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等，1948年6月23日出生于晋江市安海镇一个华侨家庭。幼年时曾在香港居留，后来回家乡念了4年中学。1969年下乡插队，1971年至1978年在福州铁路局水电工务段当铁路电力外线架线工。1978年定居香港并开始业余写作，第一篇短篇小说《迷茫》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曾担任《新晚报》的文艺版、思想理论版、书话版和《文汇报》的文摘版、读书版、副刊等栏目编辑，后任职天地图书公司编辑主任。1996年举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7年春，只身返居香港，并任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兼任《香港作家》杂志副总编辑。
在晋江籍作家洪群采写的《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见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汇编《晋江人在香港》，1998年12月内部出版）一文中，对他的人生及创作历程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当我展读《香港文学史》时，我欣喜地发现有四位晋江籍的作家得到突出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他们是：司马文森、董桥、颜纯钩和施叔青……
……
……与纯钩有过几次茶叙，并作过一番长谈。在我们相处短暂的日子里，颜纯钩和我说得最多的不是文学，是文学以外的人生、社会，而我听得最真切的则是当年他抛妻别子只身来到香港的那段生活，那“曾经苦过，而且没有怨言”的值得回味的日子。那时他在《晶报》当校对，月薪只五六百元，想买一本书、看一场电影都要掂量掂量，常常要在书店或电影院门前徘徊良久。他天天校对别人的文章，闻到报纸的油墨香味，他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几次拿起笔来试图写小说，可是屡屡被退稿。那时他无法认同自己，不能适应香港的社会。他感到痛苦、孤独、彷徨，夜里常在海边踽踽独行，直至深夜。那时他写给妻子的信比谈恋爱时的情书还要长，似乎只有这样货夜孤灯的长谈，他的苦闷才得以宣泄，浓浓的乡愁才能够得到些许的慰藉。
但是，在困顿窘迫的境遇中，有一点他始终是清醒的，那就是绝不为物欲所诱惑，宁可找收入少的工作，也要满足精神生活，所以他才安于当报馆的一名小校对而不想跳槽。因为当校对有很多时间读书。在人欲横流的香港，他这种苦其心志的选择，实在令人钦佩。说起读书，颜纯钩还真有点轶闻趣事：“文革”期间，他姑妈在闽侯师专教书，有一段他躲到姑妈家去，他的卧室对面是学校早就封闭的书库。知识的饥渴使他产生“偷书”的非分之想，他终因书瘾难熬而撬窗入室，抱回一堆书，关起门来大嚼一通。一批书看完了，放回去再“借”一批出来，直到要离开了才全部归还。就这样，在焚书的动乱年头，他几乎读遍了“封资修”的古今中外名著，方知“书中有丰富的人生，而人生就是一本丰富的书”。到了香港，他才发现这里的书很多，香港并非像传闻所说的是“文化沙漠”。在《晶报》的那一阵子他经常跑书店、图书馆。“像一个一辈子没有尝过腥荤的人一样，把很多书当作山珍海味囫囵吞枣地吞下去”，他读马克思，读萨特，读弗洛伊德，读荣格，读乔伊斯、福克纳，当然，也看张爱玲、陈映真。如此潜心苦读，上下求索，一年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并非小说，而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政论，洋洋万余言，一泻江河。这篇政论发表以后，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文汇报》主编读了他的政论，大加赞赏，遂聘他到《文汇报》任副刊编辑。这是颜纯钩在香港碰到的第一个伯乐，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他又应天地图书公司之邀，兼任“天地”编辑，上午在“天地”上班，下午去报社。天地图书公司在香港是与三联书店齐名的大书店。那时，偌大一个天地图书公司就他一个编辑；而在《文汇报》，他同时要管3个版面，累是累了点，但是工作有兴趣，生活安定，“失复何求？”是的，他感到很满足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写作，他只能挤出业余时间埋头笔耕，同时给两三家报纸写专栏。
