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中，有成功的人士，也有失败的人士。象袁绍，刘表等人物，位列三公却不会用谋，最终落到失败的下场，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性格是息息相关的。
一、智谋侏儒——袁绍
（一）好谋无决，多谋寡断
袁绍帐下虽谋士成群，智囊云集，但到决策时，谋士们各抒己见，意见相左，袁绍就没有主意了，缺乏判断力。
曾在袁绍手下谋过事的郭嘉对曹操说：“绍有十败，公有十胜”，其中一败就是“绍多谋少决”。
袁绍在被推举为十八路诸侯盟主时，有着领导才能的全面展示的机会，但是他的作为实是令人大失所望。他的所为表现出了决策上的优柔寡断，迟疑不定，以致贻误战机。当鲍信与孙坚被董卓手下华雄打败时，袁绍便向诸侯问计，自己毫无主意。袁术对先锋孙坚不发粮草，致使孙坚大败，他也不闻不问。之后，董卓劫持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曹操建议乘势追袭，而袁绍却担心“诸兵被困，进恐无益”。后曹操追袭董卓回来，见了袁绍，大为悲叹说：“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后见袁绍等人各怀异心，料不能成事，曹操、公孙瓒、刘备就各自引兵离去，讨卓行动只是将董卓从洛阳赶到了长安，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就宣告解体。
袁绍受刘备之请，发兵三十万进攻曹操，声势浩大，但因内部矛盾，兵到黎阳，就停止进发，诚如曹操所料：“陈琳文章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由于袁绍大军不图进取，曹操乘机东击刘备，刘备向袁绍求援，让其夹攻曹操，谋士田丰也建议乘操东征刘备，许昌空虚之机，直捣曹操老巢。这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但袁绍以幼子患病为由不肯出兵。结果曹操一举击败刘备，回师京都。刘备前去投奔袁绍，此时，袁绍对刘备说：“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前者，许都空虚，袁绍以小儿患病为由不肯出兵；此时，曹操已回师许都，他却又提出“方今春暖，正好兴兵”，实在是极其荒谬的理由和不可思议的决定。小儿之病能够成为放弃战机的原因吗？季节冷暖又是决定战机的全部理由吗？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对袁绍的一段评述。当时，刘备佯称袁绍为英雄，指出了他的外在突出优势：“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曹操否定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两人从内、外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袁绍作了评价，都是事实，但是个人品格上的劣势与外在的优势比起来，前者更是起长久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此次，袁绍更是体现了“色厉胆薄，好谋无断”的性格特点，致使出兵不择战机，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白马战役失败后，袁绍退兵武阳，按兵不动。听说曹操封孙权为将军，曹吴关系密切时，凭感情冲动就起兵七十万攻曹，发起官渡战役。官渡之战，七十万大军几乎全数被歼；他急于复仇，又聚二三十万人马，由于仓促应战，复有仓亭之败。
袁绍的几次失利，归结起来都是不善于掌握出兵时机，当断时不断，不当断时却贸然行事所造成的。作为将帅，应避敌之强，攻敌之弱；避其实，攻其虚，袁绍却反其道行之，导致失败。这充分暴露了他不善决策、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
（二）用人惟亲。外宽内忌
袁绍手下人才济济，文有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谋士为之谋划，武有颜良、文丑、高览、张邰等勇士为之统军，可谓积聚了许多争夺天下的优势。但官渡一战，袁绍全军溃败，由强势转为弱势，走向覆灭。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不重视人才，甚至迫害人才，导致人才流失。苟或、郭嘉、许攸等谋士离他而去；效死之士沮授、田丰等亦无施展才能的机会；张邰、高览则因被疑，愤然阵前倒戈。如此不善用人怎能不屡战屡败，终究归于灰飞烟灭？
谋士郭嘉、田丰都曾说过，袁绍是“外宽内忌”之人。这种“外宽内忌”首先表现为任人惟亲，搞家族王国，不能发挥集团人才优势。袁绍有四州之地，自己和幼子袁尚领冀州，长子袁谭领青州，次子袁熙领幽州，外甥高干领并州。待袁绍死后，由于继承问题上废长立幼，其子互相火并，争夺权势，致使“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很快就从内部瓦解了。第二，外宽内忌，必然导致不惟才是用。袁绍在作十八路诸侯盟主时，曾向大家宣布：“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过犯。”但当他的弟弟袁术出于私心，不给孙坚发粮草，坑害孙坚，袁绍充耳不闻，不能做到“有罪必罚”；当华雄搦战，无人可敌，，关羽请求出战时，他却一再考虑，“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等到关羽温酒斩华雄后，他的弟弟袁术反而要将关羽、张飞这些“县令手下小卒”赶出帐去，他也一言不发，“有功者赏”成了一句空话。第三，外宽内忌，也表现为袁绍“不念忠诚”。颜良、文丑二人跟随袁绍多年，屡建战功，是他的心腹爱将，在与曹操军马作战时，为关羽所斩杀，二人阵亡后，袁绍没有任何悲痛的表示，而当刘备提出为他招降关羽时，他竟然很高兴地表示：“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刘辟曾一度归顺他。合力攻操，但当刘备提议要去说服刘表联合攻操时，他竟然当众表态：“若得刘表，胜刘辟多矣。”这样的话真是让人听得心寒，如此的鄙视部下，鄙薄将士的生命，还有谁愿为他效忠呢？这与曹操对典韦一祭再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也可得见，为什么他的部下一个个都离他而去。
