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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流业第三(1)

【原文】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才,三才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才,三才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才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馀,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才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才也。能属文着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才,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才,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才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才,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才,三孤之任也,三才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才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才,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才,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才,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才,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才,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才,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才同用好,则一才处权,而众才失任矣。

【译文】

人才的类型按照专业可以分为十二种: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和雄杰。

“清节家”就是指那些品德高尚、行为举止值得人们学习的人,延陵和晏婴就属于此类。“法家”是指善于制定各种法规制度,从而使国家强盛、民众富裕的人,管仲和商鞅就属于此类。“术家”指有深刻的思想,反应机敏,在策划与谋略方面能够出奇制胜的人,代表人物是范蠡和张良。有一种人兼有德、法、术三种才质,并且,他们的德行能够引导社会风气;他们制定的法律使天下人都觉得公正平等;在政治谋略方面,他们也能够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这种人是国家的杰出人才,称为“国体”,代表人物有伊尹、吕望。有一种人才,兼有以上三种才质,但能力不强,人们称之为“器能”,他们的品德能在一定范围内起表率作用;他们制定的法律能够使地方上的人觉得公正平等;他们的计谋能妥善处理一般事务,其代表人物有子产和西门豹。还有一些人,兼有德、法、术三种才质,但又不是它们的全部,而是每一种才质的某一方面。属于“清节家”支流的人不能做到宽弘大量地容忍别人,却喜欢议论盘问别人,明辨是非,这种流派叫做“臧否”,代表人物有子夏等人。属于“法家”的支流的人思路不开阔,不能深谋远虑,只能任某一官职,专心致志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流派叫做“伎俩”,代表人物是张敞、赵广汉。属于“术家”支流的人不能制定各种制度法规,只能通过运用权术见机行事;他们的智慧谋略很高,但不能做到公正待人,这种流派叫做“智意”,代表人物有陈平、韩安国。以上这八种类型的人,都是以德、法、术三才才能作为基础的,因此,虽然分成不同的种类,但都属于可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的人才。具有写作能力、能着书立说的人称为“文章家”,司马迁、班固就属于这一类。能够传授古代圣人的学说和思想,而不能从政办实事的人,称为“儒学”,毛公、贯公就属于这一类。在辩论时,观点不一定正确,但能言善辩,应对自如的人,称为“口辩”,乐毅、曹丘生就属于这一类。勇敢无畏,力气超群又雄才大略的人,称为“骁雄”,白起、韩信就属于这一种,具有以上十二种类型的人才都足以担任大臣,但君主应具备的德性并不包含在内。

君主所具有的德性应该是聪明平淡,他能使手下的人才各司其职,而不需事必躬亲。君主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会按照人才特点安排职务,“清节家”就可以担任师氏的职务;“法家”类型的人,可以担任司寇的职务;“术家”类型的人,可以担任三孤的职务。德法术三种才质都具备的人是担任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官职的人选,德、法、术三种才质只具备一部分的人,那么可以担任冢宰的职务。具备“臧否”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师氏的副手。具有“智意”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冢宰的副手。具备“伎俩”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司空的职务。具备“儒学”才能的人,可以担任教化人民的职务。具备“文章”才能的人,可以担任编写史书的职务。具备“口辩”才能的人,可以担任使者的职务。具备“骁雄”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将帅的职务。由于君主明了统治的道理,从而使臣子职责的划分井井有条,那么各级官员都会发挥各自的才能管理政务,天下就会出现太平盛世。如果君主不了解平淡的道理,只任用具备某一方面才能的人,那么,一旦这某一类型的人掌管用人之权,他就只任用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才,其他类型的人才便得不到任用,当然也就难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了。

【评述】

在这一章中,刘劭根据是否具备德、法、术三才为衡量标准,并根据人的才性的不同类别,划分了十二类人才及相应的十二种适宜从事的职业。这十二种人才及相应的职业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刘劭分析了这十二家的本质特征、基本功能、任职范围,以及在政治活动中的具体内容,指出他们的曲直得失、长短优劣,并以先秦西汉的着名人物伊尹、管仲、张良、陈平、司马迁、韩信等实例加以说明。

同时,刘劭认为人君应该是“聪明平淡,总达众才”的人,惟有具备全面的才能,才能使“十二才各得其任”,君臣有序。与此相反,如果领导不能做到“聪明平淡,总达众才”,与某一方面的偏才一样,就会使“众才失任”,起不到领导和支配众才的作用了。

现在许多能力卓绝的领导,不能参透“聪明平淡,总达众才”的道理,往往独揽大权,每事必亲自过问,大事小事一起抓。一个人的能力再强,其精力也是有限的,怎么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呢?作为领导,应该把权力下放,让下属各尽其才,使事情圆满解决。

