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泾川县大岭上发现的早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说明远在20万年前，陇东就有古人类生存。
历史上的洪水时期，人类被淹没，传说世上只留下葫芦娃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他们兄妹成婚，开始繁衍众生。伏羲、女娲就降生在静宁的成纪古地，伏羲“始画八卦”，“教民渔佃”；女娲“制俪皮嫁娶之礼”，从此，开始了人类遮体穿衣的时代，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约距今有1万年左右的时间。
国内考古资料表明，找不到远古人类在早、中期的旧石器时代掌握、使用原始缝纫技术的任何物证。那时，先民们根本不知道“衣服”为何物。代表原始缝纫技术的骨针的出现，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时间在公元前4万年——公元前2万年。宁夏水洞沟曾发现过钻孔的装饰品，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北地区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磨制骨针、并穿上兽筋或兽皮做的线，把兽皮缀缝成“衣服”。这就是甘肃最早出现的“衣服”。
据有关资料记载，华亭县大麻种植的历史十分悠久，大约有3000年的时间。大麻、即苎麻。《诗经》说，“东门之池，可以沤苎。”反映了商周时代人们种麻、沤麻，搓绳织麻片的简单造“布”的生产过程。考古学家称它为“夏布”。用粗麻织成的夏布，透汗性能好，结实耐磨，深受陇上先民们的喜爱。他们用夏布缝成单衣，春夏秋令穿用，冬天，装上细软绵草，抵御严寒。后来，人们用各种草、土色为染料，染色上彩，成为当时最漂亮的、最时兴的“花布”，或剪制成头饰，颈饰、腰饰，花花绿绿，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文明”，这便是人类早期的“服饰文明”。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夏布”也应用到生产中去，如缝盛粮食的口袋，做造瓦、制陶器的“胚布”（俗称瓦布）。
甘肃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嫘祖，教民养蚕，由最先的食蚕蛹到发明抽丝织丝。根据赵逵夫先生考证，传说中的织女是以织出名的秦人远祖女修而来。而礼县大堡子山的考古发现则证明，秦人发祥于甘肃天水西南的汉水上游之地。这些都说明了甘肃与中国服饰文化的关系。丝绸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纺织品，很早就普遍用于人民生活当中，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服饰的发展。商周时期，服饰款式就已丰富多样，缝纫技术和缝纫工具大大提高和改进。服饰的种类如冠、帽、衣、鞋、履、袜等都已完全具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鲜卑人封建化和鲜卑人同汉人融合的最后浪潮。随着各民族的大融合、大交流、大发展，服饰文化也得到了大融合，大交流，大发展。少数民族的奇服异装亦“封建”化、汉化；汉族传统的服饰亦被异化、改进。各个民族把自己民族经历过检验、实践、证明既合于生活需要、又有其民族特色的衣着，加以改进并保留了下来，到唐宋间，又经过人们的继承和改造，大大丰富了甘肃古代服饰的内容。从宋以后，服饰开始向鲜艳、华丽型发展。特别是官吏商贾之家，衣饰侈靡、绣花刺云、挂金镶玉，大显尊贵。
