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秀就说道：“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喜剧片，说的是一位户籍警叫马天民的，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故事。他的日常工作看来虽是一些既平凡普通的小事，为居民登记户口、调解邻里纠纷，替百姓寻亲觅友、可这是反映新的警民鱼水关系的浓浓深情。那时，我居住在虹桥路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我们那个小区的户籍警小张，经常走家串户，了解、体察民情。居民有什么困难他热情地帮助解决，邻居间一旦有什么纠纷，耐心地进行调解，真是一心一意地为居民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
执行司令顾飞翔说道:“第四十二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下面就接下去讲第四十三个小故事，小题目是‘工农兵学文化’，请郑高兴同志主讲。
高兴就说道：“我先说上几句，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有世界四大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我国的方块文字就有四万多个，而且是传承了几千年。有孔子、老子、墨子，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数不胜数。可是到了我国解放前后，一般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实在低下。我们这些人参加部队时的文化程度高中生不多，大部分是初中生，有的还是小学文化，当然没有文盲。可是我们到了部队成为了宝贝，十七八岁的小青年都被称为老师、教员，我们还觉得不大好意思。”
大家都说有同样的感受。
家兴继续说道：“一开始我是在军部的电话连当一名电话兵，那里人员的文化还稍微高一些。可后来我下到步兵营，那里人员的文化水平就不一样了，有个小学程度算是不错了，大部分是识字不多，连个家信自己都写不起来，都只能算是个文盲而已。营长、教导员大概有个中学文化。我在营部通讯班，给营姓张的参谋长当通讯员，他喜欢得不得了，像是得到了宝贝一样，平时叫我小郑，后门往往会加上老师两字。他打仗非常勇敢，沉着机智，是个战斗英雄，可参加革命前是给地主扛活的长工，确实是目不识丁。到部队后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文化，他认识的几百个字，拿他自己语来说，是在马背上的学校里学到的。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的笔记，上面是圈圈划划，有许多符号代替，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行军路途上我走不动了，他就帮我背背包。我说哪有首长替战士背背包的道理。他会说你平时多教我多认识几个字，不就一切都有了吗。”
王侠仁接着说道：“高兴说的没有错，我们这些人部队是十分看重的，绝大部分是当连队的文化教员，没有到连里扛大枪的，上第一线冲锋陷阵的。”
高兴继续说道：“1953年春天我就被提拔当上了干部，是营的防化学指导员。我的本责工作是全营干部、战士的防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的三防教育。那时额外给我增加了文化教育的工作，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派上用场了。部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就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1953年就开始进行整顿，一方面大批年龄大些的战士复员回乡，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学习文化运动。第一步是扫除文盲，认字几百的编入扫盲学习班，连里的文化教员负责扫除本连的文盲。当时是突击扫盲，规定在多少时间里必须完成任务，参加学习的人员做计划、写保证。经过考试能够认识2000个单字，可以除去文盲帽子。我负责组织、检查全营的扫盲学习工作。用几个月时间扫除文盲任务结束后，就组织正常的文化学习，主要是连排干部的文化提高学习。全营编为高小、初中两个班级，我是初中语文、数学的教师，每周各上两至三节课。”
蒋超就说道：“我当时是在一个炮兵团的文化教育办公室工作，部队文化教育大进军开始，我就到南京部队政治学校短期文化教育师资培训，倪晨霞也到那里进行培训，我们两人是在培训中认识的。培训结束我回到原来的炮兵团，不久她也调到了我所在的炮兵团，两人一起搞文化教育工作。”
倪晨霞也说道：“后来他就盯住我不放，我没有办法就同他结了婚，成为了患难夫妻。”
蒋超继续说道：“我们的情况基本差不多，开始是组织扫除文盲，后来就转入正常的文化学习工作。我还担任数学教师，她担任语文教师。我们两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对部队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做了些贡献。”
有的同志就说自己青训班毕业后没有分配到部队，就直接到了地方工厂工作，有的到部队工作不久就回到了地方工作。地方的工厂、企事业单位也组织对职工的文化教育工作，同样开展扫盲教育，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在农村扫盲工作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赵大钧也说道：“我在北京解放军部队和地方单位，以及农村也在普及文化教育，特别是扫盲工作。解放初期开展工农兵学文化，这项工作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因为进行工农业建设，广大劳动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想搞好工农业生产是有重大困难的。”
杨舜尧也说道：“我们的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23军那个时间里在朝鲜没有回国，部队有两个任务，一过个任务是继续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工作队，帮助朝鲜老百姓恢复生产。再就是部队本身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开展文化学习，开始是普遍的进行扫除文盲工作，任务完成后就转入正常的学习文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