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扬舜尧把话题拉回了头，就说：“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情况确实是生不逢时。可是我们子女后来的那一代，情况就要比我们那一代好得多，读书就不那么吃力，日子要好过许多。”
可是大家又说到以后的上山下乡等，麻烦事情真还不少。
赵大钧就马上拦住了大家的话头，说道：“老伙伴们，别着急，上山下乡等故事以后会讲到，现在还是讲第一个总题目，人生的路怎么样走，不要跑题。”
有人就说，过去的事情多说没有多大意思，现在的青年人才不愿意多听呢，不少人想的是人民币，自己的工作，有没有房子、车子，追求的是自己的幸福。
蒋超就开了口，说道：“现在的青年人这么想无可非议，人在社会上没有这些是不行的，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幸福的生活。因此，多数城市青年，包括一部分农村青年，在学校里求学，中学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大部分进入社会工作，还有一些攻读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心中充满美好梦想，满腔热情地想有自己将来事业上的成功。有的大胆勇敢地个人进行艰苦创业。他们都想自己、家庭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也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人，在青年时代，不论男女每人不也曾经胸怀梦想，有着自己的追求，思考人生之路如何走的问题吗。”
赵大钧也深有感慨地说道：“是的，在我们这些人的年轻时代，那时的社会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青年们虽然是满腔热情，想自己能够成才，将来有个美好的前途，想为国家做些贡献，可是那时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空有美好梦想。”
郑高兴也插了话，说道：“后来解放了，我们国家、个人，美好的梦想有了实现的转机，有了可能。包括我们这些老兵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国家一步步地富强了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在逐渐地不断地得到改善。但是我们的过去，国家、民族的历史不能忘记，不能不说。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特别是我们这些人这几十年是怎么样走过来，应该让年轻人知道，可以有个对比，叫温故而知新，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大家需要更加珍惜，为更加美好的明天继续努力奋斗！”
杨舜尧就说：“我主讲的小故事，‘生不逢时’就结束，下面一个小故事是------”
赵大钧接着说道：“下面一个小故事是‘学徒工’，高兴同志，你来主讲。休息一刻钟再继续。”
于是，大家有的去方便方便，有的往自己的茶杯添加热水，有的到室外走动走动，有的到隔壁的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坐下舒服舒服。
休息一刻钟的时间到了，大家回到会议室里在桌子前坐，又正儿八经地开始讲故事了。
这个‘学徒工’的题目是郑高兴主讲，他坐下后，喝了几口茶，然后就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老朋友们，说到‘学徒工’的课题，我们六十四年前，在青训班一起学习时，大家曾经说过旧社会，我们这些苦孩子的遭遇，小小的年纪，应该背着书包上学堂，可是我们那时由于社会和家庭的缘故，大部分去当过学徒，上海人一般叫做学生意。这个学徒工，同学生意其实是一回事，叫法不同，一个是文字上的写法，一个是上海人口头上通俗的叫法。‘三毛学生意’是用风趣、讽刺的手法来讲这个故事。我们是以真实的故事来讲这方面的事情。说到这学生意的生涯过得并不轻松，学生意多数是非常苦痛。沪剧‘阿必大回娘家’里有一段唱词‘我好像药材店里的揩台布，揩来揩去才是苦，事情确实是这样。上海解放前的青年，有钱人家的孩子有书读，小学读完读中学、大学，毕业后就有比较理想的工作，坐办公室，公司、洋行里当职员，现在叫做‘白领’，有的接父母的事业，从小开做起，成了老板。但是大多数的青年，能够有个小学文化就上上大吉啦。我们这些青年家境稍微好一些，在学校里能够上到小学，然后就到社会上，不是找些出苦力的事情做做，要么找关系，托人去学个生意。然后就一面做出苦力的工作，或者学生意，同时挤出时间和精力读夜书，或者刻苦地自学文化。我们能够在解放后参加解放军的知识青年训练班，是还有些文化基础的青年。”
郑高兴说到这里，大家都点起了头，认为情况确实是这个样子。
这高兴就继续往下说道：“那时家境情况更加差些的青年，基本没有读过什么书，是大文盲一个，怎么办呢？小姑娘就进纱厂做挡车工，小一点的十一二岁的就做起了童工，这吃的苦就很难用文字来描绘了。男青年就想办法能够到一些商店里学个生意，或者到个体的小厂里，拜个师傅，学个手艺。”
大家都点头称是，情况是这样。
郑高兴再往下说道：“上海这个城市是个移民城市，真正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没有多少，解放前也是这样。现在统称为农民工，女的在城市里如果找到对象结了婚，往往称为外来妹。解放前这些拥进上海的一般是从苏北、安徽等地的人比较多，他们是有体力没文化，来到这个大城市只能出苦力，男的有的到码头上做码头工人，小一点的到铁路、码头，或者工厂边上拣个煤渣。这些青年或者儿童的苦难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跟着就说道，在旧社会有些青年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情况。
郑高兴又开了口说道：“那时学生意，叫帮三年，学三年。第一个三年是学不到东西的。第一个三年是帮老板、老板娘扫地、烧饭、抱孩子，第二个三年才会学到一些东西。”
赵大钧就说道：“情况确实是这样，我是1948年从苏州到的上海，在一家绒线店里学生意，这个当学徒的日子真难过呀，从早晨五点起身，眼睛一睁就要干到晚上十一点，有时还要布置两个大橱窗，要到半夜里才能休息睡觉。我是什么事情都要做，擦地板打蜡、揩橱窗、擦玻璃、脱牌门板，就是开店门，还有打烊，打烊后还要整理货物，有时要抱着大捆钞票去解银行。那时国民党的金圆券不值钱，一麻袋大米要用一洋面袋钞票去购买，一万元金圆券只好买一只大饼。我在店里还要为顾客送货，隔个三五天还要跟老板去进货扛包。晚上还要轧货记帐。做这些事情还不够，还有许多杂务等着我去完成，买米、买小菜、抱小孩子，甚至涮马桶，我确实是无所不做。我那时可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呀，这样一天忙到晚，真是筋疲力尽。那么我的一天三餐吃的又是什么呢？是老板他们吃剩的饭菜。这还不去说它，那么忙了一个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得到的只是理发、洗个澡的另用钱。这也算啦，能够开开心心地过一天也就是啦！可是情况并不是那样，我稍不注意，就遭老板、老板娘的白眼，把我臭骂一通，我又不敢回嘴，只好晚上睡在被头里闷声地痛哭一场。有一天，我在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忘了替老板买早点和牛奶。老板就在楼上吼叫了起来，我急忙关了收音机上楼去，可是老板已经把一把椅子从上面扔了下来，那椅子直向我飞了过来，我急忙用手去挡，可是来不及了，那椅子砸在了我的头上，额角上顿时起了个大青包，我欲哭不能，眼泪只能往肚皮里咽呀！”
大钧说到这里，大家的眼睛也多红润了！
大钧又说道：“那个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真想不干了，回苏州老家另谋生路。但是我走不成，因为我同老板订有协议，如果我中途不学这个生意，就要找我的中间担保，我的舅舅，要他承担我这学徒期间的饭钱，有一天，算一天。这学徒契约同买身契约又有什么不同！我这三年的学徒生涯实在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