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汉族，生于庆历八年4月10日（西元1048年5月25日），英宗长子，卒于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4月1日）。全名赵顼，又名仲针，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图一举歼灭西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宋军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夏，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饮恨而殁，享年三十八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
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条例司建立后，宋神宗、王安石等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农田水利，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保甲、保马等新法，又对兵制、科举、学校进行了改革和整顿。农田水利法规定，开垦各路废田，兴修水利，吏民同役，不准隐漏逃匿；均输法规定，诸州郡所输官粮，皆令平定所在时价，征收实物可徙就贱，用近易远，防止豪强地主从中勒索农民；青苗法规定，在夏秋两次农作物收获之前，由各州县政府两次贷款给农民，贷息百分之二，使农民不致因青黄不接或耕作急需而向豪强地主贷款，受其重利盘剥；免役法规定，按财产分等交纳免役钱，由政府贷款给小商贩，年息二分，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去收买滞销的货物，不再受操纵市场的豪商的欺压；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秋收之后，政府派人丈量土地，按土地厚薄好坏分为五等，再依其面积和土地等级规定税收，防止豪强地主瞒产逃税。
以上这些新法，是有关理财方面的改革，目的在于抑制豪强地主和富商的特权，增加国库收入，缓和阶级矛盾，以期达到“富国”，而保甲和保马两法，则是为了“强兵”。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部保。每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农闲时集训，平日维持治安；保马法规定，以官马贷给保丁养，每户一至两匹，马死或病死，有保主赔偿。在改革兵制方面，王安石主要减兵并营，这样不仅使队伍精干整齐，而且节省了大批兵费。同时，置制练兵，加强军队的素质。在改革科举方面，王安石废除考试诗赋取士的旧规，改考经典的大义和时论。王安石还改组太学，使之成为变法派制造舆论，培育人才的场所。还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等分科学校。这是教育的重大改革，也是对传统儒学的勇敢挑战。
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