【人才智鉴】

德高望众的伊尹

商汤是古代黄河下游商国的国君。据传说,其祖先是帝喾的小儿子,名字叫契。契曾帮大禹治水,立了功,禹赐其姓氏,封他在商地。契就在封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叫做商国,商是夏的属国,夏契胡作非为的时候,正是子契第十四代孙商汤执政商国之际。又据传说,夏桀身体高大,力大无比,可赤手空拳同虎豹搏斗。但他自负勇武,总认为天下无敌,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管百姓死活。他嫌宫室太简陋,就耗费巨资,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时间,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寝宫。为讨宠妃妹喜的欢心,命人把府库中存放的精美绢帛搬出来,一匹一匹地撕给她看。在宫苑还特建一处酒池,揩宫女驾舟荡桨在池上嬉戏。还嗜酒如命,而且一醉酒,就拿人当马骑,骑不尽兴,就把人杀掉。如此昏庸残暴,惹得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商汤见状,决定顺乎民心,推翻夏朝。但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复权衡之后,总觉得万事齐备,还缺一位足智多谋的大贤臣来辅佐他。大贤臣在哪儿?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正当他忧心忡忡之际,忽然感到妻子的陪嫁奴隶伊尹这几天做的饭菜,不是淡得没有一点点咸味,就是放盐过多,咸得发苦。商汤很恼火,就派人把伊尹找来大加训斥。可伊尹不慌不忙地说:“我也知道,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适当,吃起来才有味道。我这几天做的菜时咸时淡,且咸淡出奇,是我有意借此提醒大王:治理国家也和做菜一样,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如愿以偿。”商汤听了大吃一惊:一个做菜的奴隶怎能讲出这番话来?他略加思忖,便开始了解伊尹的身世,并惊喜地发现:他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士,曾一度做过莘国国王女儿的宫廷教师,由于莘国灭亡而致今日。他还了解到,伊尹很有抱负,很有见解,对夏桀极为不满,同时认为自己确是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才。于是商汤当即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为右相。

接着,商汤根据伊尹的建议,先历数夏桀骄奢淫逸,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规劝那些被夏控制的部族反叛夏朝,归顺商国。又对不听规劝的葛伯族出兵进攻、直至消灭,还剪除了夏的羽翼韦、顾、昆吾等国。同时,也采纳了伊尹“网开一面”的策略:给部族中某些人以改邪归正的出路。于是,商汤美名大震,很快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商汤又发表宣言,挥师伐夏,并于鸣条之野,大败夏桀。夏桀本人也在溃逃中死于南巢。

不久,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建立了商朝,定都于毫。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规定官吏要勤恳工作,做出成绩,否则就要受罚,甚至罚做奴隶。因此,商朝初期,官吏都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商汤死后,因其长子太丁早死,伊尹就辅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传位给中壬,伊尹又辅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把王位传给太丁的儿子太甲,伊尹又辅佐太甲。可惜,太甲开始不遵祖训,吊儿郎当,满朝文武为此急得团团转。伊尹在此关键时刻,毅然将太甲送到桐宫软禁起来,让他悔过自新。同时,自己代他掌管天下。3年后,太甲果然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伊尹欣喜异常,亲自迎他回宫,并交还政权。后来,太甲成为勤政爱民的一代贤君,而伊尹“放太甲于桐”的故事,也为世人称颂不已。

死于非命的法家代表

本章指出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根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执行法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在未显达时,他被众人猜忌。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弊害在于易被奸邪小人仇视。作为治国之才,因有弊端而不经常征用,并且功劳大却不得善终。

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由于人有向恶的一面和懒惰特点,如果不建立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如果过于看重法令的作用,忽略掉历史原因和人的生物属性,把人当做循规蹈矩的机器,会搞得大家很紧张,最终会导致压抑人才或吓跑人才。

当然,法制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它有助于人们克服自身缺点,抑制犯罪念头,更是社会有序发展的保证。法令强调堵塞禁绝,道德教化重在疏引开导。法家之才如能情理、制度并重,把握好“情有可原,法不可恕”与“法不可恕,情有可原”的分寸,以富国强民为根本,同时兼顾风俗教化的引导作用,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严厉与宽容兼顾,则可以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如果一味强调法规的禁绝堵塞作用,视一般百姓如草芥,忽视客观因素,急功近利,不仅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会把工作做得一团糟;又因为得罪人,遭人忌恨,一旦形势变化,灾祸就会随之而来,刀剑便会架在身上了。因为变革带来的陡然变化,打破了人们的惯性心理和生活,“民曰不便”必然会引起震动和反对。利益受到冲击的权贵们,则会耐心等待机会,利用手中权力到时反戈一击。如能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累变革的成功经验,老百姓逐渐受益了,便可得民心;民心所向,变革就会如顺水行船,大步伐前进。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利多于弊。

历史上倡导法制的人,都因为想急于做出成就,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或其他力量的阻挡,要么事功未成,要么结局悲惨。

晁错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强调法令制国。由于刘邦当时分封的属国权势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晁错建议修改法令三十章以减属国的权势地域,诸属国共皆哗然。

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颖川到长安来劝诫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却侵逼诸侯各王,拆散人家骨肉,搞得诸侯怨声载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晁错说:“不这样,皇上坐不安稳。”他父亲叹一口气说:“皇上一家是平安了,但我们晁家却会有灭族之灾!”随后喝药自杀了,临死时痛心地说:“我不忍看到灾难降临到全族啊。”

十多天后,吴楚七国打着诛灭晁错的旗号造反,说要清理皇上身边的奸臣。

大臣袁盎本与晁错有旧怨,为汉景帝策划消灭叛乱之事。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连他晁错也在内,晁错恨恨而去。袁盎说,七国本是汉高祖子弟的封地,现在因为晁错无故侵凌才叛乱。目前只要杀掉晁错,把封地还给吴楚七国,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汉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一句“我不能因爱惜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便下令斩杀晁错,族人全部废为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