颜纯钩的小说创作始于80年代初，他的第一篇小说《迷茫》发表以后就引起文坛注意。当时他很佩服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胆识和笔力，读他的《山路》，直读得“老泪纵横”，不由联想起自己也曾经走过很长的山路，便也写了一篇同题小说《山路》。这篇小说写一个女知青的际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山路》荣获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这是他的第一篇获奖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久，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红绿灯》。《红绿灯》收入11篇短篇，写的是小人物的悲剧，是大城市的哀歌；评论界视之为“创伤小说”，而颜纯钩的才气已经显现出来，一时间，颜纯钩俨然成为香港文坛的一颗新星，为人们所瞩目。
颜纯钩就这样走进了香港“绿印”作家的行列。所谓绿印作家，系指“文革”前后和80年代陆续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作家，因他们在尚未取得永久居住权之前所持身份证上盖的是绿印而得名。这批作家人数颇多，单是闽籍作家就有30多人。绿印作家是当今香港文坛的一支劲旅。而作为绿印作家的佼佼者，颜纯钩受聘于《文汇报》和天地图书公司，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颜纯钩的精神世界，与其说他拥有一张大报和一家大书店，倒不如说他拥有一个敞亮的心灵之窗。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流光溢彩的大千世界，是香港所特有的社会风情。但他更为关注的却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相互观照。他的文学创作大多围绕这样一个核心拓展他的画卷。他沉重地告诉我，他那些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充满沉痛的忏悔和清醒的追思，他似乎都不可能回避“悔恨”这个心理包袱。倒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光是虚掷十年光阴就够让人悔恨的。他初期的作品几乎都离不开“文革”这个背景。因为他对香港的生活还不熟悉，他只能去写那一场他亲身经历过的大动乱，去咀嚼一己的伤痛和悲苦。因此，他的创作一度停滞不前，没有什么突破，尽管笔耕不辍。
当他的创作面临困惑的时候，在评论界声名鹊起的乃兄颜纯钧，及时地向他指出他的小说圈于一时一事的局限性，提醒他务必扩大视野，方能追上时代的步伐。一席话使他顿然醒悟，于是他把视线落在大陆移民身上。他发现他们带着大陆的种种痕迹，突然走进香港这个社会，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而表现大陆移民的生活“为时下极受关注的题材”。虽然他写的依然是小人物的悲剧，但这种悲剧已经不仅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不仅环境要负一部分责任，而人的本性也要负责任，这样比揭露环境本身要深刻得多。中篇小说《背负人生》就是他经过反思后的一篇力作，他因此而获得1983年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小说创作奖冠军。《背负人生》写叔嫂发生暧昧关系，乃至非法同居，最后小叔子背负不起沉重的人生而自杀。其后的《天谴》也是一部悲剧：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姐弟俩相依为命，同住一室以至乱伦，从小就有恋姐情结的弟弟终以自杀了结他年轻的生命。恶劣的环境诱发出人性恶，终于酿成人间悲剧。《橘黄色毛巾被》描写一个画家无辜受到房东的忌恨和侮辱，他愤而与同情他、敬重他的房东太太同床共枕地做了一次爱，借以宣泄和报复，在酸涩的苦味中带着几分恶作剧的微笑。不难看出，颜纯钩的小说主题，大多写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存欲望。他笔下的人物由于外界的逼迫和内心的压抑太强烈，所以往往产生变态，作出一些有别常情常理的行为，诸如乱伦、婚外恋、自杀，通过这种异常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精神上受到的摧残压迫。读来别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却又扣人心弦，令人低回。诚如著名评论家孙绍振教授所说，颜纯钩笔下的情欲主题，是情欲，但又超越于情欲，不是爱情，但又牵肠挂肚。
