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刘光阳在御府秘阁中精研历代书家墨迹，鉴赏能力很强，因此，《翰香馆法帖》中汇辑的都是历代著名书法家的精品。其中计有钟繇的《季直》、《奏捷》两表，王羲之的《曹娥碑》，临钟繇的《乐毅论》，黄庭坚的《东方朔传》，王子敬的《洛神赋》，虞世南的《破邪论》，欧阳询的《多心经》，文征明的《岳阳楼记》、前后《赤壁赋》、《游西湖》三首以及王珣拟魏钟繇的帖等14种。写作正楷、行书的有钟繇的《丙舍帖》，王羲之行草书三十五六通，王献之、王珣、王洽、郗鉴、王徽之、唐太宗、虞世南、褚遂良、智永、苏轼、蔡襄、赵孟□、鲜于枢等15家的墨迹。末尾附有昆明虞世璎《寄苑十刻》和《草诀歌》二卷。这是因为刘氏和虞氏两个人同在朝廷供职，二人志同道合，都精于书法，擅长镌刻，私人交谊甚深，所以把虞世璎的墨迹也编入帖的末尾。《寄苑十刻》，系选摹自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文征明等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然后勾勒镌刻，定名为《寄苑十刻》。《草书百韵歌》是虞世璎书写的，由刘光阳刀笔镌刻上石。所以虞世璎在跋中说“辱国手，滋僭翰，见而亟愧”，确是肺腑之言。因为从书法艺术而论，据书家评论，虞世璎的书法不能算是上品，只够中等水平，但是由于刘、虞二人是莫逆之交，因此也就把挚友的手迹收编入法帖之中了。
作者在《翰香馆法帖》的每一卷的末尾，都刻有“宛陵刘氏翰香馆摹勒上石”字样。说明刘光阳把镌刻这部法帖看得很珍重的。据考，“宛陵”是安徽省宣城县的古地名，宣城德胜旧属宁国府管辖，所以刘氏提书“宛陵”二字，是有其渊源的。
从《翰香馆法帖》中提到镌刻“上石”二字考察，这一部法帖初刻为石质。但是现今存世之物却系木刻，很可疑为原刻翻版，需要进一步考证。可是从现存刻版考察，作者是采用了治印十三刀法的双切和救刀两种技法，这种奇世绝伦的刻法，绝非一般行刀者所能胜任的。全部气韵生动，毫无败笔，确是雕龙妙手运斧成章之作！
众所周知，我国的书法是“线”的艺术，是以毛笔写成的方块字，这是我国古代先贤们创作的一种形象艺术。它既能表达作者的气质和内心世界的意蕴，又可以形成作者各自独特的风格，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以书为教，始于西周；以书取士，始于汉代；置书学博士，始于晋代；专立书学，则是从唐代开始的。唐初考取人才的条件有四，即身、言、书、判。“身是体貌丰伟，言是言词辩证，书是楷法遒美，判是文理优长。”（《新唐书·选举志》）这也就是说，唐朝铨选官吏的标准，书法占有很大的比重。知识分子如果想走仕宦之路，书法必须端正大方，笔力雄健，苍劲秀丽。唐朝接六朝的步武，书法艺术发展到极盛。唐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中晚期的颜（真卿）、柳（公权）等，他们的文章奇妙古今，忠义日月可鉴，而书法的严正气质，溢于砚墨，妇孺皆知，后世学而不厌。诗仙李白虽然不曾以书法名于世，但是偶然泼墨，遒劲飘逸，堪称绝笔。宋代的苏轼笔挟风霜，天真烂漫；米芾的笔力沉着飞翥，骨肉得中，他们两人都横绝一时，凌越千古。黄庭坚的笔力清劲雅脱，古澹超群；蔡襄的笔力潇洒俊美，超然遗俗；元代的赵孟□以书法见长，轻灵苗婉，自成一家；鲜于枢醉中狂草，体近龟蛇；明代的文征明，正楷严密，行草烂漫；董其昌以遒劲秀美，独步书坛。刘光阳费尽心思，精选摹勒历代书法大家的一二杰作，编辑出版这一部法帖，不仅为我国法帖丛林中增添了一枝新秀，而且也为后代学书者综观我国书法艺术的变迁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意义是深远的。
这一部法帖系木刻，共计36块木刻板，因为反正两面都刻有文字，总共72面。刻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传世不算长，但是最初的拓本非常罕见。初刻时因木质完整无裂迹，从初拓本观察，未发现加固的隐钉，现存木版的一部分版面都有加固的铆钉痕迹。上世纪50年代原山西晋祠古迹保养所（晋祠博物馆）从北京征购回半部《翰香馆法帖》拓本，遂将新旧两个拓本逐页逐字加以对照，发现原拓本并无钉纹痕迹，刀锋遒劲无损，墨迹的肥瘦也不一样。这就表明后辈在拓印时不注意保护木板，致使这一部珍贵的文物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关于这一部法帖从未见到文字记载，只是在文物普查中，偶然得知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南大街张联陛老人熟知这一部法帖流传的情况，当时张老先生年逾八旬，耳目清晰，高雅健谈，头脑也很清醒。他说：“前清嘉庆（1820—1850年）年间，曾祖父张重之从同里王家高价买回这一部法帖，原计划翻刻上石，可是曾祖父没有来得及办完这件事就作古了。以后，父辈家人也没有人再办这件事。”他又告诉我们：“王家有一个举人，叫什么记不得了，在晋北一个县里教书，这座学校的校舍设在县城的文庙里。当时已是清朝道光年间（1796—1820年），他发现文庙的藏经楼上放着这部法帖的木刻版，尘埃埋覆，无人过问，刻工和内容都很珍贵，以后他便把这部法帖运回自己的家，从未公诸于世。因此这一部法帖近百年墨拓很少。”张联陛老先生很感叹地说：“我们家业不振，兄弟分家把这部法帖的木刻版各分一半，因家用拮据，有时也把这部帖的木刻版典当几块以济家人生活所需。‘七七事变’以前太原有个书馆托人联系要制铜版，我家没有同意，后来又派人联系想精选几块多拓几本，也没有答应他们。”张联陛老先生说：“据我所知，我这一生只见拓过两回：一回是亡儿张侯仁在民国初年和学界同仁摹拓过几十份；一回是日伪时期汉奸王骧派遣武装人员来我家横行霸道，把这部法帖的木版强运回太原，拓印过多次。抗战胜利后，我到省城四处寻觅，最后还是在王骧家屋架的乳栿上发现了这部法帖，在那上面吊着，我们把它取下来，这才珠还合浦，物归原主。”张联陛老先生深思片刻后又说：“记得在1920年我的亲戚崔雪田、崔向岚和乔梓等出资把典当的一部分木刻版赎回来，从此四离五散多年，才得以珠联璧合，并责成我妥善保管。”
