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缺点错误。在一个革命阵营内部，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内部，同志式的自我批评和批评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病人，光是靠他自己是难以治好病，恢复健康的，他还得去找医生诊治。同理，我们有什么缺点错误，应当欢迎别人批评，因为他们就相当于我们的“医生”。同志们的相互批评对于警戒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批评有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之分。善意的批评存在于同志和朋友之间，它如同医生救死扶伤，是从帮助人、关心人等善良的愿望出发的。恶意的批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称之为批评，而只能叫做恶毒的攻击和中伤。善意的批评使同志之间更团结更亲善，不怀好意的攻击带来的只是分裂和相互疏远。每一位党员同志的批评都应是善意的批评。
善意的批评并不总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有时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或者是因为被批评者认识水平低，思想觉悟不高，胸怀不广，从而误解了或有意抵触批评；或者是因为批评者本身选择批评的场合不对、表达方式欠妥、言词失措，无意中说了伤感情的话等等。如果由于后一个原因，批评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作为批评者就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提高批评的艺术，使自己的“忠言”不是“逆耳利于行”而是“顺耳利于行”。
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红四军党内围绕建军原则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至导致严重的分歧。以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加强民主集中制，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的主张遭到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等人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流言，拨弄是非，挑起党内、军内的派别斗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同志，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好收场。
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会上，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而原前委书记毛泽东则没有当选。毛泽东这次没有当选不是因为他的主张不正确，也不是因为中央不支持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干部的批评方式存在着某些问题。当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
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毛泽东胸襟宽广，一心为了革命，对自己要求甚严，革命的原则性很强，帮助同志改正缺点错误的愿望也是很真诚，急迫的。因此对于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违反纪律的言行感到痛恨、难以容忍，在激愤之中说了一些令人不好受的话，作了一点过火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同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对于他的严厉批评在思想上、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不但没有接受正确的批评反而产生了抵触的情绪。
毛泽东后来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批评方式、工作方式存在一些不太妥当的地方，几次作了自我批评，并迅速弥补。当陈毅根据中央指示请他回去主持红四军工作时，他对陈毅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再次向他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毛泽东承认缺点并改正缺点的态度是很感人的。
批评本来是好事，帮助人家改正缺点错误。人家应该感激才对，如果不但得不到谢意，反而招致不满，那么批评者就应该多从自己的批评方式上去找找问题。是不是没看批评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批评方式，是不是没有选择恰当的批评时机和场合，是不是批评的言词失措等等。
批评应注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要把道理讲清楚，使人心服，不产生误解。要照顾到批评对象的情绪和自尊心，要体现出你对他的关心，要有耐心，以自己的真情感动他，不要动辄训斥、指手画脚，使人难以接受。
党内同志除了职务不同、分工不同以外，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上级和下级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上级对下级的批评一般来说应采取温和的批评方式，以耐心说服为主。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下级的错误性质特别严重，拒不认错的态度特别顽固，上级适当采取严厉的批评方式，那又是一回事。总之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批评方式，掌握适度的批评火候。
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同志之间的相互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总结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了问题，提高了思想认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式不当的批评会影响团结，应当尽量避免。
管理干部的艺术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在识别、选拔、任用、培养干部以及惩处违纪干部方面原则明确，方法灵活，独具特色。他凭着高超的管理艺术，将一大批优秀干部紧密地团结在周围，领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