在《红绿灯》问世7年后，1991年，颜纯钩才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天谴》。这部集子收入14个中短篇。不知何故，那篇获奖小说《背负人生》竟然没有收进这个集子里。直至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香港新锐作家丛书，出版颜纯钩的小说集《生死澄明》，他才将《背负人生》收进去。同年，他在香港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得集》，在大陆出版另一本散文集《母荫》。而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也向他组一本散文集。他写在《自得集》仅有140字的序言中说：“小说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散文写的是自己的心迹。故人往事，历久仍新，家国忧患，点滴在心。一个普通中国人如此经历过生命中一段不平静的岁月，并以他的文字与读者分享。所有欢心与悲情，悔恨与期望，都只是自得，因名之为《自得集》。”集子中第一辑的诸多篇什写的是往事与故人，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母题，“字里行间的喟叹与无奈，伤痛与撑持依稀可感，因此所包容的人生韵味就显得比较绵远”。也就是读了《自得集》，我才真正走近颜纯钩，更深地了解他。颜纯钩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散文，同时，他还是个电影剧作家。虽然他很少写电影剧本，但出手不凡。他第一次写的电影剧本《血雨》，就获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征选优异奖，并出版单行本。后来，他又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电影剧本《竹坪旧事》，特地从香港给我寄来。剧本写一个女知青离奇命运的故事，揭示人性的摧残与良知的痛苦抉择的主题。我读罢，竟久久不能平静……颜纯钩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所以，他出书的数量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心结构之作。
颜纯钩一踏入香港文坛，就成为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积极参与组建香港作家联会并担任理事。作为作家和编辑，他时时关注海峡两岸的文学创作，尤其大陆文学创作的繁荣，更使他赞叹不已。他刻意向香港、台湾和海外介绍大陆作家的优秀小说。他主编《文汇报》副刊小说专版《世说》，特地开辟“内地女性小说选刊”专栏。这个栏目于1987年2月1日面世。首先连载福建作家陆昭环的力作《双镯》，并加了热情洋溢的按语。1992年，颜纯钩辞去《文汇报》的职务，任天地图书公司编辑主任，全身心地致力于出版工作。他更加广泛地同大陆作家进行交流，而大量出版大陆作家的优秀作品则是天地图书公司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举措。
1996年，忽然听说颜纯钩意欲举家移民加拿大，乍一听到这一消息，不知怎的，我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怅怅然若有所失，想他这一走，倒真的成了去国的游子……也许想到此去远隔重洋遥遥无归期。待到一切手续办妥，他携太太专程返回大陆省亲，拜别故土。虽然，自从老祖母去世以后，旧居已是人去楼空，院子里那一株株翠绿的香蕉、番石榴和鲜艳的玫瑰丛，也早已了无踪影，他还是要回来看看。是的，祖厝屋檐下的燕子窝已是空有其案，堂前的呢喃燕语竟成了梦中乡音，千古绝唱。
他向故乡投去深情的一瞥，便匆匆地告别了故乡，告别香港飞往温哥华。那是1996年8月4日，临行之前，还记住把刚出版的《自得集》寄给我。我打开书，卷首开篇便是《故乡》一文。他写道：“有的人有第一故乡，第二故乡，我没有。故乡一生一世只能有一个，就像母亲一样，无可选择。”“等到在别的地方也吃尽苦头了，方觉得半生过下来，最可留恋、最快活的地方也还是自己的故乡。”我期待在故乡与他再相会，像往日那样，坐在他老家的院子里的番石榴树下，品茶、纳凉，伸手采摘枝头熟透了的番石榴……
