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大学尚未毕业，罗兰就只身闯荡世界，去了台湾，毛遂自荐当上台湾广播电台播音节目主持人。在这个节目里，罗兰用自己的经历、体验和理解，谈生活、谈理想、谈道德、谈修养、谈友谊、谈爱情，凡涉及人生的话题无所不谈，节目办得新颖活泼、简洁明快，富有深刻哲理又浅显通俗，受到听众普遍欢迎和高度赞誉。
罗兰44岁时，出版第一本书《罗兰小语》第一辑之后，创作激情如大海波涛奔涌，一发不可收，成为每年都出二三个集子的高产作家。
至今，她已出版《罗兰小语》5辑，《罗兰散文》11辑，《绿色小屋》、《飘雪的春天》、《西风·古道·斜阳》等长短篇小说5部，“堪称新传记之范本”的自传性文学《岁月沉沙》三部曲，以及诗论、游记、诗歌剧、广播作品31部。
罗兰的作品多次获奖。1969年，《罗兰散文》获台湾“中山文艺奖”；1994年获广播金钟奖特别奖；1996年，《岁月沉沙》三部曲获台湾文学界最高桂冠——第21届文学奖。
罗兰先后出任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国际笔会监事，国际女记者及女作家协会监事等职。1987年，她的名字被列入《英国剑桥大学名人录》。
二、对祖国的热爱还表现为对祖国的忠诚
高尚的爱国情操不仅仅表现为对祖国、家乡的关注和眷恋，还应该表现为坚守自己热爱祖国的信念，忠实于祖国，受到压力或者利益诱惑的时候，不背叛祖国。就像许多革命先烈一样，在面对侵略者或者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背叛自己的祖国，表现出高尚的人格。
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企望。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
从历史上看，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就昌盛，就强大，人民就安居乐业；反之，国家就衰败，人民就受苦受难。所以，历史上一切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都是反对国家分裂的，都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着强烈的企望。
严复就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原名体乾、宗光，字又陵，入仕途后改现名，字几道，晚号疡野老人。
他出生在一个乡村儒医的家庭，有家学，从小聪慧，拜同里黄宗彝为师。14岁时父亲去世，同年考入洋务派左宗棠在福州办的海军学校，称为船政学堂。他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5年。
1876年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3年。留学期间，他不但关注海军，而且大量地阅读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名著，像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等，试图从中探求救国的真理。
他博览群书，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此，他回到国内就积极提倡和宣传科学与民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主张要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但是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还很肤浅，他们只知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不知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已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它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宣传、效仿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革新运动。然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还是局部的，不可能深入。
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所谓“学问饥荒”状态。那时西方的理论著作还没有完整地被翻译介绍过来，有些人不懂外文，不能直接阅读原著和感知西方文化，深感心余力绌。而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作为理论指导啊！严复正是在此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1879年，他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1880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一所海军学校，名叫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为该校的总教习，后来又任总办（即校长），在此供职约20年。
严复可称中国海军建军中的前辈，可他却没有参加海军，更没有参加甲午之战的海战。义和团运动时，他避居上海7年，翻译了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著作，其中就有最负盛名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著。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倡西学，采用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等。
1902年，他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后又与人创办复旦公学，一度任校长。1908年，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及资政议员。辛亥革命后，严复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不久就辞职，以后未再担任任何具体职务。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法意》等西方名著，将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以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系统地介绍进来。
这些思想和理论带给中国人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到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书中阐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厄运的中国社会，敲响了振耳发聩的长鸣的警钟。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达尔文用大量事实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著的《天演论》，是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著作。他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存在着生存竞争，只有强者及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同于生物界，但是由于生物进化论概括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普遍法则，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的。
严复介绍和宣传进化论，正是要人们认识到这一普遍法则，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的，中国只有发奋图强，才不会亡国灭种。当时正处在民族危亡时的凡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无不在苦苦思索、探寻着中国的出路。《天演论》的出现，很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为他们变法革新的合理性提供了思想武器。
严复赞成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不完全同意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发的社会学观点。他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不仅仅从文字上翻译，同时还时常在译文中加上一些按语，以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主张。
