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铁同志黝黑、强壮，虽然年过七十，仍然目光灼灼，英气勃勃，眉宇间闪烁着锐利的锋芒，周身散发着调皮、好动的大男孩特性。他是延安保育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红孩子”，退休前担任兰州石油学校校长，之前曾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快人快语，说话风趣，直入主题，丝毫不转弯抹角搞“弯弯绕”。“瞧，咱这一脸黑金，抹多少雪花膏也白不了，从小到老，黑了一辈子，只好就这么一直黑下去了。”他见我微微发笑，索性一下子就扯到延安保小去了。
肖铁同志说：
我这黑，在延安保小还有故事哩。我们是半军事化学校，对学生的仪表仪容要求很高，对个人的卫生抓得很紧。记得我刚到学校不久，校长在会上问我们班的卫生委员：“你们班有谁洗脸不洗脖子的？”卫生委员不假思索，随口就答：“肖铁。”
第二天，我们排队经过校部门口，校长走下台阶，来到我面前，拉起衣领看了看，嘴里啧啧有声地说：“洗脸不洗脖子，留个黑脖子，这怎么行？”其实，昨天我就狠狠地搓了洗了，可是还是黑，校长都批评了，怎不羞个大红脸呢！
后来大家洗澡的时候，马老师亲自过来给我洗脖子。他拿肥皂在我的脖子上擦来擦去，又抠又搓，反反复复地弄来弄去。我只好强忍着疼痛，任凭马老师摆弄，一心只想脖子变白。马老师给我搓洗了半天，终于停下手来，他亲切地拍了我一巴掌，笑着说：“干净了，怎么洗也洗不白，我们的肖铁就是个黑人黑脖子！”一句话，逗得我们这群光屁股洗澡的娃娃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的黑人黑脖子，从此更是名声在外了。
延安保育学校，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大家习惯叫作“保小”。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徐特立任教育部长，亲自创立和发展了延安的革命教育。
在陕北苏区教育发展演变的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教育部长的徐特立老人对边区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为我们设计了缀有红五星的黑色八角帽，每人佩有二尺多长的红布领带，一米多长的“等身棍”，上面划上红蓝相间的环形线条，作为少先队员的武装标志。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增添了新思想，新知识，教育大家锻炼身体，讲究卫生，讲究科学，不要迷信神汉、巫婆，有病找医生看，号召我们积极汲取新知识，树立新风尚。
1936年5月，根据地已创立并发展了包括各地列宁小学在内的430所小学，其中，瓦窑堡列宁小学直属陕北教育部，敞开接收烈军属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弟，同时将列宁小学改称为延安保育小学和保育院。延安保育小学接收的是年龄在6至12岁左右的孩子，保育院接收的是6岁以下的儿童，超出保育年龄的孩子可以进入延安的保育小学，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升入延安中学、延安鲁迅师范等学校，这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193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攻延安。延安的保育小学奉命疏散，为了行动方便，延安一保、二保两座小学合并为一，校长刘志南、教导主任黄克、总务主任梁家业、医务所长罗冬祥。校领导和老师们带着我们大大小小百十来个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身背行李徒步穿山走峡，钻山沟，然后东渡黄河，落脚在山西临县碛口镇的刘家岭村，学校也随之更名为“边区保小”。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季，直到次年秋天延安光复，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才从刘家岭重新回到延安。几十年过去了，延安保小的那些如火如荼的生活依然历历在目，学校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老师和同学，常常活灵活现，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依然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来到刘家岭，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
刘家岭坐落在一个山地高坡上，地势高，水源缺，全村三四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小泉眼，还在村外山下的一个大陡坡下，平时自己吃水都不宽裕，一下子添了百十多口人，那原本比油还贵气的水就更加金贵了。但是，老百姓知道我们是革命军人的子弟，没有嫌弃我们，不但让我们安心住下来，还匀出水来和我们一起吃。为了减轻老百姓的吃水负担，下雨时，我们全体出动到老乡家里去，把所有能盛水的家什都拿来接水，存入他们的水窖。下雪时，我们帮助老乡扫雪，同样倒入水窖，以补充水量的不足。平时，我们自觉节约用水。灶上的吃饭用水，由总务处专门抽出两三个人轮流来担，同学们洗脸、刷牙、洗衣服的水，由各班自己去山泉边打，劲大的一个人挑水，年小个小的两个人抬水，不给老乡添麻烦。
晋西北的冬天，气温下降得很厉害，一般都在零下20多度。学校转移时要求轻装上阵，穿的盖的铺的都舍在了延安，晋西北没有任何过冬御寒之物。根据这个情况，上级给我们调拨了一些棉布和棉花，学校想方设法为我们请来两位裁缝，打算请他们为我们做冬装。可是，大大小小几百套棉衣棉裤，光靠这两个裁缝是不能在短时间完成的。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办法是由裁缝统一按大、中、小号剪裁，然后把里子和面子扎合在一起，余下的工序由师生们自己完成。我们纺棉花、捻棉线、絮棉花、缝棉衣、上领子、锁扣眼、绗线、钉扣，直到成为能够上身的棉衣棉裤。这些活我们从来没干过，特别是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男孩子，洋相可出了不少。开始干的时候，棉线捻得不是成了疙瘩，就是捻断了，不成线，勉强捻成条，也像长虫吞了活麻雀，一段粗一段细的。絮棉花絮得厚薄不均，绗线针脚大小不匀，有的还扎破了手。同学们费了很大劲，累得满头大汗，缝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合格。但是大家上进心都很强，谁也不向困难低头，于是就互帮互学，做得好的手把手地教，做得不好的一遍遍地虚心学，直到掌握要领，验收合格。那年冬天，同学们穿着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新棉衣，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论男女都学会了拆洗和缝制棉衣和使用针线了。
我们还学会了捻毛线、织毛袜子。记得我们班的王宝林同学最认真了，白天，他和大家一样干活，晚上在宿舍手也不闲着。他两腿往炕上一盘，就着小油灯，一边听大家扯闲话，说故事，一边用他那双生了冻疮的手给大家织毛袜子，因为他看到一些同学的手脚也生冻疮了，不能再冻下去。还有个叫刘树等的女生，手里从来不断活，不是给大家织手套，就是织袜子，捻毛线。他俩都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扬，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为了让毛袜耐穿，保小的阿姨们还打袼褙做袜底，教大家纳袜底，然后给毛袜子上袜底。这时，边区妇女为子弟兵缝制的千层底“军鞋”也来了，我们每人一双，套在毛袜子上，从身上暖到心里，我脚上的冻疮也渐渐好了。
漫长的冬天，需要取暖。房子里冷哇哇得睡不着觉，还会生病。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我们拿起头，背上绳子，上山砍柴、割草。砍来的柴在院子里晾干，割来的草，碎的烧炕，长的编门帘、草褥子。挡风的门帘，草煨的热炕，带着草香的干草褥子，钻进被窝躺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直到大天亮，可舒服可精神了。
砍来的荆条也有用，我们把它们捆扎成条把、扫帚，真是一举几得，好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