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二月，又据山东运司备临朐、沂水等县申：“本县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系食盐地方，后因改为行盐，民间遂食贵盐，公私不便。如蒙仍旧改为食盐，令居民验户口多寡，以输纳课钞，则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盐之弊。”运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峄等州，从长讲究，互言食盐为便。及准本司运使辛朝列牒云：“所据零盐，拟依登、莱等处，铨注局官，给印置局，散卖于民，非惟大课无亏，官释私盐之忧，民免刑配之罪。”户部议：“山东运司所言，于滕、峄等处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莱三十五局之例，于钱谷官内通行铨注局官，散卖食盐，官民俱便。既经有司讲究，宜从所议。”具呈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至元二年，御史台据山东肃政廉访司申：“准济南路备章丘县申‘见奉山东运司为本司额办盐课二十八万引，除客商承办之外，见存十三万引，绝无买者，将及年终，岁课不能如数。所据新城、章丘、长山、邹平、济南俱近盐场，与大、小清河相接，客旅兴贩，宜依商河、滕、峄等处，改为食盐，权派八千引，责付本处有司自备席索脚力，赴已拟固堤等场，于元统三年依例支出，均散于民’等事，窃照山东运司，初无上司明文，辄擅散民食盐，追纳课钞，使民不得安业。今于至元元年正月、二月，两次奉到中书户部符文，行盐食盐地分已有定例，毋得桩配于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寝匿符文，依前差人驰驿，督责州县，临逼百姓，追征食盐课钞，不无扰害。据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扰民，理应取问，缘系办课之时，宜从宪台区处。又据监察御史所呈，亦为兹事。若便行取问，即系办课时月，具呈中书省区处。”户部议呈：“行盐食盐已有定所，宜从改正。若准御史台所呈，取问运司，却缘盐法例应从长规画，似难别议。”中书省如所拟行之。陕西之盐：至元二年九月，御史台准陕西行台咨备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建言：“近蒙委巡历奉元东道，至元元年各州县户口额办盐课，其陕西运司官不思转运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县，甫及旬月，杖限追钞，不问民之无有。窃照诸处运司之例，皆运官召商发卖，惟陕西等处盐司，近年散于民户。且如陕西行省食盐之户，该办课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于内巩昌、延安等处认定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岁办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其余课钞，先因关陕旱饥，民多流亡，准中书省咨，至顺三年盐课，十分为率，减免四分，于今三载，尚有亏负。盖因户口凋残，十亡八九，纵或有复业者，家产已空，尔来岁颇丰收，而物价甚贱，得钞为艰。本司官皆勒有司征办，无分高下，一概给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价三锭，富家无以应办，贫下安能措画？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纵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装运，止从各处盐商，勒价收买。旧债未偿，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赋无穷。又宁夏所产韦红盐池，不办课程，除巩昌等处循例认纳乾课，从便食用外，其池邻接陕西环州百余里，红盐味甘而价贱，解盐味苦而价贵，百姓私相贩易，不可禁约。以此参详，河东盐池，除捞盐户口食盐外，办课引数，今后宜从运官设法，募商兴贩。但遇行盐之处，诸人毋得侵扰韦红盐法。运司每岁分轮官吏监视，听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发卖，每引收价钞三锭。自黄河以西，从民食用，通办运司元额课钞。因时夹带至黄河东南者，同私盐法罪之，陕西兴贩解盐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两便，而课亦无亏矣。”
又据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胡通奉所****：“陕西百姓，许食解盐，近脱荒俭，流移渐复，正宜安辑，而盐吏不察民瘼，止以恢办为名，不论贫富，散引收课，或纳钱入官，动经岁月，犹未得盐。盖因地远，脚力艰涩。今后若令大河以东之民，分定课程，买食解盐，其以西之民，计口摊课，任食韦红之盐，则官不被扰，民无荡产之祸矣。且解盐结之于风，韦红之盐产之于地，东盐味苦，西盐味甘，又岂肯舍其美而就其恶乎？使陕西百姓，一概均摊解盐之课，令食韦红之盐，则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惠矣。”本台详所言盐法，宜从省部定拟，具呈中书省，送户部议之。本部议云：“陕西行台所言盐事，宜从都省选官，前赴陕西，与行省、行台及河东运司官一同讲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
三年，都省移咨陕西行省，仍摘委河东运司正官一员赴省，一同再行讲究。
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及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官，与总帅汪通议等，俱称当从御史帖木儿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黄河为界，令陕西之民从便食用韦红二盐，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见纳乾课，办钞七万锭，通行按季输纳，运司不须散引。如此****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郝同知独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恢办？”议不合而散。本省检照运司逐年申报文册，陕西止办七万二千六十余锭，郝遂称疾不出，其后讫无定论。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尝遣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一同讲究，以泾州白家河永为定界，听民食用。仍督所在军民官严行禁约，毋致韦红二盐犯境侵课。中书如所拟行之。
两淮之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扬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放，不下三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雇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弊病多端。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莫能禁止。其所盗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而已，安能如数征之？是以里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受其害。’窃照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蒙听从盐商自行赁买基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到场，籍定资次，贮置仓内，以俟通放。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可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
既申中书户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议拟，文移往复，纷纭不决。久之，户部乃定议，令运司于已收在官客商带纳挑河钱内，拨钞一万锭，起盖仓房，仍从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与运司偕往，相视空地，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两浙之盐：至元五年，两浙运司申中书省云：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未有定额。至十五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课额愈重，煎办愈难，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前时听从客商就场支给，设立检校所，称检出场盐袋。又因支查停积，延祐七年，比两淮之例，改法立仓，纲官押船到场，运盐赴仓收贮，客旅就仓支盐。始则为便，经今二十余年，纲场仓官任非其人，惟务掊克。况淮、浙风土不同，两淮跨涉四省，课额虽大，地广民多，食之者众，可以办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盐法隳坏，亭民消废，其弊有五：
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各设令、丞、管勾、典史，管领灶户火丁。用工之时，正当炎暑之月，昼夜不休。才值阴雨，束手彷徨。贫穷小户，余无生理，衣食所资，全籍工本，稍存抵业之家，十无一二。有司不体其劳，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即今未蒙签补，所据抛下额盐，唯勒见户包煎而已。若不早为签补，优加存恤，将来必致损见户而亏大课。此弊之一也。
又如所设三十五纲监运纲司，专掌召募船户，照依随场日煎月办课额，官给水脚钱，就场支装所煎盐袋，每引元额四百斤，又加折耗等盐十斤，装为二袋，纲官押运前赴所拨之仓而交纳焉。客人到仓支盐，如自二月至于十月河冻之时，以运足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在仓日久，又复消折。袋法不均，诚非细故。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既免纲运俸给水脚之费，又盐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而计之，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虽卖尽其数，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验户口请买。又值荒歉连年，流亡者众，兼以濒江并海，私盐公行，军民官失于防御，所以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凡九十余万引，无从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凭遵守，赏罚既明，私盐减少，户口食盐，不致废弛。此弊之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