清代，统治阶级推行一套“易服”的强硬政策，甘肃服饰有了一个新的境界。长袍短褂的衣着保持很长一段历史。到了民国初年，还保持着清代遗风。这时，西装革履在文明家庭和知识分子中始穿戴起来。民间则以土布毡衣遮体取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时兴男对襟女斜襟上衣，大裆裤的穿着，男头顶小帽（八牙或四牙），女缠包头或顶头巾，干部穿青蓝色中山装制服，戴“敬礼”帽（熨斗帽）。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土布逐渐淘汰，机织的棉布和纤维布为群众穿着的主要质料，样式也丰富起来。大裆裤随之消失，毡袄成了稀奇衣物，军便服、中山服、“熨斗帽”成了干部群众共同穿戴的衣物。冬天取暖外衣时兴“卡衣”和“大氅”。七十年代干部兴穿“呢子”中山服，领上缝一条毛线或纤维线织的外领，以防头油垢污，干部特点十分明显。
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人民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农村城镇群众的衣着无论款式或质料及色彩，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男女要求四季各有不同的服装，且衣料讲究高档，以细腻、柔软、挺括、耐用，不打折、不拔丝、颜色鲜艳明快为美。款式要求大方、美观、新颖、猎奇。更喜欢镶、嵌、绣、滚边工艺的衣服。变化快、流行期短，成为这一时期衣着的特点。
肚兜和满腰转里的情结
肚兜，古称兜肚，是中国传统服饰中护胸腹的贴身内衣，上面用布带系在脖颈上，下面两边有带子系于腰间。肚兜的名称，历代皆有不同。除了肚兜，又有抹胸、抹肚、抹腹、裹肚、兜兜、兜子、诃子、衵服等别名的叫法。
关于肚兜，其来源可追溯到天地混沌初开之时。女娲和伏羲兄妹二人在漫天洪水以后通婚，生儿育女，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服饰—肚兜，目的是用来遮掩人体之羞。它的起源最由可追溯至公元前818年，《左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姖，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这里所说的衵服就是近身衣，就是后来的肚兜。先秦称“膺”，汉谓之“抱腹”，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也有传说肚兜是杨贵妃为遮掩她和安禄山私通的痕迹而发明的。民间流传肚兜起于汉时，独身女子因怕被粗鲁汉子欺负，所以用布缠胸，再以带子系至背后，称之为“缚胸”。
明代之后，妇女已普遍有使用肚兜的习惯，当时叫“兜子”，俗称抹胸。清代的抹胸有两种款式，一种是短小贴身的，缚于胸腹之间，俗称“肚兜”。另一种是束于腰腹之间的，称为“抹胸肚”。《清稗类钞》记载：“抹胸，胸间小衣也，一名抹腹，又名抹肚；以方尺之布为之，紧束前胸，以防风寒内侵者，俗称兜肚。男女皆有之”。
肚兜以一个人的腰身宽窄量裁缝制。基本的制作方法是先选定兜方布料，2尺5寸左右，里子为白布，红蓝布为兜面子，拓在纸样上剪下肚兜件，再剪以猫、虎形象的掏眼（掏口），精心制作在肚兜上，再用扣线绣制上云子，花卉纹样等，然后缝上脖、腰带佩戴。前片上用青、蓝或红布缝做腰兜以装钱盛物。腰兜做工十分细致，图案很有讲究，以绣花刺云者为精品。肚兜的艺术以刺绣为主，也有贴补花纹的。肚兜形状像背心的前襟，其造型各地有所不同，基本风格近似一个展开的折扇形（或近似菱形）。其做法是，先决定兜围、斜襟、腰角、口袋的尺寸，以墨笔将设计图样直接绘在布上。裁成的菱形布片长宽约30厘米，下端成圆弧形，将颈围的锐角剪去，再于两个尖端装上一对花扣，以便钩穿金银链条，或固定布带子，用以系在颈子上。左右两角则用细布带固定，并系于腰间。肚兜包围着胸部和腹部，具有保温护腑的功能。成年人肚兜贴身不外露，小孩在热天露在外面显得天真烂漫。
由于它包括缝、绣、剪裁、造型及色彩构成等，所以肚兜属于民间妇女手工艺术中的综合艺术。