《天演论》中阐发的思想，并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却有不同一般的反响。这一方面是严复在翻译时，没有生搬硬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这一理论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对维新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严复宣传进化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但这是次要的。他介绍、宣传的西方先进思想，不仅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发挥了重大的启蒙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几代年轻爱国者都有着启蒙影响和作用。
严复主张西方民主，并对西方民主做了多方面的宣传。他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中西社会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例如，在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在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娱。在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
通过这种比较，严复从实现个人自由进而实现国家自由的逻辑出发，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作为变法改革的根本。这个救国方案，其实就是教育救国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爱国是无条件的，它不应该因祖国的贫富强弱而有所差异。当祖国尚未十分繁荣昌盛的时候，对祖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并以实际的行动，放弃国外更丰厚、更优越的条件，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正是高尚的爱国情操的表现。对每个中国人来说，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是当代爱国情操最重要的体现。
三、对祖国的尊严要坚决维护
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捍卫祖国的尊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不容忍任何人对自己祖国的歧视和侮辱，是爱国情操的又一重要表现。
1931年，吉鸿昌将军赴美“考察”。那时候，中国人被西方人看作“劣等民族”，有些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有一次，吉鸿昌去邮局寄包裹，邮局的职员知道他是中国人，竟轻蔑地说“中国，中国在哪里？我不知道，哈哈……”随行的使馆参赞也埋怨他不该暴露自己是中国人，还说：“只要说‘我是日本人’，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吉鸿昌顿时怒不可遏，当面斥责道：“什么！你要自称是日本人？我，吉鸿昌决不这样做！我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回到住处，他立即制作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佩挂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吉鸿昌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荣，为国家、为民族的尊严而抗争。
此外，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等等，也都是爱国情操在不同方面的具体体现，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情感。
中华民族在近代百年中，由于国家的落后而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百般欺凌。正是崇高的爱国情操鼓舞着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前赴后继，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不向任何践踏自己祖国的势力低头，终于赢来了人民的自由，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
3.保持气节
气节是以廉耻之心为基础的，没有廉耻，就不能以名节自立；气节还要以意志做保证，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能固守心中的道义。大到国家兴亡，小到个人修养，保持和崇尚气节都是至关重要的。气节指志气和节操，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往往表现为坚持正义、在民族危急关头或强大压力面前不屈服的精神。气节是以廉耻之心为基础的，没有廉耻，就不能以名节自立；气节还要以意志做保证，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能固守心中的道义。大到国家兴亡，小到个人修养，保持和崇尚气节都是至关重要的。
《论语·子罕》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它的意思是，一个人与整个军队相比，其力量微不足道，但一个人一旦立定志向，就有了崇高的理想与坚定的气节，这是外力无法改变的。对自己，要坚守志向，保持人格尊严，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对别人，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志向，不可勉为其难。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两亿多年前，严寒使大部分植物灭绝，但却产生了耐寒的松柏；两千多年前，战乱使周王朝衰微，孔子发出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感叹。
松柏傲寒而屹立，多么像在乱世和逆境中保持崇高尊严和气节的人啊！所以，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赞美它们经冬不凋的品质，也就是赞美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坚持真理、守卫正义的人们。
成语杀身成仁原出于《论语·卫灵公》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样歌颂了保持气节的美德。
孔子认为，为了道义，为了理想，应该连死都不惧怕。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光辉典范。近代志士谭嗣同在临死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壮烈诗句，在刑场上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言壮语。
出自《论语·微子》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句同样说明了这一深刻道理：一个人应当具有自己的人格，恪守做人的准则，而不能在强权的压迫下屈服。孔子在《论语》中所列举的微子、伯夷、叔齐等人就是保持自己清高节操的古代贤人。如果为强权所屈服，或为不正当的名利所诱惑，只能降低自己的人格，自取其辱。
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孟子在与别人辩论什么叫做“大丈夫”时曾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做人准则。其实这种“大丈夫”正是保持气节的最好诠释。我国历史上这种“大丈夫”很多，西汉时的苏武就是其中的一个。
汉武帝时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国，匈奴国首领胁迫他投降，先用畜群、财富、官位等条件引诱他，不成之后又罚他到极其艰苦的偏远地方牧羊，断绝他的饮食来源，企图用艰苦贫困的生活迫使他就范。苏武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也不为富贵所诱惑，在匈奴国被囚19年，始终保持节操。后来，他终于回到汉朝。