待到1997年1月，在他移居加拿大4个月之后，我终于接到他的信，他说他还要回香港来工作。读罢他的信，很使我高兴了一阵子。其实，即便他回到香港，而我在大陆，我们也还是难得见上一面。尽管如此，他的“回归”还是令人欣慰的。香港，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毕竟是祖国的领土，中华民族的骄傲。他劳作于斯，拼搏于斯，奉献于斯，他能不钟情于她！5月12日，距离香港回归还有50天，他终于从温哥华飞往香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袁良骏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香港小说流派史》专节论述颜纯钩：
颜纯钩虽然抵港较晚（1978年），但却较早进入文化界并开始其文学生涯。1981年获香港三联书店店庆十周年入围奖，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1984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红绿灯》（香港博益出版公司1984年初版）。1991年，他的电影剧本《血雨》（台北新闻局1991年初版）又获“台湾新闻局”电影剧本优等奖。十年之中，连续获奖，几成“获奖专业户”。这并不奇怪，因为颜纯钩是一位重视作品质量而不太注重作品数量的小说家，是香港文坛的精雕细刻派。20余年间，他出版的小说集仅有3部：《红绿灯》、《天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初版）和《生死澄明》，总量不过数十篇，但却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从小说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上说，颜纯钩的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歌，一类是“文化大革命”后迁港新移民的血泪与挣扎，一类则是港人的社会写真、人情写真。
第一类作品中，代表性的作品有《山路》、《眼睛》和《牺牲》（收入颜纯钩《红绿灯》），前二者，一些文学史已有评价了。而《牺牲》较少评说。（编者注：袁良骏在一篇刊发于《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题为《颜纯钩：香港文坛的精雕细刻派》的评论中，写道：无论是内地作家还是香港作家，写“文革”的很多。颜纯钩的特点，是着重表现“文革”扭曲了的人性，代表作则为《山路》。主人公颖玉是下乡插队的女知青。“文革”时期，队友们一个个回城了，她的男友朝林也上了大学，她本来可以和朝林一块走，但她为了表示自己上山下乡的坚定性，表现自己对农民兄弟的浓厚的“阶级感情”，她决定留下来，继续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伟大五七道路”，而且破釜沉舟，嫁给一个鼻涕邋遢、颇缺心眼的庄稼汉德福。于是，她成了轰动遐迩的先进典型、省人大代表，到处作报告。光日记便记了厚厚的三大本，上面写满了她的豪言壮语，她的“崇高理想”，她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厚爱”。然而，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是她内心深处的极度不平衡，是她的心灵分裂。当她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时，她是一个颖玉；但当她夜深人静，听着丈夫像拉风箱一样的呼噜声时，她又变成了另一个颖玉；当在清冷的山路上她邂逅了彼此暗恋的小学白老师时，那个真实的、内心充满痛苦的颖玉就现出了“真身”，而那个充满豪言壮语的颖玉便隐退了。特别在她无法自持地在松涛声中和白老师做爱时，她却忽然想到了自己在作报告时那松涛般的哗——哗——哗的掌声。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心灵的噬齿，她一把推开白老师，头也不回地跑下山去了。