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他的这组雕塑命名为《春江花月夜》。
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几乎每个城市居民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山楂树》。中国出版的卡拉OK盒带，几乎每一盒除中国歌曲之外，都收有俄罗斯和苏联歌曲，而这些盒带中也经常出现一个名字——薛范，一位歌曲译配者。
在和薛范相识之前，我已经看到过不少有关他的文章，也听说过许多，因此见面时令我大为惊讶的第一个印象是，无论目光、举止和思维方式，他都没有通常从被困在轮椅上的人们身上常可见到的那种羸弱的神情。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敏锐的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他是一位十分亲切随和、但同时又具有极强自尊心的人。
由于命运的捉弄，他早年因患小儿麻痹症招致双腿终生瘫痪，同时也显露出早慧的迹象：5岁学弹钢琴，在画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的基本技法，6岁上学，成绩优秀。而他最主要的禀赋则是他非凡的意志。凭着这种意志，他在生活道路上比他八个健全的兄弟姐妹所取得的成就更多。从少年时代接触俄罗斯文化，至今生活在由它激发的高尚美好的情感世界以及动人心魄的音响和语言的和谐天地里。随着我们进一步的交流，我眼前仿佛浮现出叶赛宁笔下“春日嘹亮的清晨”、“跃上玫瑰色的骏马驰骋”那个奇妙的形象。薛范已经60开外，但他的生活轨迹始终如一，仿佛一生是一跃而成，尽管这一跃曾遭受命运无数次毁灭性的打击。
1952年，薛范中学毕业，考取了当时的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当他去报到时却因残疾而被拒绝。他没有消沉，按照规定的日程表生活：每天早上起床，打开唱机，用最大的音量放送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然后工作。他自学俄语，自学大学课程，经常泡图书馆。激励着他的一件事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遗孀拉伊莎的见面。那年拉伊莎来到上海，会见了一些重残青年。苏联歌曲、书刊、电影仿佛给他的“玫瑰色的骏马”插上了翅膀。他译配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出版了第一本歌曲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是命运的一次打击：他的家里没有了钢琴，失去了书刊、歌谱、乐谱（不少乐谱有作者的题签）、收藏的唱片。然而经过半死不活的十年之后，薛范重又跨上了“玫瑰色的骏马”。
北京之行——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是个不简单的考验，但又是值得的：一本系统、完整地介绍苏联歌曲的集子问世，伴随着的是音乐会和一束束鲜花。出版社专为那场音乐会赶印出来的1000册书当场销售一空。
不可能回避这位不寻常人物的艺术和政治见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作家鲁迅、古代英雄岳飞和英国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谈到俄罗斯古典音乐作品，他赞赏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六交响曲》、格林卡的歌剧《伊万·苏萨宁》；俄罗斯作家，他更为推崇莱蒙托夫、普希金、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叶赛宁（早在1958年薛范就翻译过他的几首短诗）。画家，他看重列宾。他喜爱的苏联作曲家是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巴赫慕托娃。作为一位专业翻译家，他已经出版了30种歌曲集，其中半数是俄罗斯和苏联歌曲集。“当代其他国家的歌曲通常翻来覆去就是‘爱我’‘吻我’这类词语，而苏联歌曲有极为深刻的内涵，译配较难，但也更有意义。”临别时，薛范说：“我对苏联解体深以为憾，您说，它还有希望重生吗？”
我无法回答薛范“是”或“否”，只是握着他的手以感激他提的这个问题。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对中国的俄学家们引用一下屠格涅夫的话：“……要没有你们的话，看到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怎不令人灰心丧气呢。”
心灵鸡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的一生，总是难免有浮沉。不会永远如旭日东升，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人生的浮沉，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磨练。因此，浮在上面时，不必骄傲；沉在底下时，也用不着悲观。必须以豁达、谦虚乐观进取的态度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