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用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数万之军，止仰今次一运之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颇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竹木丛茂，皆有长刺。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也。又其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皆清野远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师，或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亦复何异。前鉴不远，非难见也。军劳民扰，未见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祸本。又闻八番罗国之人，向为征西之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仍谕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续归顺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须远劳王师，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充国缓战而羌众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且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其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行。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今之相聚者，皆乌合之徒，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雠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上章，极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自被召还京，至是且一岁，未尝得见言事，输忠无地，常郁郁不自释，又不欲苟糜禀禄，八年正月，移疾谢去。至通州，中书遣使追留，不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传，专官护送至其家。天祥望阙拜谢，辞所赐钞而行。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使者五致诏，以年老不能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辞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刘宣
刘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陕，后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读书，有经世之志。宣抚张德辉至河东，见而器重之，还朝，荐为中书省掾。宣暇则往从国子祭酒许衡讲明理学。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至元十二年，入为中书户部郎中，改行省郎中。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赞画居多。伯颜尝命宣诣阙上捷书，世祖召见，亲问以南征事，应对称旨，赐器服宠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论。除知松江府，未几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并著。升江淮行省参议，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三年，入为礼部尚书，遂迁吏部。时将伐交趾，宣上言曰：“连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扰攘，今春停罢，江浙军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岁贡未尝愆期，边帅生事兴兵，彼因避窜海岛，使大举无功，将士伤残。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自古兴兵，必须天时，中原平土，犹避盛夏，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须，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到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援，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帝嘉纳其言。
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传旨，议更钞用钱，宣献议曰：“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粜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见良策。新钞必欲创造，用权旧钞，只是改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宋、金之弊，足为殷鉴。铸造铜钱，又当详究。秦、汉、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缕陈。国朝废钱已久，一旦行之，功费不赀，非为远计。大抵利民权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济丘壑之用，非惟铸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属桑哥谋立尚书省，以专国柄，钱议遂罢。
二十五年，由集贤学士除行台御史中丞。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悍戾纵恣，常虑台臣纠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与中丞出建康城，点视军船，群御史从。有以军船载苇者，御史张谅诘之，知为行省官所使，诣扬州覆实。忙古台盛怒，即图报复。时大夫之父，官于属郡，随被按劾。遣其党造建康，伺台中违失，台官皆竦惧，阴往恳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动。忙古台怨宣愈甚，罗织宣之子，系扬州狱。又令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以罪免者，诬告行台沮坏钱粮，以闻于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为遣官二员，置狱于行省，鞫问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军船列兵卫驱迫之，至则分异各处，不使往来。九月朔，宣自刭于舟中。
始宣将行时，书后事缄付从子自诚，令勿启视。宣死，视其书，辞云：“触怒大臣，诬构成罪，岂能与经断小人交口辩讼，屈膝为容于怨家之前。身为台臣，义不受辱，当自引决，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呜呼！天乎！实鉴此心。”且别有公文言忙古台罪状，后得其稿，涂注勾抹，辞句难辨。前治书侍御史霍肃为叙次其文，读者悲愤。
宣既引决，行省白于朝，以为宣知罪重自杀。前后构成其事者，郎中张斯立也。然宣忠义节操，为世所重，闻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从子自持上宣行实，御史台以闻，制赠资善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彭城郡公，谥忠宪。
何荣祖
何荣祖，字继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贞祐间试文法入优等，补吏，后授明威将军，守巨鹿尹，权军器监主事。金亡，徙家广平。荣祖状貌魁伟，额有赤文如双树，背负隆起。有相者谓曰：“子位极人臣，且寿相也。”何氏世业吏，荣祖尤所通习，遂以吏累迁中书省掾，擢御史台都事。始折节读书，日记数千言。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论甚力。阿合马知荣祖主其谋，奏为左右司都事以隶己。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为山东按察使，而阿合马莫逞其志矣。
有帖木剌思者，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计无所出，适济南有上变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讼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为辞，告唐卿纵反者，逮系数十人。狱久不决，诏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鞫之。荣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祯、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荣祖不可。俄迁河南按察使，二执政竟以失口乱言杖其人，而株连者俱得释，唐卿之诬遂白。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余辈叛归江南，安西行省欲上闻，会荣祖来为参政，止之曰：“何必上闻朝廷，此辈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获，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于事明决多类此。除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以母老辞。又拜御史中丞，复出为山东东西道按察使。
时宣慰使乐实、姚演开胶州海道，有制禁戢诸人沮挠，粮舶遇暴风多漂覆。乐实弗信，督诸漕卒偿之，搒掠惨毒，自杀者相继。按察官惧违制，莫敢言。荣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见谴，吾自当之。”即草辞以奏，诏免其征。召入为尚书参知政事。时桑哥****，亟于理算钱谷，人受其害。荣祖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而畿内民苦尤甚，荣祖每以为辞。同僚曰：“上既为免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祖言，召问所宜。荣祖请于岁终立局考校，人以为便，立为常式，诏赐以钞万一千贯。荣祖条中外有官规程，欲矫时敝，桑哥抑不为通。荣祖既与之异议，乃以病告，特授集贤大学士。未几，起为尚书右丞。桑哥败，改中书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请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而立监治之法。又上言：“国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财者弗顾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且当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实为根本，必择材而用之。按察司虽监临一道，其职在于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则省台又当遣官体察之，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屡以老疾乞解机务，诏免署事，惟预议中书而食其禄。寻拜昭文馆大学士，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以水旱请罢，不允。
先是，荣祖奉旨定《大德律令》，书成已久，至是乃得请于上，诏元老大臣聚听之。未及颁行，适子秘书少监惠没，遂归广平，卒，年七十九。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宪。
荣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所著书，有《大畜》十集，又有《学易记》、《载道集》、《观物外篇》等书。
陈思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