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高兴继续说道：“我是已经放下书包，离开学校，但仍抱有美好的梦想，还是认为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仍然企图自学成才，坚持白天做工，晚上到夜中学读书。希望有早一日实现梦想，能够过上美好日的子。但是在解放前，那样的社会，我的梦想能够实现吗？出路到底在哪里？”
张大鹏就说道：“我们这些人的情况当时基本差不多，不论是学生、工人、农民，一句话，普通的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政权已经绝望，希望上海早日解放，共产党打进上海，我们老百姓才会有活路！”
执行司令赵大钧看了看手表，说道：“第七个小题目‘人生道路如何走’就讲到这里。下一个小题目‘申城天亮之前’，由陈华龙同志主讲。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休息十分钟我们放松下筋骨，然后继续往下讲故事，大家做好发言准备。”
大家在休息时，三三两两地议论开了，讲到在六十几年前，人人盼望上海解放的急切心情。可是国民党反动派限止老百姓的言论自由，连在等电车时，说“八路怎么还不来”，让在旁边的国民党特务听到了，就把这个等电车的人给抓走了。其实正说明国民党已经是非常虚弱，真是草木皆兵！
休息时间一到，大家又坐了下来，继续开始讲起了故事。
陈华龙理了下思路，然后说开了：“回想在1948年到1049年的春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军事上连连吃败仗，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经济上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其失败、灭亡的命运，它就想尽一切办法，在货币上大做文章，一次又一次地搞币制改革，旧法币换新法币，新法币换金圆券，还有什么银圆券，加上过去的关金券等等，确实每搞一次币值改革，就是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去支撑它打内战经济上的需要，让四大家属乘机大发横财。美国佬就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蒋介石反动派变本加厉地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真是倒行逆施。可是广大人民还是盼望能够早日解放。上海的人民在等待天亮。共产党的地下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在进行黎明前的战斗！”
赵大钧就说道：“1948年国民党发行什么金圆券的事情，我现在记忆犹豫新。那时奸商囤积寄居，社会上物价飞涨，刚发行不久的新法币，没有多少时间已经贬值得又不值钱了，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叫苦连天！蒋介石又动了个歪脑筋，一方面又进行币制改革，发行什么金圆券，同时叫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坐镇上海搞物资限价，主要是对粮、油、煤炭、棉布，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须品的限价。大米限价二十元金圆券一石，说绝对不许涨价。同时组织了‘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当时叫‘打老虎队’，四出搜查，逼着米店老板按照限价，让老百姓排长队买大米，谁要不服从，大的当‘老虎’打，小的当‘苍蝇’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表面看来国民党是十分关心，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
张大鹏就插上话，说道：“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记得仍然十分清楚，这些中小米店的老板，没有什么背景，在这些服务队和警察的逼迫下，不得不把店里的粮食按照限价卖给老百姓。可是这些米店里的大米只几天功夫，全部卖光，再到粮食市场去进粮食，限价米已经没有了。这些米店就只好挂出牌子，本店大米已经售完。这就苦了穷苦老百姓，因为排队买限价大米是有规定，一个人按照户口一次限购几斤。限价开始后的前几次，我去排队买米都买到的。没有几天米店就挂了‘免战牌’。我只得手提空米口袋回家。家里没有粮食烧饭怎么办？只好到黑市上去买粮食，但是黑市上的大米已经不是二十元一石，而是三倍五倍，八倍十倍的涨了上去。二十元的米价成了二百元。接下去这米价是扶摇直上，像脱了疆的野马狂奔了起来，二千、二万------”
郑高兴接着也说道：“这个事情我也想说几句，当时那些中小米店老板倒了大霉，把自己米店里原来的存货，没有多少时间全部卖光，可是再也不能按照二十元一石进货，米价已经疯涨了好几倍，原有的本钱就这样亏得一塌糊涂，有的是倾家荡产。”
“那么当时为什么米价限不住，反而会疯涨的呢，市米场上没有粮食了？上海没有外来的粮食补充了吗？”焦福妹不解地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郑高兴继续说道：“上海的粮食历来主要是依靠外来的粮食，据了解那时外来的粮食一直在不断地进入上海，但是都被一些有背景的大公司收购去了，囤积在大仓库里，不进入市场。这样一来市场上当然就没有平价的粮食啦。”
“‘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不去检查这些大仓库，打这些‘老虎’吗？”焦福妹又问道。
“我家一个邻居的儿子，报名参加了这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他们后来是去检查了这些大公司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一包包的大米，可是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到市场上当限价米处理买给老百姓。因为他们的背景实在太硬，是蒋家皇朝里的自己人。蒋经国这个打虎‘英雄’，只得望而却步，怏怏地离开了上海。‘限价’、‘打虎’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从金圆券发行，限价同时开始，只七十天时间，金圆券飞速贬值，物价继续飞涨，大张旗鼓的限价闹剧跟着告吹，留给上海百姓的，是一个饭后茶余的笑柄而已。”
杨舜尧接着就说道：“这些情况我当时也了解不少，当时上海人在街头巷尾闲谈的就是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题。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希望和信心，上海是越早解放越好，地下党的活动和斗争确实是在如火如荼展开着。”
郑高兴又说道：“是这样，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叫陈震海，他的父亲叫陈巳生，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有名的金笔厂的总经理，实际是共产党地下党的一名老党员。陈震海1947年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大夏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反蒋爱国学生运动，担任示威游行大队长，被校方开除，处境危险。党组织便安排他到‘净业孤儿院’，也叫‘少年村’当教师，教英语，同时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直到上海解放，组织上调他去给时任徐汇区团委书记的******同志当秘书，才离开‘少年村’，他当时在‘少年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