颖玉的心灵分裂，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她本身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然而，她毕竟中毒太深，她太慕虚荣了。因此，她毅然留下、嫁人、生儿育女，别人也就无法替她吞食这枚生命的苦果了。）其实，《牺牲》是《眼睛》的姊妹篇。不同的是，《眼睛》写的是武斗本身给盲目参与者带来的伤害（眼睛被扎伤）以及彼此的“血海深仇”，而《牺牲》写的则是武斗盲目参与者永刚被打死后其外婆的无法化解的悲痛。外甥成了武斗的牺牲品，而外婆则成了无依无靠、以泪洗面的苦命人。相依为命的祖孙二人，实际上都成了武斗的牺牲品。而这样的悲惨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少吗？就此而言，外婆的悲伤欲绝便有了更深的社会意义。
写新移民血泪挣扎的，篇幅更多些，如《红绿灯》、《失妻》、《团圆》、《天谴》、《橘黄色毛巾被》等，其感人力度较之《山路》等尤有过之。《失妻》写一新移民的妻子到港后即落入了黑社会之手，成了妓女；《团圆》写女儿偷渡赴港死于海中，“团圆”变成了永别；《天谴》则写一对困处一室的亲姐弟高度性苦闷下的乱伦。这几篇让人看了心惊肉跳，也许太过“尖端”。但《红绿灯》、《橘黄色毛巾被》等，可就是细针密线的生活写真了。
这些作品都很好地表现了人性扭曲和世态炎凉，它们的成功也正在于此。《红绿灯》中的弟弟先一步来港，多少混出了一点模样（其实不过是搞走私生意）；哥哥刚刚来港，立脚未稳，只好依靠弟弟。按照“手足”常情，小时由哥哥拉扯长大的弟弟不应对哥哥不仁不义。然而，这位弟弟恰恰便对哥哥不仁不义了。弟弟手中有了几个小钱，便动不动对哥哥加以“训斥”，指着鼻子骂他“倒霉鬼”、“让人晦气”、“到手的钱都让您给弄飞了”。哥哥生病，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却照样骂骂咧咧。显然，这是一个被“钱”熏黑了心肠的市侩。穷愁潦倒中的哥哥对弟弟的这种变化百思不得其解，他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终于在闪烁的红绿灯下丧命了。
《橘黄色毛巾被》中的主人公“我”是位画家，也因为立足未稳而寄人篱下。“我”的房东傅先生也是一位势利小人，对于刚来乍到的“我”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心，反而处处欺负“我”、侮辱“我”，甚至把痰吐在“我”的洗脸毛巾上。幸而“我”不像《红绿灯》中的哥哥，心胸开阔得多。尤其是“我”的精神损失得到了有效补偿：傅太太厌恶丈夫的无赖相，她主动将温暖和爱情送给了“我”。因而小说也就不再是悲剧而成了喜剧：自以为得计的小人傅先生赔了夫人又折兵，被蹂躏的“我”却成了胜利者。
作家抵港后，一边写着他的“‘文化大革命’故事”和“新移民”故事，一边迅速融入了香港社会，在他的笔下，自然也就出现了纯“港味”的社会写真、社会风情。这里，剖析世态人情最透彻的应数《毛毛雨》。小说以高度成功的对比手法，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小煜、小烨的亲妈玉芝是一个背叛、负心的女人。她为了当阔太太，跟一个白发苍苍的印尼老华侨私奔，撇下了两个哇哇学语的孩子和结发丈夫剑青。剑青以为她已被坏人害死，每年为她“做忌”，终于忧伤过度而一命呜呼。两个孩子成了孤儿。玉芝的朋友、独身的小学老师晴茵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伸出援手，帮着小煜的祖母把小煜兄妹两个孤儿拉扯大了，晴茵成了他们的“妈咪”。转眼，小煜就要结婚。这时，负心的女人回来了。她以自己的珠光宝气和一份给儿子结婚的厚礼攫住了小煜和女友嫣然的心。于是，背叛的女人、负心的女人仍然成了小煜最亲最好最尊贵的母亲，而那位为他们做出了牺牲、将他们拉扯成人的“妈咪”，那位善良、崇高、无私奉献的女人，竟在他们的心目中一落千丈，由“妈咪”一变而为“茵姨”了。
几乎可以和《毛毛雨》媲美的是《割肉》，但角度不同。前者着重在“人情”，而后者则着重在“世态”。一对年轻情人怀了孩子，对于两位刚刚入世、毫无积蓄的“上班族”，这无异于一道枷锁，更何况男友陆晖眼看要到欧洲留学。在这种情况下，打掉孩子应是唯一选择。但女友却坚决不干，她一定要将这个爱情的结晶生下来。她不忍心毁掉这个小生命！“可怜天下父母心”，她是无辜的。然而，她可以生下他，但她却无力养活他。只好乘夜深人静，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放在路边的连椅上，希望他能被人发现，抱去收养。然而，没等被人发现，她的宝贝儿子便成了野狗的一顿美餐。当她天亮看到那被撕成碎片的襁褓时，她不由得号啕大哭了！小说题为《割肉》，实在有撕心裂肺之功效。