肚兜的面上通常有图案，有印花、有绣花。印花流行的多是蓝印花布，图案多为“莲（连）生贵子”“麒麟送子”“凤穿牡丹”“连年有余”等吉祥图案。绣花肚兜较为常见，刺绣的主题纹样多是中国民间传说或一些民俗讲究，如“刘海戏金蟾”、“喜鹊登梅”、“鸳鸯戏水”，莲花以及其他花卉草虫，大多是趋吉避凶、吉祥幸福的主题。旧时，农村儿童穿戴花肚兜十分时兴，尤其制作、穿戴别致的“五毒肚兜”更是广泛。“五毒肚兜”指肚兜上的纹饰以青蛙、蛇、蝎子、蜈蚣、蜘蛛（或蛇、壁虎等）五种民间认为有毒的动物形象为主，花草为辅的儿童肚兜。一般选用红、黑、白色土布或机织平布为底色，制作者根据自己对五种动物的感受，概括出它们的形象特征及各自的色彩基调，配上其他颜色和花草纹样绣制出来。肚兜上的五毒基本布局是形体最大的青蛙居中，四周绣上大小各异的动物形象，呈放射状，构图饱满，既均衡又有变化。“五毒肚兜”的刺绣手法除常见的平绣外，制作者在表现手法和形式上大胆探索，吸取我国宗教浮雕的表现手法，把平绣和扎绣（绑绣）相结合，创造了浮雕与半浮雕的刺绣手法，增强了神秘意味和立体空间的美感。端午节小儿穿戴“五毒肚兜”的习俗，寄托了甘肃民众希求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
小孩肚兜的外面用料多为红布，成人多为黑布，里子多用白布。由于肚兜是妇女每天穿着的内衣，时常需要换洗，除了考虑材质、款式的舒适性，同时必须做得牢固，在织绣工艺上，更需要耐搓耐洗，以防止脱落。肚兜的布料以丝品居多，正、背面的布料颜色大多一致，颜色有白、红、粉红、蓝、浅蓝、浅绿、浅黄、黑等。肚兜的材质、用色与穿者的年龄、身份地位、经济能力和地方习俗文化也有着紧密的关联。如喜事多用红色，老人崇尚朴素，故多采用黑色。年轻人或中年妇女挑选各种不同颜色。平民的肚兜面料以白、蓝为基调，绣花简雅素净；富裕者材料多采用贵重的绸缎绢丝，其上更是盘金镶银、描龙绣凤，纹样显得斑斓饱满，华丽无比。
在甘肃广大地区，特别是陇东一带，肚兜往往伴随着人生礼仪。妇女有喜后，母亲和婆家要为快出世的娃娃缝制肚兜。端午节时，舅舅要给小外甥送肚兜儿。未过门的媳妇也会给未来的丈夫做肚兜。壮年人到了“过门坎”的年岁，也会换上新裹肚儿图个平安；老年人到了“过门坎”的忌年，闺女要为老人做裹肚儿，祷求长寿。
缠腰子，双层或多层，于腰际间隔做成可装钱物的几个衩衩，亦称口袋，即兜。外出做工的人多着裹肚子，不仅护腰暖身，方便携带钱物，裹肚子又多为男女寄情之物。
裹肚子，也称满腰转，还有叫围肚子、围腰子的，即用多层布制作的贴身围在腰间的宽带子，或以两端相应的纽扣或以两端联结的线绳系紧，为男性专用品。根据需要和布料，可设置4至6个腰兜，便于藏带钱物。腰兜多以精工绣以鸳鸯戏水或牡丹示富，或云字连接，皆有特定寓意。
祈盼平安的娃娃夹夹
孩子穿的夹夹，精巧玲珑，式样复杂，做工精巧。“五毒夹”和“八卦夹”两种民俗特色都很浓郁。“五毒夹”在背褡后身正中，绣上较大型的蟾蜍，周围对称绣上“五毒”小动物（蜈蚣、蝎子、蛇、壁虎），整个后背襟套以其他斗贴图案或花样。具体做法是：用长1尺，宽8寸的红土布，正中画剪一小碗口大的蟾蜍图样，用草绿线，以平绣的手法将其背、额、四体全面绣扎，后用深绿色和赭石色彩线，在它的背部挑绣出凸峰，距离必须疏密相称；用白线锁扎其四爪、牙齿，用红线锁扎其口唇、眼睛。另外4个小毒虫适当地摆布在蟾蜍的四周，按照上述绣制方法表现出各自的色相、特征：蜈蚣呈黑色，蝎子呈赭石色，蛇呈黄褐色，壁虎呈白色。最后用圆金线或黑白线，将“五毒虫”的关节、项颈锁扎，显现出躯体、眼、耳、口唇，四肢分明，形态逼真。
关于孩子穿“五毒夹夹”，民间说法是：五毒是伤害人体的害虫，穿此物可以毒攻毒，庇佑孩子平安无事。
“八卦夹夹”：沿用《周易》中八种图形，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自然现象，以及象征四季、方位、人伦和人身各部。制作者用各色布条，在金黄色或大红色布块上，斗绣相似“八卦”形状的八个方块图样。在背襟的正中，绣以象征阴阳天地的“阳极阴极”。虎头、猫头的较大图案要显示眉目，构形、色彩分明逼真，四周相称的斗贴成“八卦”图样，各个间隙套绣一些陪衬性的花布或其他图案。