“田丰之死”也证明了这一点。田丰由于劝谏袁绍不可轻易向徐州进兵，未被采纳而入狱。后来果然袁绍官渡兵败，还军冀州。
像田丰这样的忠义之士，甚至可以说是为袁绍效死之士，都没有起码的安全感，更不要说其他的部众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袁绍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走向灭亡的。
曹操在袁绍死后平定河北时，曾喟然长叹：“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安能正眼觑此地哉！”可见，对于一个统帅来讲，克敌制胜的关键并不在自己如何勇猛过人，谋略超群，而在集中良谋，使用良才。袁绍的失策恰恰是在关键时刻不能用人。
（三）偏听偏信，不懂协调
袁绍作为军子集团的统帅人物，不分良莠，偏听偏信，导致内部人士相互猜忌、陷害，加之袁绍本人不注意与部下联络感情，有“外宽内忌”之心，结果集团内讧不断，为敌所乘。从袁绍集团出来的荀或对这一点了如指掌。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郭嘉亦有同感，对曹操说：“绍性迟而多疑，其谋士各相妒忌，不足忧也。”事实确实如此。以谋士郭图为例。正当曹操火烧袁绍乌巢粮草时，“张邰曰：‘某与高览同往救之。’郭图日：‘不可。曹操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操既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他们两人争论不休，袁绍毫无主见，竟听信了郭图的远水救火之计，一误再误，落得惨败。郭图恐怕张邰、高览回寨证对是非，追究自己的责任，就抢先来到袁绍前进谗言说：“张邰、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袁绍不解地问：“何出此言？”郭图答道：“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袁绍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归寨问罪。郭图又先派人报二人说：“主公将杀汝矣。”等到袁绍使至，二人无奈将来使斩了，引本部兵马投奔曹操。袁绍听信郭图谗言，致使损失了两员猛将，也使郭图有机可乘。
许攸降曹，也是袁绍听信谗言所致。许攸在投曹前，曾截获曹操催粮使者的书信，便赶来求见袁绍，为其献计日：“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袁绍不听，反听信审配诬陷许攸滥受民间财物的谗言，大骂许攸：“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今后不许相见！”将许攸斥退。许攸羞愤难当，几欲自尽。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许攸投奔了曹操，为曹献上鸟巢劫粮之计，成为扭转官渡战役整个战局的关键。同一个许攸，在袁绍之下不为重用，才无所展，到曹军中却建奇功。这是袁绍听信谗言，气量狭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作为集团的最高领导人，袁绍在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误，一是没有调查研究，只听信一面之词就妄下决断，甚至不给被诬陷者申辩的机会；二是对部下追究责任不选择适当时机。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最需要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但袁绍却轻信谗言，猜忌部下，致使自己的部下被逼到敌人一边去，削弱了自己，壮大了敌人。其实即使许攸果真滥受财物，张邰故意卖阵，也是应该在战役结束后再作处理的，尤其是对张邰，在自己不能控制的时候就轻易决定给予处理，致使张邰阵前倒戈。在这件事情上袁绍应负的间接责任是平时对内部人员不事谐调，致使关键时刻他们互相攻击、陷害，各怀私心；再者，失误的决策和判断也源于他对部下缺乏基本的信任。
袁绍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优柔寡断，不会用人，见计迟，得计迟。这一点，他的同时代人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武帝纪》记载，鉴于当时袁绍势大，曹操手下的部将担心他会攻打许都。曹操说：“我了解袁绍的为人，他志向大，智能低；外表严厉，内心胆小怕事；好猜忌，缺少威望；士兵虽然多，却指挥部署不得当，将领骄横，政令不统一。虽然他的土地广阔，粮食丰足，却正好来奉送给我。”郭嘉对袁绍的这些弱点也有所评论。《三国志·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对人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定霸王之业，难矣！”正因为如此，郭嘉才离开袁绍投靠了曹操。
二、忠义虎士——关羽
（一）恃才傲物，刚而自矜
关羽一生最大的性格弱点，就是“刚而自矜”。他在同僚面前，常常是自恃武功高强，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在他所接触的人当中，除了刘备和诸葛亮之外，他都不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对诸葛亮的话也不听。