建国后的1952年冬，张联陛老先生在我们党的文物政策的感召下，愿把这一部法帖的木刻版全部捐献给原山西晋祠古迹保养所（今晋祠博物馆）珍藏。因此人民政府给了他很优厚的奖金，并赠给他砚台一盒，同时嘱其子张伟仁拓了数份，以示留念。从此，这一部珍贵的法帖，经过漫长的艰苦岁月才归国家所有。
目前，这一部法帖仍由晋祠博物馆收藏。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托北京荣宝斋拓印并装裱成册，作为馈赠礼品。近几年晋祠博物馆又拓多份，但因保管不善，版有微损，为能翻刻上石以传后世，更需要慎重拓印，精心保管。
3、宋版书珍宝金刻人争藏
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是我们民族勤劳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结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发明创造和应用，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传播、保存，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雕版印刷业发展到金代形成了四大基地，这就是中都（北京）、南京（开封）、河北省的宁晋县和我们山西省的平水（平阳府）。
平水是山西平阳府的古称，它属于河东南路，包括现今山西省临汾地区及运城地区的一部分县区。早在活字印刷技术尚未发明以前的唐末五代，山西的图书出版业就起步，在平阳的白度纸、稷山的竹纸和太原府的制墨业的带动下，得到了发展。因此，也就逐渐地发展成为我国雕版印刷业的四大中心之一。
关于我国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的时间，说法有二：一是说首创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九年（636年），根据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未见其有这方面的记载。可是有唐太宗李世民诏令其重臣冯承素执笔抄录《晋祠之铭并序》碑文二百份分赐其亲王功臣和朝鲜朝贡的使臣的记载。并且从书法艺术的发展情况来看，除了唐初著名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四大书法家外，那些专以抄书为其职业的书手和经生们的书法艺术都是超凡脱俗具有很深功底的。假如贞观年间（627—649年）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发明并已实施应用的话，又何必费时费工而抄写？另一说法是唐末五代发明应用的，“书有刻版，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882—885年）已有之……是为书有刻版之始。”（叶德辉著《书林清话》卷一中）又如“古人读书尽属手抄。至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字学文书，而又不及经传。经集之刻始于后唐。自后考之，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诏用石经本，雇工雕印，广布天下。宰臣冯道奏曰：‘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虽然，由于资料等的奇缺，关于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是平水的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图书出版业的开展，无疑与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科举制的实施，六学的兴建及对佛教、道教两种宗教实行并重的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山西的雕版印刷业并不发达，从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中记载只汾阳博济堂从事这一行业。辽代晋北地区的刻书业也未出现。可是1974年7月28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协同雁北地区文物保管所的专业人员，在检查应县佛宫寺木塔内泥塑佛像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刻经、写经、佛画等珍贵文物。其中辽代刻经47件，雕印最早的是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刻印的《上生经疏科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中阿含经第三十六》、《妙法莲花经卷第七》，其装饰主要是卷子装，也间有蝴蝶装。这些珍贵的经卷主要是从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到辽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历经83年的时间刻成的。另外还发现了四字一句的对偶押韵、易读易记的唐·李翰撰的《蒙术》三卷。到了宋代，由于政治气氛松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理学的形成，不仅科学技术得到了发展，文化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产生了李诫所撰的《营造法式》与《淳化阁法帖》雕印的问世等。这一阶段的“刻书，多欧、柳、颜体字”，同时“刻本书有标点，始于宋叶”，这样，就比欧洲的雕版印刷技术提前了八九百年。
