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
我在剧场里又看见她，她说已有多年不见，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请她用午餐吗？
我怎么能不记得？
二十年前我住在巴黎，收入微薄仅仅能维持生计。她读过我写的一本书，曾写信跟我谈论它。我回信感谢她。不久她又来信说她路经巴黎想跟我聊聊，但仅在下一个星期二上午有空，问我是否愿意请她在弗约寺餐馆随便吃点东西谈谈。这餐馆价钱昂贵，不是我去的地方，但我年纪太轻，还没有学会拒绝一位女士。这时我还有八十个金币，可以坚持生活到月底，而一顿简朴的午餐费不会超过十五个金币。如果下两个星期我不喝咖啡，会过得去的。
于是我们在那餐馆见面，她仪态万方，约四十岁。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牙齿洁白巨大，甚至多于实际需要。
当菜单上来时，我有点吃惊，价格太贵了。但是她一句话使我放了心。“午餐我从来不吃什么。”她说。
“啊，不要这样说！”我慷慨地回答。
“我吃菜从来不超过一道。我认为当今人们吃得太多了。也许来点鱼吧，假如他们有大马哈鱼的话。”
大马哈鱼还没上市，菜单上没有，而侍者说刚好送来了一条，是他们得到的第一条大马哈鱼，我只好点了。侍者问她，在烹调大马哈鱼这段时间里，她是否想吃点别的。
“我吃菜从来不超过一道，”她回答说，“除非来点儿鱼子酱。”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知道我请不起鱼子酱，但我只好点。我自己则点了最便宜的烧羊排。
这时遇上了饮料的问题。
“除了香槟酒，我的医生不让我喝任何饮料。”
我大惊失色，但还是要了香槟酒。
她吃了鱼子酱，吃了大马哈鱼，兴致勃勃的谈论美术、文学和音乐，我却在想账单上该是多少钱。
当侍者带着菜单又一次露面时，她说：“午餐我不吃什么。我吃点东西只是为了谈谈话。我不再吃别的东西了，除非有芦笋。不吃些芦笋，我离开巴黎会感到遗憾的。”我在商店里见过芦笋，贵得怕人。侍者却说他们有又大又嫩的芦笋，我点了。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剩下的钱能否度过这个月，而是够不够付账。要是我缺十个金币而不得不向客人借，那太丢人了。如果账款多于我口袋里的钱，我决计把手伸进口袋，然后戏剧性地大叫一声，站起来说钱包被窃了。如果她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付账的话，那么我惟一能够留下的东西就是我的手表，然后来赎。
芦笋出现了，我望着她大口大口地吃，自己则彬彬有礼地讨论着巴尔干半岛的戏剧。最后她吃完了。
“要咖啡吗？”
“好吧，只要一点冰淇淋咖啡。”她回答。
此时我也不管口袋里的钱够不够付账，为自己也点了咖啡。
这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出现了。领班提着一篮大桃子朝我们走过来。那会儿桃子还没有上市，只有上帝知道它们的价格。我的贵客一边说话，一边漫不经心地拿了一个。
账单来了，我付钱后发现只剩下一点可怜的钱来付小费。她看了看我留给侍者的三个法郎，我知道她认为我小气。但在我走出餐馆时，我只带着一张嘴，口袋里不名一文。
“学学我的样子，”我们握手时她说，“午餐吃菜不超过一道。”
“我远胜于此，”我顶撞了一句，“今晚我将什么也不吃。”
“幽默家！”她高兴地叫起来，跳进了出租汽车，“你真是个幽默家！”
但是我的仇总算报了。现在她体重一百三十六公斤。
(程永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