颜纯钩笔下的纯爱情题材不多，偶有涉及也颇见精彩。《生死澄明》是一出爱情悲剧，渝生因失恋而跳楼身亡了，“我”爱的是渝生的朋友东羽，一个伟岸英俊的大丈夫，二人结婚。“我”沉醉在东羽的爱情里，沉醉在东羽的怀抱里。然而，渝生的阴影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蜜月旅行、日常家居都被这个阴影搅扰得索然无味。甚至“我”怀了孩子，心中也突然闪出这样的念头：“如果这孩子是和渝生生的，那会是甚（什）么模样呢？”结果，“我”生了一个死胎。这时，渝生的阴影才不挥自去，似乎已经冤冤相报了。“我”终于得到“心头一片澄明”的幸福。《生死澄明》全篇笼罩在阴影中，题目和内容构成了明显的反讽。《螳螂》则自始至终是一出充满会心和机趣的喜剧。篇中人物是两位心地纯洁的新潮男女。他们认识在阅览室，对知识的渴求使他们心心相印。然而，他们不是一对恋人，而只是朋友。但在一个离岛旅游的风日，他们在岛上偷吃了禁果，做了一夜露水夫妻。这种新潮男女的偷情被写得很自然，很轻松，充其量不过是“为追求快乐偶尔做一点傻事”。
中篇小说《暗香》（收入香港文学社编《香港当代文学精品·中篇小说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塑造了一位颇有性格的“性自由”女性，较之上述二篇展示了更丰富的生活画面。女主人公棠婉风姿绰约，俏丽动人，但她却无意和自己的同龄男青年“拍拖”恋爱，谈婚论嫁，她看上的是人到中年、已有家室的小老板申裕，她要享受的是婚外恋的乐趣。她既大胆，又放肆，几乎到了与申裕携手并肩、成双入对的程度。即使申裕妻女由乡下到港后，她虽然不得不暂时“忍痛割爱”，但却多次向申妻显示她与申裕超乎一般的两性关系，她似乎有意向这位“素净柔美”、“古典”式的乡下女人挑战。当这位申太太（人称“江太”）并不介意她的挑逗和放肆，而只是以微笑“却敌”时，她甚至怒不可遏，不可容忍。这样的“第三者”似乎“邪性”，相当少见。在她的字典里，恐怕是没有“羞涩”二字的。失去申裕后，她也曾一度想自杀，但那只是瞬间的“一闪念”，她何甘如此？结果，不甘寂寞的她终于嫁给了人高马大、老实巴交的“稀有动物”、“良家子弟”陈开遷。然而，开遷的家庭尚属“母系社会”，开遷的母亲执掌一切，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唯这位老太太的马首是瞻。棠婉怎忍受得了这些？终于在大吵一顿后分居了。分居之后，她又与小青年丁西田、台商陆先生等先后发生了性关系。而在“江太”因不适应香港生活而返乡后，她又毫不犹豫地回到申裕身边，填补了“江太”的空缺。不同的是，这次的她已“阅尽人间春色”，对申裕也不像上次那样真纯了。有一晚，她竟然在和陆先生做爱后再回到申裕身边，而被悄悄盯梢的丁西田看了个一清二楚。如果用传统观念衡量，棠婉实在是一个寡廉鲜耻的骚货。然而，这当然不是作家的命意所在，作家塑造的就是一位任“性”而为的新潮妇女的典型，高度注重性自由、性享受而毫不为传统观念约束的青年女性的典型。作家没有对她做任何道德判断，毋宁说他对她的青春、美、自由、放纵持一种明显的赞赏态度。然而，作品本身表明，这种“性自由”、“性享受”确乎不会天长地久，而只能是一种“暂时拥有”，之后必然伴随着无尽的失落和凄凉。申裕已经不满于她“失身”陆先生；陆先生则明确告诉她，他台湾有妻室儿女，找她不过是寻求一夜或数夜之欢（实则变相“嫖妓”而已）；而那位盯梢者丁西田，更明显是一位“小玩闹”，更是靠不住的。能靠得住的男人只有一个陈开遷，但她又觉得他毫无情趣可言。那么，什么是她的感情归宿呢？当她人老珠黄之后，有谁还会来找她欢会？她会不会被弃如敝屣呢？《暗香》虽然无意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些尖锐的问题。小说让人回味，发人深思，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
香港生活中不是没有政治，香港人也不是不关心政治，但颜纯钩小说中不大涉及这一方面。偶有涉及，则颇让人拍案称奇，比如那篇题目长得惊人的《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电视直播足球比赛，以及这比赛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以及这争吵的可怕结局》（以下简称《结局》）。《结局》的情节可谓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父子二人一边吃饭一边看中港足球赛，儿子说香港队得赢，父亲说中国队得赢，于是发生了激烈争吵。如果仅仅争吵谁输谁赢，本属小事一桩，无关大体。没想到争吵迅速升级，它远远超出了小小足球本身，而一下子波及到对香港、对中国的感情、态度问题。父亲无疑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对中国一往情深。儿子就不然了，他虽然也生在中国内地，但起小即随父母移居香港，他已经以“香港仔”自命，而不把中国内地当一回事了。在这样的感情背景下，小小的足球比赛就变成了一场“原则性”（牵涉爱国主义问题）论争的导火线。请听：