不仅如此，宋代京城及其境内的许多大城市，书肆和书棚林立，文士学者畅游书肆，风行一时。北宋的都城（汴梁，即今之河南开封市）及其各路州军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兴起了书肆、书棚，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金太祖皇统三年），我国的雕版印刷业在远至南疆边陲的海南岛的琼州也兴起。可见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商品经济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向攻占了北宋都城（汴梁），并掳掠徽、钦二帝及其皇室的嫔妃北上。但在黄河以北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乱下，河东却处于偏安局面，久居京城的居民豪族和出版商、雕版技工以及商贾等纷纷逃往河东避难。这样，大批出版商和雕版刻印的技工为了生存也不得不重操旧业。所以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金元“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由此可知，当时的河东地区处于偏安局面。社会相对稳定，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出版业也得到了发展。除了上述原因外，河东地区长久以来就是宗教传播活动的地区，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的讲经传道，都需刻印大批经卷、图册进行传播。这样，在刻印技术上的相互攀比，商业经营上的彼此竞争，不仅提高了平水雕版印刷的技术和产品质量，同时降低了书价，活跃了市场经济，书商们也得到了较多的利润；另外，由于河东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造纸、造墨业久已兴盛，稷山产的枣木和梨木，质细而柔软，易于雕刻，就地取材，物美价廉，这样也给平水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由于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实施，不仅豪门贵族士子钻研儒家经典，就是一般的商家子弟也热衷于苦读钻研儒家经典，藉以踏上仕途之路，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购书读书之风盛行，也就推动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原因，金代平水的印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平水雕版印刷的图书世称平水版。书写工整，雕刻精致，图书中的插图也很精美，譬如《赵城金藏》中的菩萨、罗汉插图，眉目清秀，逸趣传神，年画中的《四美图》中的人物，身材窈窕，容貌倾国，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平水出版的图书典籍，不但有佛教、道教所需要的宗教性图书典籍，同时还刻印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譬如经史子集类，诸子的诗词、文集，类型书和古文字学、音韵考释等类的图书。此外，根据社会各界人士的需求，也出版了一些关于风水（宇宙螺旋气场养生学）、地理与含有迷信色彩的图书和图录等。时人称赞平水版本的图书和图录，字迹工整精细、纸质白净柔润、墨色浓香诱人，为出版业中的上品，博得各地书商的赞誉，十分畅销。当时的平阳可以说是“家置书楼，人蓄书库”。这种繁荣景况辐射到了洪洞、永济和闻喜等地。著名的企业家有曹氏的进德斋、张氏的晦明轩、高氏的宵贤堂、司氏的颐真堂等，都在出版界久负盛誉。金代著名的平水刻书商李子文，研读了他的乡亲王鹏寿所著《增广类林》一书，感到很有价值，立即出资刻印销售；平水王氏经营的中和轩书坊，刻印销售《道德宝章》；平水的姬氏经营出版了书中有图谱和说明词的《四美图》版画，此书的内容是版面上绘画汉代的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晋代的绿珠，这是一部精美的年画，销行各地。由于平阳府刻书业的发展，不仅繁荣了经济，而且提高了平阳府在全国的地位。譬如金朝政府于金太祖保大三年（1123年）将平阳府提升到上府，继又于金太祖完颜晟天会八年（1130年）设置了经籍所，这是国家专设的图书典籍管理机构。当时平阳的雕版书坊，鳞次栉比，到处林立，在这一文化气氛中的平阳府，成为金代雕版印刷业的四大基地中盛开的一枝鲜艳之花，也就毫无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