孩子穿此“八卦夹夹”，寓意“人身虽小，暗合天地”，在成长中风雨无阻，百病不生，驱恶镇邪，终生平安吉祥，可保鹤寿长龄，永享福禄。
另外，在甘肃农村，还常见用各种布块布条拼缝的夹夹，以用裁剪衣料剩余的各色零碎废杂的布块，精巧的拼缝成正方形、菱形、平行四边形、圆形（俗称“贯千”）等图案，作夹夹背襟面子（前襟亦有全用拼缝的布料做面子的）。孩子着此五颜六色的夹夹，显得光怪离奇，华丽新鲜，很逗人喜爱。
鞋子里的民俗
远古，人们用兽皮包脚，结束了赤足的历史，出现了鞋的雏形。“鞋”原字“鞵”，为啥把革、奚合在一起称鞋？传说，古时北方有民族称“奚族”，狩猎为生，系东胡派生族种（后被匈奴所灭），最初的鞋就是这个民族用革发明的，故称“鞵”。另一传说，古时有一奴隶被处死刑，处决前，他在囚牢用自己裹脚的皮作成鞋，鞋虽然被发明了，而这个奴隶却未能因功释罪。后人为了纪念这个奴隶，就把鞋称作“鞵”。
旧时，陇上鞋的种类较多，有布鞋、麻鞋、草鞋、毡鞋、木底鞋、凉鞋、皮鞋等，均为平底。因妇女缠足，小脚女人为特制单鞋。布鞋又分为单布鞋和棉布鞋两类。多用棉布自制而成。单鞋有“圆口鞋”，也有方口鞋、偏扣鞋；棉鞋较单鞋深，内填有棉花或羊毛，精制的有“毡窝窝”。女子多穿绣花鞋，圆口，方口，偏扣都有。凉鞋，用麻绳纳底，棉线编帮，孔隙疏密相间，其特点是凉爽轻便。麻鞋，用麻绳编织成底，麻绳编帮，疏度较凉鞋大。草鞋用马莲、蓑衣草、芨芨草编制而成，笨重而又不够平整，穿时衬以莜麦衣（皮），是贫苦农民的“基本鞋”。旧时，贫困人多穿的自制的生牛皮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布鞋多用条绒制成，那时，还通行解放鞋、胶鞋、雨鞋、八眼鞋、皮鞋、塑料底布鞋等商品鞋。老年人喜欢穿平底鞋，中青年人则爱穿有跟鞋。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运动鞋、登山鞋、旅游鞋、各式皮鞋普及，式样繁多。低跟、中跟、高跟、尖跟、长靿、中靿、短靿都有，和全国趋于一致。传统上，妇女做鞋（袜）底颇为讲究，鞋底全用白布粘垫，毛边全在外，俗名“千层底”。在鞋（袜）底纳上“方胜”，表示心心相印，永不分离；九个针脚斜方连成三行，寓九九（久久）同心。鞋垫上多绣有“莲生并蒂”“鱼跃龙门”“鸳鸯戏水”“松柏常青”或直接绣以“千里平安”、“前程万里”等字样，表示期盼与祝福。儿童穿的虎头鞋、猫头鞋、兔头鞋、亦多有不同寓意。
鞋在民俗中也是有讲究的，如新婚拜堂时新郎新娘都要脱去旧鞋换新鞋；生了儿子，作虎头鞋，以示虎威；出门，要换新鞋；老人去世，穿生前做的“寿鞋”；给病人送病，也有用鞋作送病工具；有用鞋算卦的，一双鞋从空中掉下，以鞋底口分阴阳等等。
虎头鞋里的美好寄托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社会的未来。陇上人家在衣着穿用上，为自己的孩子们创造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动物王国。孩子们头上戴虎帽、猪帽、鸡帽、猫帽、兔帽；项颈上套百兽锁、蛇项圈；脚上穿虎鞋、猪鞋；身上穿花肚兜，套五毒夹夹；枕虎枕、猫枕。在孩子的身上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母爱，而且充分展现了夏华丰富多彩的人生民俗文化。
作虎头鞋，先在鞋面上贴绣上虎形象的鞋帮，然后绱在鞋底上，鞋底两边，突出四条小腿爪，并在后跟上面做一条向外弯曲的小尾巴，既有象征、装饰作用，又可提鞋用。
虎头鞋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制作的童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故称虎头鞋。它既有实用价值，也有观赏价值，同时它又是一种吉祥物，人们赋予它驱鬼辟邪的功能。
虎头鞋做工复杂，仅虎头上就需用刺绣、扎花、打结等多种针法。鞋面的颜色以红、黄为主，虎嘴、眉毛、鼻、眼等处常采用粗线条勾勒，夸张地表现虎的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