（儿）你是香港人，不帮香港队，你就不对！
（父）咦，你也是中国人，你怎么不帮中国队？
（儿）我们现在住在香港，是香港人！
（父）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你都不懂！
（儿）反正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中国有什么好，厕所臭得要死！
（父）厕所臭？你不也是从那地方来的吗？
（儿）我怎么知道？是你们要在那臭地方生我的，我没叫你们在那地方生我！
（父）你他妈的给我闭嘴！什么叫臭地方？
父子俩唇枪舌剑，各不相让，都动了“真格的”。儿子一下子触及了中国贫穷、落后的要害，“厕所臭得要死！”实在是一针见血。而父亲恰恰不能容忍儿子这样放肆地糟蹋自己的祖国。但他在盛怒之下，竟然急不择言，说了一句很没水平的、强词夺理的话：“你不也是从那里来的吗？”而儿子恰恰又咄咄逼人，寸步不让，把“球”踢回了父亲。父亲眼见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用“国骂”“他妈的”来压服了。
“争吵”到“你他妈的给我闭嘴”达到了小说的高潮。如果儿子再不闭嘴，那就只能导致两种可能：一是开打，扇耳光；一是“国骂”升级。果然儿子并不闭嘴，而父亲“国骂”升级了：“没有我，你妈妈生个屁蛋！”“现在就给我滚出去！”父亲的粗野、蛮横暴露无遗，人物的可丑、可爱也都跃然纸上了。
由开始时的父子打赌，到“你他妈的闭嘴”之前，小说一直还是很正常的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谁也想不到会有“他妈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妈的”的出现是出人意料的、突如其来的。然而，争论本身儿子的步步进逼、父亲的节节败退，“他妈的”的出现又是必然的、情理中的。因此，“他妈的”的出现就既是突兀的，又是必然的；既是出人意料的，又是在人意中的。于是，这一句“国骂”带给整篇小说的就是强劲的艺术张力，决定了小说的陡起风波、大起大落。
对于表现父亲这个人物，这句“国骂”也充满了艺术张力。父亲是一个真诚、执著的爱国主义者，不是一个坏人。然而，他教育儿子的方式和水平实在欠佳，理屈词穷就来“国骂”，更表现了他的粗俗无礼。这和高度文明的香港社会是极不谐调的，是有极大反差的。而所谓反差，也就是艺术的张力。儿子又何尝不如此？他是香港人，他当然希望香港队赢，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不懂什么爱国主义，“厕所臭”就是厕所臭，这也不失小孩的天真。然而，他得理不让人，没老没少，顶撞得父亲下不来台，这就犯了当今“小皇上”的通病；而他的毫无中国观念，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也是一代少年港人的极大危机。因此，这位儿子也就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可气而又可爱，可恕而又可虑，同样充满了艺术张力。基于上述张力，整个小说在小小篇幅中便表现了小起大开、大开小合、高低抑扬、舒卷自如的艺术特色。通过这样一场父子关于小小足球胜负的争吵，来表现两代人的政治意识，也的确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
综观颜纯钩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表现了这样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从叙事风格上说，是传统和现代的和谐统一。比如《山路》，整个叙述是传统的，有头有尾、有条不紊的。然而，颖玉的精神分裂和意识流又是十分现代的。再如《红绿灯》，依然。弟弟对哥哥的种种丑行都是传统的，而哥哥的意识流乃至闪烁不定的红绿灯的意象，又都是现代的。除了《结局》这样纯传统叙事的一两篇，颜纯钩小说的叙述模式基本上都保持了传统和现代的统一。
