍建议将博古留在政治局内,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也仍被保留在领导岗位上。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个英明无比的决策,加强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团结,增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对于博古、王明所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虽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仍给予充分的团结和信任。后来,毛泽东又让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中共七大上,博古、王明更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后,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大业不致毁在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积极地团结中央其他干部,在关键时刻扭转了乾坤。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也不轻易地排斥、打击,而是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委以重任,大大地加强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团结,这是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的管理者一定要虚心地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干部的高超艺术,积极主动地团结身边干部,上下一心,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