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既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它又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反作用于整个经济，其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其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一方面，它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为其服务的功能。搞市场经济必须发展民主，民主作为政治体制，它总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时，政治体制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它的某些弊端如政企不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腐败现象等成为今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展民主，不改革政治体制，市场经济发展就不能顺利进行。因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各个商品生产者享有独立的自主权，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和平等机制，保证企业和公民个人有充分的民主权利，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从而使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它又有制约市场经济的弊端，限制其功利原则、权益交换和价值目标等在社会政治领域扩散的功能。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彻底清除与市场经济相悖的弊端，保持指导市场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都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二）政治现代化对文化现代化有重要影响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政治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第一，政治现代化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会更加频繁，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伴随着商品的输出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一种“文化殖民”，从而消解各国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一些西方国家可能会借政治现代化之机，将各国纳入西方自由化的轨道。因此，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政治现代化的推进，一方面可以为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提供有利的条件，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又可以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在制度上提供支持。
第二，政治现代化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各民族祖先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在科技迅捷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各国的文化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保持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已经成为十分重大的问题。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会极大地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为现代生活服务。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鼓励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
（三）政治现代化对国家自主性有重要影响
政治现代化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利大于弊，它实质上是通过对国家角色的清晰定位和全面提高国家的能力，来强化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但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了不可测的变数和动荡不安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自主性的进一步挑战。
亨廷顿指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对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垄断权转到新兴的社会强势集团手中，这些新兴集团会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渠道进入政治体系，从而构成对国家自主性的威胁。现代化要求调动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机制，来重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结合力与凝聚力，放松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以鼓励资助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原有的社会力量被窒息，社会利益被国家利益覆盖和吸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的培育从形式上看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内容上看是通过国家体制内力量向体制外力量来实现的。对国家自主性而言，这一过程是充满风险的。权力成为拥有利益的基础，谁拥有更多的权力，即意味着谁拥有更多的资源。原先在国家体制内分割了国家权力的集团，利用权力发展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这集中表现在政府盈利行为上。政府盈利行为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强势集团的力量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过渡的产物。一些政府和官员更加深入的介入到经济活动之中，使政府不仅不能更加超越于市场之外，相反却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其对自己所应承担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而被忽视，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偏离了国家自主性的本义，造成了对国家自主性的严重侵蚀和破坏。可见，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自主性的下降，它使原来国家体制内破坏整合的离心力量进一步转化为体制外的制约力量，从而严重破坏了国家的超越性。
（四）政治现代化对社会政治稳定有重要作用
政治现代化不仅对经济有重大的反作用，而且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有巨大影响。政治现代化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促进作用。政治参与的实现会对政治稳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政治参与发展完善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度，这是因为：
第一，政治参与本身是一种广泛而有力的社会资源，这有利于克服各种政治机构的官僚主义，遏制政治腐败现象的滋长。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是政治社会的痼疾，目前治理这类问题的一个主要办法是加强政府自身的监督和扩大社会监督。而在扩大社会监督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个十分有效的途径。这种监督的力量在于它的群众性和政治性。公民的政治参与能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治理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政治参与手段的舆论监督，更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政治参与满足了公民日益强烈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增强了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进了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权威的认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增强了社会的一体性，同时也增强了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自主性和进取精神，人们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运作，关心政治的决策及其对自身利益带来的影响。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为这种政治参与提供了物质的、文化的条件，使人们自主参与政治的要求能够成为现实。政治参与的扩大，正是适应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满足了公民日益发展的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加强政治权威的地位和实现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
第三，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表达自身的不满和要求，从而缓解社会矛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社会转型带来利益的失衡、价值的失落、生活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等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公众的失望、不满、愤懑的情绪，最终都会集中到政治上来。如果这种异常强烈的失望、不满、愤懑的情绪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和宣泄，只要有某个诱发的因素就可能引起社会大规模的动荡。现代社会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为公民或利益集团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懑情绪，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促使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都提供了正常的、合法的、多样的、宽阔的渠道，政治领导人可以体察到问题的性质、范围和严重程度，对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群进行必要的补偿和抚慰，利用政治参与的缓解作用，采取适时的、有力的措施使矛盾和问题得到解决。
第四，政治参与极大地增强了政治的传导和反馈系统，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和及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参与的扩大也扩大了政治传导和反馈的渠道，除了政府自己开辟的专门的传导和反馈的渠道系统外，还有自身参与政治的经常的、多方面的政治传导和反馈渠道系统。这就能够比较好的做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使政治的传导和反馈系统真正做到畅通无阻。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政府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中的失误，迅速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中的矛盾和问题，解决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比较容易取得政府和公众的协调一致，自然有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
2．政治结构专门化对政治稳定有促进作用。政治结构的专门化分工，带来了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
第一，政治结构的专门化分工有利于提高业务素质。把从事该工作的个人和部门纳入了专业化的角色，从而使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才能进入专门的部门，完成专业的任务，这就从整体上提高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同时，对官员实行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的制度，有利于政府工作人员精通业务，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工业化社会的需要，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需要。
第二，政治结构的专门化分工有利于建立廉洁政府。专门化分工加强了政府对工作人员的纵向和横向的监控，加强了社会监督，促进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自律；专门化分工可以裁减冗员，做到精兵简政，从而可以大大节省政府部门用于支付工作人员薪水方面的开支和其他行政开支。所有这些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热爱本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杜绝政治腐败现象的滋生，树立廉洁政府的形象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政治结构专门化分工能够推动政治体制的法制化建设。政治结构专门化分工上靠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规范各部门的工作，并使各部门之间彼此协调一致。没有相应的法制化建设，政治结构专门化分工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政治结构专门化分工必将加强国家的法制化建设，使人治化的社会逐步向法制化的社会转变。
第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变迁与历史必然
我国现代政治发展，从清末革新开始，经过民国时期政治建设，之后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一历史过程大起大落，反差明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阶段性成果，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实进行如下考察。
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变迁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君主专制形态的国家。从秦始皇起，就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拥有超乎法律、道德之上的一切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是“天赋”的、“神授”的，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朕即国家”，他的权位是世袭的、终身的。因一切权力操于皇帝手中，各级官员只是执行者，必须绝对服从皇帝、忠于皇帝、向皇帝负责而不是向国家负责。因此“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实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所独占，整个官僚系统并不是与君主平立或对立的，而根本是臣属于君主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中国传统政治是典型的“人治”政治，法由君出，政治权力的运行完全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传统政治的另一特征是专制政权与宗法力量相结合，共同维系着政权的稳定。宗法制度本质上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中国封建社会常常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朝代之间的更替也就是一个旧家族的灭亡和一个新家族的诞生。家族同样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的基本单位。家族之中，族长为一族之主；而一国之内则以皇帝为万民之首。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以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即体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宗族制度与专制政权的不可分性。由于宗法制度深深植根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烙印，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这一格局的显著特征是国家家族化，并最终形成贵贱有别、尊卑显分的宗法等级社会。
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上述的两个特征植根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所具有的君主专制和宗法等级特征，正是与小农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从而使中国这样一个地广民众、历史悠久的国家，社会虽屡有动荡，朝代虽屡有更迭，然而君主专制政治的性质却相沿两千余年始终不变。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专制政治体制，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而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因其具备“论证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强调为维护封建政体而具有的忠、义、勇、信的行为价值观，突出社会价值、贬斥个人价值、维护大一统格局的伦理观”丁三青等：《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之功能，从而适应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并被封建皇权利用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这种君主专制政体，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民众之中，从未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怀疑和挑战。“相反，中国是一种典范，是政治观念和制度的输出者。”\[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但随后的200多年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后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