第二，意象处理是上乘的，特别是《橘黄色毛巾被》。“毛巾被”不足为奇，妙在“橘黄色”。傅先生和傅太太用的是这条橘黄色毛巾被；“我”和傅太太用的也是这条橘黄色毛巾被；而从内地新来的妻子去商场购物时，又挑了一条橘黄色毛巾被。橘黄色毛巾被贯串全篇，意象极其鲜明。橘黄色毛巾被，既凝聚了“我”的耻辱和愤恨，也凝聚了“我”的胜利和喜悦。然而，对“我”来说，那毕竟是一个生活阶段和感情阶段的结束，“我”不能陶醉在“橘黄色”的意象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因此，对妻子秡秡买来的那条橘黄色毛巾被，“我左看右看都觉不顺眼，终于换了一条枣红色的回来”。
第三，象征手法运用也很成功。《红绿灯》中的红绿灯是交通指挥器材，并非象征。然而，在颜纯钩笔下，实物红绿灯却具有了浓郁的象征意义。在小说中，红绿灯3次出现，3次都在哥哥的心中引起了不同的联想。特别是第三次，哥哥即将在红绿灯下殒命，因此，他感觉“红的是血，绿的是呕出来的胆汁”。这就有了十分明显的象征意义。《山路》中的“松涛”和这里的“红绿灯”有些类似。松涛，既是黄昏山路上的实际存在，但也象征了颖玉作报告时那“哗——哗——哗”的掌声。实指和象征密不可分，才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螳螂》中螳螂的象征也是耐人寻味的。
第四，善用反讽，充满张力。不仅《结局》那样的剑拔弩张充满张力，颜纯钩的其他小说也善于利用反讽形成张力。比如，《生死澄明》中爱与恨的交织、生与死的纠缠，女主人公“我”一直生活在死者渝生的阴影中，而小说偏偏叫《生死澄明》。再如《橘黄色毛巾被》中，傅先生的卑鄙无耻与傅太太的善良可爱恰成鲜明对照；而侮辱人者最后却自取其辱——逼着自己的太太投入了被自己侮辱者的怀抱，自己戴了一顶不大不小的“绿帽子”。《眼睛》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复仇故事：19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武斗”中，“我”将自己的好朋友振邦的左眼扎瞎了；而19年后，两人都成了港人，不过“我”成了老板，而振邦却因为独眼找不到工作，成了垃圾工。这种历史的不公和反差激怒了振邦，他终于有意地也刺瞎了“我”的左眼，报了19年前的血海深仇，然后皈依了基督教。《团圆》写了一个偷渡女孩的惨死和一个家庭永远不得团圆的可怕的悲剧。而《天谴》，则在姐弟乱伦的情节中安排了弟弟的变态和自杀，从而也写下了姐姐永远无法摆脱的灵魂的耻辱和战栗。
第五，成功吸收和运用了魔幻手法。这方面的杰作当推《耳朵》（原载《香港作家报》第98期，1996年12月1日）。公司白领叶其康貌不出众，但两只耳朵却长得“端庄而含情脉脉”，“又乖又聪明”，“无可挑剔”。甚至妻子曼华这样对他说：“我就是看上你这两个耳朵才嫁给你的。”公司老板也称赞他：“其康，你的耳朵长得真好，有福相，跟着我一定发达。”发展到后来，曼华与他做爱时也必须“捏着其康的耳垂，好像没有那个耳垂，她的高潮就没来由似的”。夸来夸去，弄来弄去，耳朵既成了其康的宝贝，也成了其康的负担。大概由于太珍视这两只耳朵（特别左耳），他竟然养成了动不动摸耳朵的习惯，甚至大庭广众之中、公司会议之上，他也要摸耳不止。摸来摸去，糟糕了，左耳垂竟比右耳垂长了一大块，两耳失去了平衡。更糟的是，老板发现这一异常后，毫不客气地炒了他的鱿鱼，只让他去做后勤工作。耳朵，竟然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一气之下，曼华暗中把他麻醉后给他动了手术，用剪刀将他左耳长长的部分切掉了。即使如此，伤口愈合后，其康摸耳朵的毛病仍无法改掉，“修剪掉的耳垂又被拉长了，皮肉更薄得发白”，“先前整体无可挑剔的优美曲线”也完全失去了。随着耳朵的变形，其康的心态也畸形了。为了防止妻子再给他暗中动手术，他竟然走上了“自残”的道路，自己动手把左耳给整个剪掉了，而且人也失踪了。“其康后来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剪下来的耳朵在出门时顺手丢在垃圾桶里，第二天就被运去填海了……至于其康有没有因此而得救，最终也是没有人知道”。显然，一只耳朵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和这样严重的后果，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绝不可信的。然而，在颜纯钩笔下，它却是那样的凿凿可信。颜纯钩奏响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