关羽在荆州时听到马超投降了刘备，又听说马超武艺过人，他竟让关平带信给刘备，要人川与马超比试高低。马超这个人确实武艺非凡，恶战许褚，杀得曹操剃须脱袍；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的张飞打了一个平手，他在关键的时刻归顺了刘备，这对刘备而言，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一份力量。刘备封他为平西将军，这个地位超过了赵云，甚至和张飞平起平坐。赵云一向不重视权位，张飞对有才华的名士，也懂得特别尊重。偏偏远镇荆州的关羽对此有了意见，他不管“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的道理，也不管是否会因此削弱自己阵营力量的后果，执意要与马超争个高低上下，诸葛亮深知关羽这一个性，只好作书回答道：“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关羽看信后大笑说：“孔明知我心也。”并将书信遍示宾客传阅，傲慢自得之态溢于言表。他将书信让别人传阅，也是要假借军师之言作为权威性的评判，使别人坚信他的武艺是“天下第一”的。
在对待孙刘联盟的关系问题上，虽然诸葛亮发自肺腑地一再叮嘱“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关羽目空一切，骄狂自得，以致做出了一系列破坏孙刘联盟的举动。一次是孙权派诸葛瑾为使，索取荆州。刘备已经答应东吴先交割三郡，诸葛瑾带着刘备的亲笔书信来到荆州，而关羽不仅以“将在外，君命有所有受”为由拒之，而且执剑在手，大声怒斥：“不看军师面上，教你回不得东吴！”交还三郡对刘备来说并非真意，这不过是刘备、诸葛亮在荆州一事上继续扯皮罢了。关羽却不会耍这种扯皮术，致使矛盾激化，走向极端。又一次诸葛瑾奉孙权之命，为孙权之子与关羽之女联姻，并明确提出“两家和好，并力破曹”。此时，关羽如果许亲，就可以促进孙刘联盟；如果不愿许亲，也可以婉言谢绝。但是关羽却一听就勃然大怒，说道：“吾虎女安能嫁犬子乎！”即而又威胁诸葛瑾说：“不看汝弟之面，定斩汝首”，将其逐出。关羽这种骄矜的态度，拒婚、骂人、侮使，激怒了孙权，终于把盟友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孙权下定决心联合曹操兵马取荆州，使关羽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在战略上一步步被动起来，为最终亡人失地种下了祸根。
面对历史的选择，是联合孙权，还是两面受敌？关羽的性格决定了历史选择的方向，导致了孙刘联盟的破裂，引发了战争。
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使他在遇到问题时不能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不能从集团总体利益出发，而是把个人的争强好胜凌驾于集团共同目标之上，争个人之长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的思维，是造成他日后英雄末路走麦城的主要原因。
杰出人才的悲惨结局，历史上并不少见，诸如项羽乌江自刎、岳飞风波亭遇害，李白成九宫山遭难等等，归结起来原因是出于性格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有勇有谋；而另一方面，却因为才之高，德之高，而产生了“刚而自矜”的缺陷。若“不刚”而“自矜”，还不至于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偏偏既“刚”又“自矜”，那么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必然会有“天崩地裂”般的惨痛结果。关羽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种骄矜自大、目空一切的性格是领导人物的大忌，它不利于团结部属，联络同僚，且会导致信息封闭，甚至会造成独裁现象的出现。
（二）骁勇有余，帅才不足
由于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弱点的存在，虽然他有勇有谋，武艺高强，但在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时，就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在判断敌情、识人、用人等方面出现了多次失误。
荆襄之战初始，关羽水淹七军，节节胜利，形势使关羽骄傲自信，不可一世。一心只想“取了樊城，即当长驱前进，剿灭曹贼”，他早把东吴的威胁抛在脑后。吕蒙和陆逊充分利用了关羽盲目自信的心理，设计让吕蒙向孙权托病辞职，以没有名望的陆逊代替吕蒙之任。陆逊一上任，就向关羽致书送礼，信中词语极其谦卑，一付讨好的样子，关羽果然麻痹大意，当着东吴使者的面，就讥笑孙权“见识短浅”，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之后，他就撤走了荆州的大半防卫之兵，赴樊城听调，结果造成荆州守备空虚，被吕蒙率兵偷袭，失掉了荆州。这里关羽犯了兵法上的一大忌轻敌。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凡是轻敌者必定会招致失败。曹操轻敌，有赤壁之败；刘备轻敌，有彝陵之蹶。关羽一向自视过高，对敌人的能力估计不够，甚至还认为自己一向比别人强，这就造成了关羽轻敌的一贯倾向，这对于一个军事将领而言是绝对不能有的致命弱点。
关羽过分自信，屡屡忽视部属的建议，造成了在识人、用人上的巨大失误，以至荆州失守，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